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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并未去过，只有陈伯达、黄永胜、纪登奎等人常去讲话。
开始情势比较缓和。有次，中央领导人接见，叶群问：“胡厚民同志，你的头发怎么卷卷的？”亲切随和，平易近人，教学习班学员心里暖暖地。然而，随着“斗私批修”的深入，气氛变得紧张起来。并且，人数越增越多，连同支造干部和知名造反派也召进京参加学习班，终至，由最初五百余人，达到一千余人。
一天，陈伯达进门就往地上一坐，说：“你们全算知识分子出身，又都是司令；我只读过三年私塾，一个小组组长！”言下之意，不敢与学习班里人平起平坐。警卫员端来折叠椅，他也不坐，只脱去呢外衣垫了，仍坐地上，侧着脸讲话，故意露出内衣的补顶让人看见。纯属作秀。大伙还没从惊愕中缓过神，陈伯达霍地跳起来问：“朱洪霞，你们那里有没有5？16？”
矮胖的朱司令站起来，老实回答：“没有。”陈伯达听了，一言不发，转身背手大步出门。人们被这突如其来的情形震慑住，觉得不是好兆头。心里却很迷惘：自1967年5月，5？16在北京农大、北京外语学院成立到当年6月垮台，工总尚在阿鼻地狱，武汉造反派无论钢派、新派一个劲为工总翻案，并且遭到保守派血腥剿杀，自顾不暇，哪能参与5？16的活动？但是，谁也不敢吭声，大气不敢出一个。有一刻，那么寂静，连手表走动的嘎喳声也听得见，仿佛当年对立派俞文斌等人听见中央*6？26来电的情景！
黄永胜瞧着曾经那般桀骜难驯的造反派显得低眉顺眼，简直与吊死在大榕树上的广州旗派没有两样。心里暗暗好笑。但是，这个地痞出身，为躲避赌债，挑担柴逃出咸宁故乡的大将，除了杀人放火、玩女人有经验，并无多少理论批判眼前这群叛逆者，只好故作庄重，威严地盯着他们；纪登奎似乎有点目不忍睹，垂下眼皮。
朱洪霞还未坐下，陈伯达气呼呼转来了，指着他叫道：“不对！湖北是5？16的根据地、据点、仓库、保险柜、档案库！”说着，问陈爱华：“你说是不是？”陈爱华回答：“5？16从成立到垮台，老朱还关在牢里呀！”陈伯达忽然认出眼前这位干部：“噢，你是王任重老部下，你倒弄得很清楚。很关心文化革命情势啊！”说毕，猛省最后一句失言，赶忙岔开，指着任爱生说：“你也是结合的革命干部吧！”问姓甚名谁，原来职务，听任爱生回答：“湖北省农工部部长。”陈伯达冷笑道：“你的官也不小嘛！你是不是5？16？”任爱生说：“我是共产党员。不是5？16。”陈伯达手一挥，断然地：“不是5？16比5？16更5？16！”黄永胜听到这里，终于可以套上一句：“不是北决扬比北决扬更北决扬！” 所谓北决扬是指新华工学生鲁礼安、冯天艾等人组织“北斗星学社”，以“决心将*进行到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自居，出版“扬子江评论”，发表对运动看法，这些书生意气的幼稚观点被曾思玉、刘丰抓住，指控为极左思潮，别有用心，妄图取无产阶级专政而代之，由理论家康生定性，打成反革命。然而，鲁礼安、冯天艾早于派性倾轧中让新派扭送警备司令部。这自然又教在场的人不服气。纪登奎看出这点，解释道：“伯达、永胜同志的意思是要大家从本质上深刻认识，思想上划清界限。”纪登奎这番话似乎事实求是，大伙比较听得进，于是，纷纷表态，斗私批修，人人过关，互相揭发，狠挖极左思想，克服派性，加强党性。于是，吴炎金批判胡厚民，潘洪斌指斥朱洪霞，朱洪霞揭露胡厚民……学习班开成一锅粥。
有了这个突破，事情好办了。张昭剑借鉴陈再道当年办法，用新派批钢派。至于个人，许诺谁先承认是5？16先解放谁。从党员开刀。党员毕竟读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比较听话，好拿下。果然，钢工总发起人之一、武重革委会主任胡崇元很快承认是5？16。张昭剑做个样板，马上解放胡崇元。工造的王锦明、钢工总的刘万泰不服气，据理力争，便用王任重“枪打出头鸟”策略，当即押回武汉批斗。杀一儆百，再没人敢硬顶了。接着，吃柿子拣软的捏。软硬兼施，声明，是推一推，拉一拉的问题。结果，一个与雷正茂要好、出身不好的女人承认，她参加5？16为雷正茂介绍，并且，在张昭剑暗示下画出填写的5？16成员表格式样。有了这一凿凿铁证，雷麻子很快也缴了械。
尽管同是党员的胡厚民、杨道远，两人口供很硬。并不妨碍将他俩定成北决扬幕后操纵者。通过朱洪霞一干人回忆平常闲聊的话儿，整理出胡厚民三个长期斗争，即：新干部与老干部、革与保、钢与新的长期斗争。杨道远则是抢枪乱军等罪名。两人马上成为众矢之的，连上厕所也有人跟随监视。实际上，胡厚民、杨道远，包括任爱生、陈爱华等人命运早由远在武汉的曾思玉、刘丰、张体学商定了。部队里人对地方不熟悉，主要听地方干部的。就像陈再道依赖张体学一样，曾思玉、刘丰也听张体学的话。张体学曾对吴炎金评论胡厚民、杨道远：“这两人不简单，别看不说话，有野心啊！”劝吴炎金保持距离，少与他们接触。任爱生、陈爱华等，既为党内派系倾轧，亦属精英阶层叛逆，更招人痛恨，自不必说。学习班早标定要整什么人，找顶合适的帽子往头上戴罢了。承不承认都是一个样。在劫难逃。
同样，量身打造，湖北有北决扬，湖南有省无联，贵州有启蒙社……湖南利用唐忠富整叶卫东；河南利用唐歧山整申茂公；江西利用涂烈整万里浪……凡有造反派，必有反革命。很多人对此匪夷所思，大惑不解。其实道理很简单，造反如果造到既定方针之外，用刘少奇的“工具论”解释，超越工具功能，譬如一头猎犬，本用于打猎，现在反过来咬猎人，自然只有废弃，甚至消灭！虽说青年学生的言论不过幼稚地套用革命理论，乃至完全引用马列、毛泽东原文，但，其观点有意、无意触动政权本质，便引起警觉。共产党就是靠办报、结社搞成气候的，毛泽东说，凡是推翻一个政权，要先造舆论，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受到冲击的精英阶层深知最高当局此等忌讳，不约而同地利用这点打小报告；同时，他们深谙团结绝大多数，打击一小撮策略。采用“革命好比割猪肉”，一刀刀割，先割最难缠、最头疼的激进派，其余部分留着慢慢处理。而毛泽东对刘少奇予以毁灭性打击后，也亟需安定下来，早已打过招呼：“现在有可能轮到小将们犯错误了”。不知进退、不知自保、一味冲锋的激进派其悲惨命运自然无可避免！
毛泽东说：“办学习班是个好方法，许多问题在那里可以得到解决。”真是至理名言。就这样，达官贵人、精英阶层，做个小动作，进道谗言，便名正言顺，兵不血刃，向危及他们既得利益的平民阶层中叛逆者再一次进行了清算和报复！
北京学习班办在皇城脚下，运用中央威信，施加政治压力，表面比较文明。在湖北就大不一样。湖北日报张世铭、刘长生，因涉嫌印刷厂书记沈逸群失踪案，刚从北京学习班回汉，即被公安局拘捕。四个身强力壮的警察抓起胖胖的张世铭甩麻袋般丢上警车，而后跳上去用皮靴狠狠在背上跺。带钉的皮靴踩得张世铭背上尽是血窟窿，背上的肉踩进脊梁骨缝里，骨头当时断了三根！刘长生被打得大便失禁，只好胡乱承认他们杀了沈逸群，匿尸郊区池塘。按照刘长生供词，人们在水里果真捞出许多骨头，并且开了追悼会，向遗体告别。然而，后来一化验，竟是付狗骨头，一时传为笑谈。两人毫无证据地关了五年，宣布无罪释放，已经形同枯槁，连话也不会讲了。
1969年5月25日呈递中央的汇报材料，湖北省革委会承认清队中对造反派“存在逼供信错误”，时至此刻对中央精神，心领神会，有了底气，毫无顾忌大打出手。省委学习班利用原保守派组成专案组，采取捆绑吊打、坐水牢、车轮战、疲劳战，肉体上进行摧残，精神上进行折磨，逼供、诱供、指供，无所不用其极。当事人不堪刑讯，但求速死，图个痛快。在小东门省学习班，一个晚上便自杀身亡三人。一个卧轨，一个投水，一个上吊。全省有六十余万造反派被投入集中营似的学习班，恩施专区有个偏僻小县打成5？16、北决扬竟达一百余人，武汉有单位七分之一的人成了北决扬分子，全市被*致死近五百人。全省逼死、逼疯据不完全统计达五万人之多！当事人罹罪，株连亲属，这是中国传统，自不必说。更有甚者，让两者痛苦交织起来。譬如，武钢九？一三造反派头头李湘玉身为市革委会副主任，专案组长乘李湘玉关在学习班里，用威胁手段多次*李妻，还强迫她用嘴含住生殖器。从人格和精神上进行侮辱摧残。致使李湘玉早早地忧愤悒郁而死！这类事绝非个案，譬如，枣阳公路站革委会主任刘某妻子同样在丈夫住学习班期间遭公路站书记强暴，刘某因此受剌激，神经失常……
杜玉章竟然在这场浩劫中得以善终，不能不算是奇迹。
中央7？23表态后，杜玉章向吴炎金表示要退下去。吴炎金劝道：“现在刚刚取得胜利，大局未稳，你这样抽跳，许多工作谁来做呢？总得找到人办交接吧？”杜玉章想想，勉强答应了，但是，声明决不进入市革委会，连工代会职务也不肯担任。私下里，杜玉章对刘立功讲：“立功，你知道‘无官一身轻’这句俗语吗？”立功回答：“知道。还有句，‘有子万事足’。”小蓉瞟世兄一眼：“立功哥，我爸是让你对对子吗？”自继红跳楼身亡，小蓉不知不觉与杨卫东冷淡起来。表面原因，小蓉倾向钢派观点，杨卫东属新派，实则，伊是对立功旧情复炽。受到世妹质问，立功难为情地一笑：“我懂，师父是要我莫迷恋当官。其实，我也不喜欢当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