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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方兴未艾的法家，讲究的是“不法古”，但是他们的目的性只是强兵争天下，至于天下安定之后怎么样，也只留下一句“不法古”，天下既定，争天下之政便是“古”，可惜他们没有描述将来到底应该什么样，缺乏一个“主义”可供参照。
君言即法的基础之下，“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的想法是美好的，但却又会矛盾的，君言即法，如何能够做到君从法？这是法从君而非君从法，因为墨家在逻辑辩论上认为这是行不通的。
而二十年前商丘城下的墨家大聚，适着重解决了墨子所说的“上之所是，必皆是之；所非，必皆非之。上有过则规谏之，下有善则傍荐之”的问题。
这些话若是只取半句，根本就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意思。
“上之所是、必皆是之”，若只提半句，那就和君言即法没有任何区别。
“故选天下之贤可者，立以为天子”，若只提此半句，又无法解决时代之下信息传播速度过慢和物质基础不足的矛盾。
是以墨家需要有自己的体系和逻辑，在逻辑之内，使得“民主而集中”，同时可以让“上有过则规谏之，下有善则傍荐之”的同时，又能集众义集权，以施政。
在物质基础不足的时候，这是唯一一种可能变革“家天下”的手段。
若是一家一姓之天下，那么“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终究就是一句空话。墨家一直认为，以利导人，方为大义，让天下人从天下得利，才能够最终做到“天下兴亡天下人必愿负责”。
这一切又需要开启民智，是个漫长的过程。
这一切都在默默地进行，譬如吴起曾看到的村社里的人讨论“是否给从宋国进口的粮食加税”这种事，就是在鼓动民众争取自己的利益，明白此时的国到底应该是个什么。
这种看似没有意义的事，最终才能潜移默化，当每个人都知道自己的利益所在的时候，便会明白什么样的制度才能保证他们自己的利益，才会去主动争取。
墨家至今为止的一切政策和评论，又都紧扣“天下”与“利天下”这两个问题，并无逾越，是故也算是做到了“从心所欲而不逾矩”，只不过此矩非彼矩。
墨家通过印刷术和辩论，牢牢地保持着“义”与“利天下”的解释权，甚至于对于“英雄”这样的词汇，都让市井间有了不同于以往的定义。
于义与利天下，天下诸子如今莫能与墨家争。
于天下财富总和的增加、生产力的发展，天下制度莫能与泗上相较。
于广大百姓之利，墨家如今已经很明确地指出世卿贵族是蠹虫，尽可能地团结了商人、手工业、农奴的利益支持，并且提出了一个没有世卿贵族的乐土构想。
于文化制度，墨家终究是中原学派，与儒家争得是“服丧三年”还是“服丧三日”；争的是“视死如生”还是“节葬节用”；争的是“黄钟大吕”还是“下里巴人之乐”。归其根本，那是内部的文化之争，不是夷狄与中原之争。
这种持续了将近二十年的宣传鼓动、持续了二十年的技术革新，所带来的种种变化，在吴起身上就可见一斑。
若二十年前，吴起不会对自己的抱负产生任何的怀疑。
不做卿相，誓不回乡。这若在二十年前，确实是说出来可以招致无数人耻笑以为做梦的抱负。
可现在，吴起却觉得这抱负……如同深闺怨妇：旧制度之下，世卿执政，士人难为卿相，于是心生不满，可不满最终所作的决定，却是要在这不合理之内有自己的一席之地。
比之墨家所构想的鼎新天下，终究落了下乘。
现在，即便英豪如吴起，受到墨家这些学说的宣传和影响，也开始不可避免地思索自己抱负的意义。
有泗上富庶之珠玉在前，执政治政若想超越墨家太难了，那些原本稍微做一些就可以名垂青史的变革，现在需要做的更多、效果更好才能算得上是施展抱负。
他不是世卿贵族，也没有广袤的封地田产，对于墨家的政策并没有天然的出于阶层利益的本能反感。
但是他知道自己已老，若是自己年轻之时墨家便已如此，他定会投身墨家，以野心施展抱负，执政天下。可现在，他与墨家的规矩不合，所能施展自己抱负的只余秦国。
适谈及到抱负，谈及到英雄，也谈及到了残酷的现实，似乎秦人向西拓展已经是唯一可行的路。
至于说秦地变革能否成功、能够压服那些世卿贵族与公族势力，适似乎信心满满。
毕竟，胜绰等人就算是叛墨，也是有些本事的，如今秦君势力已成，三县之地世卿已经不能胜，再得铁器，又有吴起掌兵，又有民众支持，秦地变革已然是必然。
适只想想要引诱秦国变革之后，向西拓展。若是以往，断无可能。然而现在，铁器已出、马镫已用、火药已燃，又有索卢参西行之举，向西得利已经成了秦国的另一种选择。
此时向西，依靠中原的组织术和技术代差，是吊打小朋友。可向东向南，无论是魏还是南郑之墨，对于秦国而言都是弊大于利的选择。不能成功，便谈不上抱负。
吴起明知道适说这些，为的还是墨家的利，可是适处处讲的都是秦君的利、吴起的抱负，竟似乎只有这一条路可选。
适见吴起在那沉默不言，心中暗笑。
心道，这自然有技术发展带来的代差，向西扩张秦国有利可图。可也多亏你自己在西河多年编练武卒，你自己扼断了秦人二十年内向东的可能，不得不向西。
这天下大势编织成的套索，你明知是套索，却也不钻也得钻，别无他途。
第四十九章 先质后文
片刻后，适拿出一本索卢参这几日编纂的西行过义渠禺知的见闻风俗。（全本小说网，https：//。）
从义渠到禺知，一路上并非荒漠，真正到荒漠也至少也道过了黄河之后。
这些见闻此时对于秦国而言算是无价之宝，但是对于其余别国来说，却属于只能看却不能用的内容。
这本小册子，适送给了吴起，并没有送给此时官方级别更高的那几名叛墨。
这时候，献图献册于君侯，都有封赏，也是进身之阶，想来以吴起的名声用不到这东西当做阶梯。
只是终究适和叛墨之间存着一些疙瘩，背叛者最难被原谅，因此宁可将这些东西给一个“外人”，也不可能给那几名背叛者。
除了这些之外，适又拿出一本小册子道：“这是墨家众人以天志为依，所提出的一些在秦地变革的想法。如按墨家之义，这里面的内容都不是全对的，但是想来秦君既揽叛墨，也不会用墨家之义。”
“临火灾而骂，不如抱盆去救。虽不能灭火，却至少尽了一份力。这里面的东西，是在你们能够接受之下，又能让民众更加得利的策略。”
“铁器之术，我们可以派人去秦地，以行变革。但有一样，秦地的文字必须是用墨家以及天下市井间通用的这种文字。度量衡亦然，若不能，墨家则认为秦地得铁器不能利天下而只能害天下，必以为敌，且不能修建铁炉。”
“至于制度，正是鞭长莫及，那就另说。”
吴起接过，随意翻看了几页，点头道：“正好合用。若秦君亲见，也必能答允。”
适微微一笑道：“如此就好。若秦君向西，公成大业，也勿忘施以仁义。”
吴起也笑道：“仁义之说，儒生常谈。墨家如今也谈仁义？”
适摇头道：“此仁义非彼仁义。如义渠之俗，死而火葬，义渠以为‘孝’，于中原则为‘不孝’；如桥夷之俗，烹其长子以纯血统，桥夷以为善，中原以为恶。”
“墨家自有墨家的仁义勇，如寻常人的勇，在墨家看来不过是五刑之勇、渔樵之勇。如聂政刺秦，长虹贯日以绝秦祭河伯之祀，此为君子之勇。”
“儒家之仁，谓之克己复礼。墨家之仁，谓之爱己。爱人如爱己，是为兼爱。”
“自己因为私利而伤害别人时，其余人也可以因为各自的私利伤害你，是以需要每个人出让一部分权利，以成公权维持自己不被他人伤害。不被伤害，这是爱自己的基础，是以集众义以行公权，是为墨家的仁的基础，而非克己复礼的仁。”
“至于义，自不必谈。义之大者，利于天下。”
“墨家之仁义，总有一天会通行九州，响于诸夏，儒墨之争，亦是争于仁义。争取仁义，便是争对天下人事的评价。”
“尝有人说，杨朱利己，是无君也；墨家兼爱，是无父也……这里面没说杨朱和墨家坏，只是说无君无父，因为无君无父在以往的规矩中就是大逆、大坏，坏已经不足以形容。”
“可若是将来一日，墨家的仁义传于天下，以为天下之上流而非下流，这无君无父，我看未必就是什么坏词嘛。说不准还有人以此为荣，以无君无父自称，以彰显自己利天下之义，做汤武革命之先驱。”
说到这些，适才真正算是以墨家这个学术团体二号人物的身份来评论这件事，即便仲尼已逝、墨翟长辞，儒墨之间仍旧死敌，可以夸赞仲尼，但是对于儒家的学说必须要站在墨家的角度上批判，这是个原则问题。
容不得和稀泥，更不能伪装为“理客中”，除非适不想做巨子了。
儒墨之争，在正常的历史中，到后期墨翟去世后已经达到一种极为尖锐的地步。
原本双方都已经展开了全面的人身攻击，墨子存活时尚且可以称赞仲尼而非议儒家，可等他一去世，双方的矛盾势如水火。
以至于就是直白的人身攻击，尤其是《非儒》中，开创了贬斥孔子的先河，不称仲尼，不称孔子，而是一律称之为“孔某”，这种带有一丝人身攻击蔑视的称呼也一直流传到了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