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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郭斌此时这一番行为，既是为了颍川郡进行精神文明建设，使大家有一个可以为之奋斗的共同目标，也是为了借机整合整个颍川郡的政治力量，努力扩大自己的实力，使得颍川在即将来临的乱世之中获得生存的砝码，自然也有重新提振士林气魄的愿景在里面。当然，在长远来看，激发民族意识，使天下人都具有身为华夏国族的自觉、骄傲与责任心，才能在即将到来的五胡乱华之中站稳脚跟，乃至彻底将这种可能性扼杀在摇篮里。
中国虽然早在公元前三世纪便形成了统一的庞大帝国，也在某种意义上形成了一个概念模糊的民族，可是其与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却并不相同。其中最大的差异，便是民众效忠的对象不同。
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成员效忠的对象乃有共同认同感的“同胞”，以及其共同形成的体制，其认同感的来源可以是传统的历史、文化、语言或新创的政体。而两千年前中国所形成的尚处于初级阶段的稚嫩的民族国家，其效忠的对象则是君主，亦即所谓的忠君，即便是有思想先进者所提倡的“爱民”，也是建立在忠君的基础上的。
孟子所谓民贵君轻，不得不说已经有了建立民族国家的苗头，可是囿于时代的限制，他的继承者们又不得不受到忠君思想的影响。董仲舒提出天人感应的思想，便不得不通过“天能干预人事，预示灾祥，人的行为也能感应上天”这种蒙昧而带有迷信色彩的说辞，通过上天来巩固天子地位的同时，也通过上天来限制天子无限的权力。因此，董仲舒的天人感应思想，虽然为国家大一统和天子独揽大权的理论提供了依据，在某种程度上却又限制了天子的无上权力，为普通士民百姓限制君权开了一个口子。
可以说，董仲舒这种深据“买一赠一”特点理论的提出，既为汉武帝时期提高国家凝聚力，全力以赴进行对外战争，攘除塞外匈奴的大政方针提供了坚强而有力的支持；又使得儒家自此成为汉朝的一门显学，更为东汉朝士人团体反对外戚、宦官专权的斗争提供了理论依据。
在党锢之祸中，士人阶层大致代表了社会良心，是一股蓬勃向上的积极力量。郭斌的打算是，借助并扶持这股积极力量，使得其不会如历史上那般在党锢之祸中便将尊严丧失殆尽，最终在五胡乱华中被完全摧毁。因此，如今郭斌建立祠堂祭祀刘陶的做法，既有立足于当时环境中的功利性地考虑，又与为了保存民族脊梁的长远目标相互切合，是他在汉朝一步步建立更确切意义上的民族国家的大方针所必须要采取的措施。
郭斌说完这一番话，下面一片寂静，待过得片刻方暴起山呼海啸般的掌声。即便是以戏志才的放 浪不羁与司马徽的淡泊静远，面上虽不曾变色，拢在袖子中的双手却均是激动得不住颤抖，想来是听懂了。
这一番话，口口声声是夸耀汉朝的丰功伟绩，一口一个要为了华夏民族不惜己身，说的却全是党人，一句忠君的话都没有。对于党锢之禁的根本原因，士林中绝大多数人都只是看个大概，很多人更是为了好名声而投身进去。然而，这表象却骗不过像司马徽、戏志才、荀彧、徐庶这样的顶尖谋士去。
这几位跟着郭斌时间都不短了，尤其是戏志才，与郭斌关系最为紧密，是最早跟着郭斌的谋士。一般的文臣武将跟定了主公，是要给人出谋划策，鞠躬尽瘁的，可郭斌倒好，在大事情上那叫一个拿得定主意，手下的人大约只要照着他划定的大路子走，工作便基本不会出现大的差池。即便是以戏志才、荀彧、徐庶之才，也不得不承认，自从跟着郭斌以后非但学到了许多新东西，连看待世界的眼光和格局也高了许多。
官场上的那些弯弯道道郭斌似乎压根儿就不在乎，可是他越是如此堂堂正正地横冲直撞，越是没有人敢给他耍阴招、使绊子，便是以十常侍之首张让的嚣张跋扈，在郭斌面前亦只有唯唯诺诺的份儿。
仔细想来，郭斌从未用过什么险计，即便有时候看起来险之又险，却是计算妥当之后再做的。当初长社之战，郭斌率领六百骑兵冲击二十万黄巾大军的连营，将南路黄巾主力的作战意志摧毁得七零八落。这听起来似乎是险之又险的一战，却是郭斌算定了黄巾大军规模过于庞大，各部之间联络既不顺畅，军令不通，军事素质又是良莠不齐，难以组织起有效的抵抗，再加上黄巾大军联营连绵广大，处处都是破绽，波才便是想要组织精锐兵力防御，那也是防不胜防。
再说广宗之战，郭斌之所以敢于只身入敌营，是算定了这些黄巾军精锐早已走投无路，投降官军是他们唯一的出路，况且又有褚燕知晓他与张角的关系，因此郭斌是官军之中最适合前去招降的人。况且，以他与张飞的功夫，若是真的出现意外也自可脱身。不要说小小的广宗城，便是京城大内亦可来去自如，更不要说当时城中的百姓里还有许多关风龙的弟子在其中呢。
要说郭斌使计的战斗，怕只有当初在塞外伏击鲜卑大单于和连的那一次。双方实力相差太大，若不巧施奇谋，怕也难以胜得如此干脆利落。郭斌年纪虽不大，在战场上却足够谨慎，他所坚信的战争原则便只有一条，那便是以多胜少。即便是在全局上兵力少于敌方，也要在运动中撕扯敌方阵型，以期在局部形成压倒性优势的时候一举获胜。
正是因为郭斌这种战略战术思想，使得他手下的文臣谋士也都受到了影响，凡事都要站在高处，在将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摸清楚后，有了高屋建瓴的认识，再做决定便会大大提高获胜的几率。
显然，如今郭斌这一番话的意思，戏志才等人也明白了个七七八八。
这一章却是要了潜阳的老命了，古文果然不是潜阳肚子里这点儿墨水能驾驭得了的。贻笑方家便贻笑方家罢，就当是抛砖引玉了。
第三百六十五章 适当放纵
适才郭斌所讲的那么一大坨东西，就是在说一件事情：我们是一个民族，我们要爱我们的民族，只有为了民族的兴旺发达无私奉献，英勇付出的人，才值得人的尊重，刘陶如此，那些在英勇奋战中逝去的英雄亦是如此。//全本小说网，HTTPS：//。）//
古人所谓忠君爱国，忠君永远是要排在爱国之前的，因为国家是一个宏大而看不见摸不着的概念，君王则是一个看得见摸得着，活生生的一个人。在这个时代，你爱不爱国很少有人能意识到，自也不会有人出来干涉你，可你若是不忠君，那便乖乖不得了，等着查水表。
举个例子来说，北宋年间出了一个以刚直足智著名的参知政事寇准。在宋朝，这个参知政事便相当于副宰相，当年王安石主持变法之初，所任便是这么个官职。景德元年（公元1004年）九月，辽圣宗耶律隆绪和他的母亲萧太后，率20万大军，从幽州出发，浩浩荡荡，向南推进。大辽军队兵锋所指，北宋朝廷一夕三惊，便有人提出要迁都南下。这时候寇准就不同意了，他极力反对南下，反而应当积极备战。
这个寇准很能干，为人也真是刚直，就在他获得朝堂上斗争胜利，朝廷定下要应战的策略后，竟“丧心病狂”地督促宋真宗御驾亲征。
御驾亲征这个词可谓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了，它指的是皇帝亲临前线、指挥军队、征伐敌人。可以说，除了在马上打天下的开国皇帝，御驾亲征的例子是极少的，当然如唐太宗李世民、明成祖朱棣这样的特殊情况要排除在外了。
因此，一般来说御驾亲征只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大局已定，天子御驾亲征是去走走过场，激励一下士气，也为自己积累一点儿光辉、伟大、正确的资本，提升一下自己的威望。不要以为这是虚的，不起作用，天子本身便具有政治上的优势，天生便是整个帝国的统治者。这话没错，可是正因为天子是天然的统治者，他才更加需要稳固政权，要不断敲打臣子，因为臣子们都是从亿兆子民中拼杀上来的人精，而天子大约除了在出娘胎的时候努力哭了两声便没做过更难的事情，他们所以能继承皇帝位，靠的是血缘。
御驾亲征的第二种情况，则是情势已经极其危急，非御驾亲征则国破家亡在即了。在这种时刻，天子上了前线则能极大地鼓舞士气，士气提振起来之后，战争的胜率自然要大幅度提升嘛。
然而，御驾亲征一旦失败，其后果是没有人能承担得起的。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御驾亲征便要面临着失败的风险，这是将天子逼在墙角了嘛！若是胜了，那是应当的。天子嘛，人中之龙，永远伟大、光明、正确。若是败了，威望受损都是轻的，天子死社稷的事情都不是完全没有可能发生的。
当时的大宋朝，可以说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了，一旦真的迁都避战，那民心士气就散了。因此，寇准便极力促成宋真宗北上御驾亲征，甚至逼着天子由汴京而韦城，由韦城而澶州，甚至逼迫着天子从相对安全的南城行宫，渡过黄河到北城巡视了一圈。果然，此时宋军士气大振，战斗力直线飙升，再加上辽军先锋萧挞览在澶州城下被宋军以床子弩射杀，辽军士气大沮，被逼签下了澶渊之盟。
此后宋、辽之间百馀年间不再有大规模的战事，礼尚往来，通使殷勤，双方互使共达三百八十次之多，辽朝边地发生饥荒，宋朝也会派人在边境赈济，宋真宗崩逝消息传来，辽圣宗“集蕃汉大臣举哀，后妃以下皆为沾涕”。当然这事儿不知真假，若是真的，宋真宗这种与邻国后妃“结下深厚情谊”的本事倒真的令人敬佩了。不过，因为寇准使得北宋国祚延长了一百多年却是事实。
如此看来，既然立了这么大的功劳，身为天子的宋真宗应当真心感谢他了吧？然而事实上却没有人说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