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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法制度中的大宗小宗并不是以家财地位来算的，而是以嫡庶为别。嫡长子为宗子，为大宗，为族长。庶子为小宗，为宗亲。大宗统率小宗，小宗统率群弟，这就是周公制定的模式。任何一个家族在经历了上百年数代人之后，总有贤与不肖，大宗可能衰落，而小宗则可能兴起。
就以阁老蒋德璟为例，他是小宗出身，哪怕身为帝师阁辅，也没资格出任福泉蒋氏一族的族长。
这种现象在大明已经较为多见了，也是宗法社会不可避免的症候。当年周室以大宗统小宗，建立宗周六师，成周八师，三殷八师，结果却还是逃不过诸侯坐大，最终国灭的悲剧。
朱慈烺受五四之后许多文学作品的影响，不自觉地将宗族权与世俗权统一起来，以为族长权力极大，压迫宗亲。结果自己走了一路之后才发现，许多宗族的小宗比大宗厉害，族长非但普遍被各房架空，有些甚至还要仰小宗鼻息。
他最为忌讳的“宗族对宗人财产权和人身权”的控制，也是误中副车。这种权力其实在父权而非族权。当宗族规模小，父权与族权统一的时候，两者合而为一。宗族开枝散叶之后，族权与父权分离，却是父权高于族权。
在大宗族中，父权的代表并非族长，而是各房的房长。即便如此，碰上子孙有出息的，或经商暴富，或出仕为官，父权对人身权和财产权的控制也就近乎于无了。范仲淹和朱熙都希望整个家族的财产都归于族中分配，其实是大同世界的乌托邦，近乎空想社会主义，就连他们本族后人都没做到。
“这种本末倒置，正是礼崩乐坏之兆！”朱慈烺掷地有声：“若是官府不能出来正风气，天下如何太平？”
他看到好几个族长纷纷点头，心有戚戚焉，知道自己切入点找准了，当即宣布道：“所以日后各宗族族谱，与宗子、宗人、宗亲姓名都存档在官府。每有宗亲大会，亲民官该携此宗文卷与会，另以村老、农老、教官，及外姓老人三位并为董正，以免有仗势欺人之事！”
第514章 宣威布德民大悦（15）
诚如颜之推说的“少年若天性，习惯如自然”，少年时候的习惯甚至会影响人终身。朱慈烺在读书的时候就是学霸一类的人物，很自然地沾染上了“权威崇拜”的习惯。这使得他对明朝，以及明朝社会并不抱有太大的好感。
朱慈烺对宗族的认识，很多来自于鲁迅的小说。然而真正走入百姓之间看一看，与身边饱受“宗法大山”压制的人民交流之后，朱慈烺却没有发现礼法在吃人。而那些出现“吃人”现象的地方，恰恰是因为礼法不被尊重。
因为这样的矛盾，让朱慈烺仔细梳理了一下自己的历史与文学知识，加上这些年来的见闻，总算找到了另外的可能性。
宗族宗法社会本身具有政治和法治两重属性，是对皇权的补充。自己一直纠结的问题，如果细细分析，其实是如何保有其政治属性而击碎其法治属性。
在新文化运动对宗法社会的战争中，新兴的公民思想要击溃故有臣民思想，颠覆传统道德和其价值观。故而在鲁迅等人眼中，历史书里满篇都在吃人，字里行间都是血迹。这些干将们注定要击碎宗法社会政治和法治的双重属性，宣扬自己的价值观，并将之根植于天下百姓的头脑中——所谓启迪民智。
无论是先来的“德先生”“赛先生”，还是后来的“马先生”“列先生”，皆是如此。
当时的中国已经到了病急乱投医的地步，尚可原谅。此时的大明却根本没有那样的社会环境和思想条件。
作为大明的皇太子，朱慈烺从未想过要发展社会主义，至于资本主义也仅仅是一株似有若无的萌芽，所以他在现阶段必然要站在传统道德的立场上，保护宗族宗法的政治属性，巩固自己的法统地位——否则带人革自己的命么？
又因为有前世的记忆，所以朱慈烺对国家司法权十分敏感，这就促使他要击碎宗法社会的法治属性。
一旦开始反思，也就能够看清事物的全貌了。
鲁迅本人和其他左翼文人一直有“论敌”存在，可见在这场战争中他们也只是其中一方，掌握真理的可能性只有百分之五十。如果鲁迅所言切中了所有社会问题的根结，为大众所信服，他就是精神领袖了——事实上他是个斗士、狂人，用流行语来说只是个“小众写手”。
一旦厘清思路，明白自己所面对的问题，自然也就能迎刃而解了。
随着各宗族族谱在县府备案，家规族训、乡规民约都有了府县衙门、三老、外姓的介入，谁也不能关起门自说自话。借着如今皇太子的薄达云天的声望，各家对于这种介入都秉持了最大的宽容和欢迎。而介入者也因为传统思维的惯性作用，以最大限度的尊重，尽量不对他人家事指手画脚。
在互相谦让之下，政治层面的工作推进极快。
关键在于法治层面。
如何保证宗族内部不会说一套做一套，关起门来执行家法？
冯元辉提出的办法是“巡回”。
各县裁判所定期派出法官巡回各村，头一日公开接受诉讼，审理案情。翌日立一帷幕，村中老幼次第而入，报上自己姓名住址，各给红绿豆一枚。无事者交付绿豆，将红豆投入缸中。有冤不能口述者则暗递红豆，丢弃绿豆。
等见过了全村老幼之后，法官便请县里警察一道暗访，查明事情真相，保护弱势诉冤的当事人。
县里有裁判巡回各村，府里有推事巡回各县，多一个渠道就少一份情弊。再加上风宪官或明或暗的监督，不敢说政治清明，暗无天日却绝不能够。
在这番动作之下，河间府任丘县百姓的户籍上多了一项颇有地方特色的填空：所属宗族祠堂。
各宗族祠堂作为宗族核心，一并被官府登记在案，同时登记的还有宗族所有的宗产，包括义田、公田、祭田等等。这在官面上的说法是：保护族产，不使不肖子变卖、偷盗、侵占。然而其后手却是针对那些贪官，防止贪墨资产转移至族中，看似两袖清风，其实已经吃得脑满肠肥。
河间府和新成立的民部，以及大理寺都派了人前来视察。河间府考虑如何将之推广全府，大理寺则要考虑如何形成条文，确定《皇明宗族法》文本。民部嘛，什么都不用考虑，只是来帮忙干活的。
一个主事带了一百个从十岁到二十岁不等的学生，跋涉三百里，到任丘县重新制定户籍本格式，帮着进行补充户籍登记。还要进行宗族人口与非属宗族人口的调查统计，同时也要进行初级的职业调查，看有多少人在从事工商服务业，为日后进行更多的统计调查进行实践。
这主事早就听说过“经济普查”这个名词，是姚桃在转述皇太子训示时不小心说漏了嘴。这四个字颇有些风宪官的意思蕴藏其中，为了能够脱离这个整日打算盘的工作，这位主事自告奋勇前来任丘，希望日后真的有“普查”时，自己能够优先选用。
事实证明，在东宫体系之下，好职位固然众多，但要想获得好职位所付出的辛酸和血汗也是少不了的。
这也是隐形的贪腐成本。一旦被抓，钱财尽失，就连过去付出的努力也都白费了。
在民间商行没能与国家机构展开人才竞争之前，朱慈烺着实有些肆无忌惮。
朱慈烺有个优点，从来不将人想得太笨。他没想过自己挖坑，别人一个个会跳得十分愉快。对于《宗族法》的推广，他决定看任丘的效果，一旦合适就用国家力量强制推行，只要不突破临界点就没有问题。
让朱慈烺意外的事，不等他下令，河间府其他各县已经闻风而动，而大部分宗族则表现出了热忱欢迎的姿态，真正抵触的宗族少之又少，最后也随了大流。
朱慈烺很担心是民政官员为了政绩，下了猛手，又派了人四处巡视，却发现事实并非如此。实在是许多宗族主动找到官家，要求效仿任丘制度。
眼下并没有人意识到族权与皇权存在矛盾。在所有人眼中，皇权是理所当然天下第一，神圣不可侵犯。
宗族内部的矛盾却是存在多时。
控制了祭祀权、在宗亲中有极高影响力的族长，与控制着实际生产资料的房长之间的矛盾；受大宗欺凌的小宗，以及仰仗小宗鼻息的大宗，彼此之间存在的矛盾；想摆脱宗族约束却又不愿失去宗族庇佑的宗人，与深感对宗人缺乏约束力的族长之间的矛盾。
这些矛盾的双方，在自己掌握着强势力量的时候，都希望强者为尊。在自己处于弱势下风的时候，又希望向官家讨个说法，让外人来评评理。
在大家无法平等地坐在一样高的椅子上时，索性全都坐在地上。
秉持着这种想法，各氏宗族纷纷往朱慈烺的坑里跳，生怕自己跳得晚了。
又因为朱慈烺放开了对立祠堂的限制和保护，降低了门槛，许多大宗族甚至因此分裂出来了新的小宗，自立祠堂，开枝散叶去了。一些在当地缺乏底蕴的家族，也能够借此机会立了祠堂，开宗续谱。这些人自然也都成了《宗族法》的坚定支持者。
唐太宗行科举而自得：“天下英雄皆入我彀中。”
朱慈烺此时才真正感受到，原来“坑”也是能大受欢迎的。
在一片称颂声中，朱慈烺的车驾终于缓缓前行，离开了任丘县这个特产苇席的地方。
除了意外地收获了一批苇席之外，朱慈烺也知道了有人要垦荒白洋淀。
这种垦荒一般被当地官府支持，也是朝廷增加田税的重要途径，但既然此地有发展第三产业的机会，自然要在政策上有些偏斜。
“开林垦荒与填湖开地都是好的，”朱慈烺充分肯定了农民的拓展意愿，“但是天下生态，不能光有农田，一样要有湖泊湿地来分水蓄洪。现在为了几亩好地把湖填了，以后受了灾再要改回来就难了。”
“大理寺正好考虑一下，如何出台一部《皇明自然环境保护法》，粗略有三点：可以开山，不可毁林；可以垦荒，不可填湖；可以狩猎，不可令其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