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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无法承受，只得亲自服役。以后历朝历代都有类似强拉民役的办法，只是名称不一。
从以上种种可以看出，两汉这种赋税、劳役、兵役制度，对于普通民众来说是极沉重的负担与剥削。而对于家资丰厚的豪门大户来说，这实在算不得什么。
在我国封建社会的各个朝代中，汉代的田税相对来说是较轻的，然而正是这种较低的田税，反而给普通农民或佃户带来了沉重的负担。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奇怪的现象呢？且听在下仔细分解。
这种轻徭薄赋的政策，对于西汉初期和东汉初期大量存在的自耕小农是有利的，从而对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以及农民生活的改善起了促进作用。值得一提的是，汉租所谓三十税一，是按照土地多年来的平均产量﹐依三十税一的比例折合成固定的税额来征收﹐是一种定额课税制。即所谓“较数岁之中以为常”，“以顷亩出税”。
这种衡量税收额度的方法，减少了朝廷的工作量，也使得农民在丰收之年也可以按照往常年景缴纳田税。然而，一旦遭遇自然灾害，田中产量减少，若还是要按照原来的田税缴纳，则无疑会给农民造成极大的负担。因此，极为脆弱的自耕农民一旦遇到灾荒年月，便不得不向地主借贷，甚至卖儿卖女。
相对于轻薄的田税制度，口赋与算赋，乃至徭役、兵役制度，才是压在老百姓身上的大山。无论是口赋、算赋，还是让人代替自己服劳役和兵役，都需要大把大把的五铢钱。而农民在日常的劳作之中是不能生产金钱的，只有靠贩卖粮食与自家织作的布匹换取五铢钱，用来交税。这种金钱的获取方式无疑是极不稳定的，一旦遇到一丁点儿意外状况，或是雨水不调，或是家中有人生病，便可能会导致其破产。
因为朝廷的赋税极轻，以土地收入作为主要财产来源的地主豪族，其名下耕地越多，所享受到的利好也就越多。然而地主不可能自己去种田，只会雇佣失地的农民作为自己的佃户，朝廷虽然只收取三十分之一的赋税，可将土地租种给农民却能受到所产十分之五亦即一半的田租。所谓：“官收百一之税﹐民输泰半之赋。官家之惠优于三代﹐豪强之暴﹐酷于亡秦。”
因此，这种不用耕作便能坐收极大利好的经营方式，愈发刺激了大豪强地主的贪婪欲望，促进了他们兼并土地的贪欲，许多道德沦丧而缺乏同情心的豪族地主便利用灾年千方百计地促使自耕农民破产，从而扩大土地兼并规模。最终使大量自耕小农沦为租佃农民或依附农民﹐从而促使西汉中期及东汉中期以后土地问题日趋严重。
不过，为什么又会出现所谓隐匿户口的现象呢？
按说老百姓也不傻，同样是耕种土地，为什么要依附于豪强地主？自己开垦荒地难道不行吗？此时依旧是地广人稀的状况，若是去开垦荒地，所得良田都是自己的。可是即便如此，朝廷还要征收口赋与算赋、还要征发劳役与兵役，破产的农民连饭都吃不饱了，拿什么去应对？
因此，进入庄园之中，依附于豪强地主，成为隐匿人口，从而躲避赋税与劳役、兵役，便成了许多破产农民被迫成为流民之外的唯一选择。此外，在大规模自然灾害爆发的时候，流民激增，购买力大减的同时，工商贸业也遭受重创或崩溃，城市中的小手工业者和商人又会遭受到灭顶之灾。
然而，正是这种大规模的自然灾害，却反而造就了豪门大族一场兼并土地的饕餮盛宴，若是平民老百姓再不敢反抗，老老实实地该饿死的饿死，该冻死的冻死，对于豪门大户来说便更加完美了。
由此可见，灾荒之年并非真的没有粮食，而是粮食都在豪门大户的手中，成了他们兼并土地乃至收揽人心的利器。在这个时代，所谓的天灾虽确是天灾，却更加是一场人祸，社会资源分配不公虽确实会刺激竞争，却终于会对人类社会造成毁灭性的打击。
所谓苛政猛于虎，真的不是一句说说而已的套话，这就是生活在汉朝的普通人所要承受的压力。
人生之难，一至于斯。
第三百七十一章 土地问题的出路
要想在颍川郡实现军事一体化，彻底消除散布各个庄园的私人部曲力量，便不得不从根子上将庄园经济的基石打破。/全本小说网/https：//。/最简单直接的方法就是将草创于明朝，在清朝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普遍实行开来的摊丁入亩的赋税制度拿出来。这种赋税制度的主要内容，便是将中国实行两千多年的人头税废除，而并入土地税。
只要算赋与口赋这两项废除了，而单以朝廷三十税一的制度收取田税，哪怕是十五税一甚至是十税一，也是对农民压力的极大减轻。农民压力减轻后，自然会开垦荒地，不再托庇于豪门大户。只是郭斌不过是一个小小的颍川郡守，如何能够轻易改变朝廷的财政制度？
相对于田租来说，算赋与口赋反而是朝廷收入的主要来源，其中算赋归于中央财政，而口赋则直接进入皇室的腰包，若是将这两项取消掉，那么中央财政收入从哪里来？皇室的开支又从哪里来？在如今天下乱起，朝廷需要四处派兵，中央财政压力巨大，中央政府临近破产的时刻，想要将人头税取消，无异于痴人说梦。即便是天子刘宏与朝中诸公都知道这是饮鸩止渴，也不得不将眼前的危急先渡过去再说。
如今想来，汉朝廷所以一而再，再而三地削减田税，在很大程度上应当也是为了减轻农民负担，抑制土地兼并，从而保得江山稳固。朝廷减税，获利者是拥有大量耕地的豪门大户，他们雇佣佃户为自己耕田，收取一半的收成，转过手来再向朝廷支付三十分之一的田税，这么好做的买卖，谁不想着扩大规模？
这里面的门道难道朝廷真的自始至终都被蒙在鼓里，一点儿也不知情吗？朝中的高官显宦那是心里清楚却不说出来，天子可能是不知道，可也断然没有被瞒了四百年的道理啊！就算是刘邦想不到，文帝、景帝也都没有意识到，可出身草莽的光武帝刘秀难道还不清楚吗？只是这种经济形势经历了几百年的发展，大势已成，朝廷也是有心无力罢了。即便只是想要削藩便搞出七国之乱的事情，西汉王朝差点儿便换了天，若是想要同时与遍布天下的豪门大族打擂台，便是贵为天子当也是心胆俱寒吧。
因此，在郭斌看来，朝廷在这件事上只是揣着明白装糊涂罢了。春秋战国时候，因为井田制的实行，土地问题的核心都集中在井田制是否废弃的问题上面。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公田逐渐被撂荒，私田则不断被开垦扩大，此时人们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了私田是否合法的问题上。而自从商鞅变法，乃至秦统一六国之后，私有土地方真正走上了历史舞台。
可以说，统一度量衡的出现为私有土地合法化提供了极强的推动力，因为它的出现促使原来通过分封“发工资”的现象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而出现了依靠统一的量器计量粮食的方法，而朝廷则依照这种新式的衡量方法给官员发放俸禄。官秩中所谓“六百石”、“二千石”，所说的便全都是粮食的数量。
同时，统一的度量衡的出现也为国家更新税法提供了依据。在原来的井田制中，通过耕种公田“交税”的方法是相对粗放的，而有了统一的量器之后，田税则可以通过这种方式统一缴纳，原本公田被撂荒的担忧自然也没有了。因为田税的征收是针对私有土地的，你有多少地就需要缴纳多少田税，你开垦的土地越多，所要缴纳的田税自也就越多。从此以后，即便是原来的公田，也可以通过雇佣佃户、奴仆耕种的方式运作，从而收取田赋。
因此，可以说正是统一度量衡的出现，才促使天下税法改革，从而形成了秦汉以后土地兼并的现象。故，人还是要对大自然保持适当的尊重的，谁都不知道自己的一个举措会引发怎样不可预知的后果。度量衡的发明固然带来了许多好处，促进了人类经济形式的革新与政治制度的改革，促使新的俸禄制度出现，从而使文官制度有了大发展，却也带来了这个困扰了中国传统社会一千六百多年的土地兼并问题，多少王朝的兴衰都是因此而起的啊！
也就是说，在汉朝即便是意识到了土地兼并不是好事，却也没有历史经验可以用作参考，因为规模庞大而剧烈的土地兼并正是从汉朝开始的。
当汉朝廷意识到土地兼并的危害时，已然是积重难返，想要解决这个问题，则势必先要将这个朝廷连根拔起。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当中央政府手忙脚乱地想要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才发现，他们竟然束手无策，唯一能做的便是降低田税。所谓“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也”，贫民百姓虽不能享受到降低田税的政策，却至少可以通过这种方法博得豪门大户的好感和支持，否则若再增加田税，豪门地主们也增加老百姓的田租该如何是好？
因此，朝廷越是降低田税，豪门地主获利便越丰厚，土地兼并的欲 望便会愈发强大而不好节制，豪门地主们便会越发不择手段地迫使自耕农破产，沦为他们的附庸。这样便形成了一个恶行循环，使得各地豪族规模越大，实力越强，中央政府也越来越无力解决土地兼并的问题，最终爆发出来也便毫无悬念了。
而想要解决土地兼并的问题，从根子上打破庄园经济的经济形势，便要极力发展生产力，使得人的劳动力在农业生产中所要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小。比如以前犁地，需要几个人抡着锄头在骄阳下从早忙到晚，干一天才能完成松土的活儿。然而，有了畜力介入之后，只需要一个人扶着犁并掌控住耕牛，一日便能将活儿干完。这样一来，庄园所需的劳动力自然就少了。然而，为了防止地主们利用节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