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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见郭斌说完那番话以后，便亲自上前抬起盛放着刘陶衣冠的棺椁，与赵云、戏志才、荀彧、徐庶、关羽、张飞、黄忠、陈到几人一同将其葬入祠堂后的墓穴之中。待新建的墓穴填上土，郭斌便亲手奉着刘陶的灵位进入祠堂之中，将其端端正正地摆放在主祭位上。
待郭斌怀着沉痛的心情将其摆放好后，主持仪式的荀彧大声道：“黄巾之乱及塞外之战中，英勇就义之英灵入祠！”
这时，便见几十个人各自捧着灵位依照顺序进入祠堂，待将木制的灵位摆放在配享的位置后，方依次走出祠堂。郭斌在中原剿灭黄巾的几次大战中，手下伤亡虽极少，在这冷兵器作战的战场上，却也极难做到零伤亡，这些捧着牌位进入祠堂的，都是随着郭斌南征北战牺牲之人的家人。
随后，戏志才命人将早已写好的牌匾挂在了祠堂正门，便是端庄中正的“英烈祠”三个字，祠堂正门两侧也挂了一副楹联，便是“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这句林则徐的诗放在后世来，可能已经被说烂了，可让如今的人看了，却是振聋发聩。这些，自然又都是出自郭斌的手笔了。
西方民族国家的出现，是一个团体，一个地区，经济、政治、军事等方面的因素共同作用产生的结果。社会经济的发展造成了社会阶层的多元化，社会阶层的多元化则必然会引起各个社会阶层之间利益的冲突。因为各个阶层都无法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另一方，也都无法独占政治权力及经济权力，无法否定他人的利益。为了不同归于尽，他们便只好采取妥协、协商的办法，只好求助于一个相对超然而又强大的公共权力。
而这些在15世纪—17世纪间成型的西欧民族国家，一经建立便面对着无休止的外部威胁和冲突，便处于不断的战争之中。因为那时候正是大航海时代 开启，欧洲各国忙着探索大海，忙着寻找新的陆地，忙着占领殖 民 地，忙着争夺海上霸权的紧要时刻。为了应付战争，它们需要增加税收并将其更加制度化，需要建立完善而系统的官僚体系，以治理内政、动员兵力，需要在民众中唤起爱国主义情绪，需要建立一支强大的常备军。
然而，中国则颇不相同。
说到底，民族国家的形成是因为整个社会的共同需求，这个社会需要凝聚力量共同面对危机，共同进行大规模的公共设施建设。
与西方国家不同的是，中国地形复杂，地势西高东低，长江大河自西向东汇入大海。而受这种大的地理形势的影响所形成的农耕经济，使得中国人民对于长江大河极为依赖，同时也极为头痛，所谓痛并快乐着。
水从来都是生命的源泉，也从来都是人类选择聚居地的重要考量之一，无论是游牧民族的逐水草而居，还是中原农耕民族旁水而居，其生产和生活都离不开水源。对于游牧民族来说，有水源的地方便可以放牧，这水源既可以生产野草，也可以饮马饮牛，更可以提供生活用水；对农耕民族来说，在河边居住可以更加便利地获得浇种耕地所需的大量水源。因此，在中原地区，大城市大多是要建设在江河附近的，因为江河可以为密集的城市提供足够的水源。
夏朝都城阳翟，紧邻颍水；商朝的都城商丘，则临近黄河；西周国都镐京，就在今天西安市长安区西北，紧邻黄河支流渭水；东周国都洛邑，亦即如今的东都洛阳，则是处于黄河南岸。便是东周时期列国的都城，也大多分布在河水边上。
齐国临淄，紧邻淄水；楚国的几个国都，大多在长江沿岸；燕国都城蓟城，有潮白河、拒马河、永定河等流过，当年太子丹送别荆轲的“易水”，源出易县境，入南拒马河，“荆轲入秦行刺秦王，燕太子丹饯别于此。”
韩国初都阳翟，后来迁居新郑，新郑也是在黄河南岸；赵国都城邯郸，紧邻滏阳河；魏国都城大梁则紧邻黄河，秦始皇二十二年，王贲攻魏，曾决黄河及大沟水灌大梁，城毁魏降；而秦国的都城咸阳，则是紧邻黄河支流渭水。
之后的前汉国都长安、后汉国都洛阳、隋都大兴城（即唐代的长安）与洛阳、唐都长安、北宋都城汴梁、南宋的临安、元朝的大都、明朝的南京及后来的北京，清朝的北京，乃至后来共和国的北京，都在河边。丰沛的水资源既可以供应越来越庞大的城市，供给越来越多人口的饮用，又能够加强都城的物流速度，比如北宋的都城汴京，漕运的便利性便是当初重要的考量因素之一，京杭大运河的开凿也是为了增强南北之间的联系。
因此，水资源的重要性在古代中国以农耕为主的社会中，绝对是最重要的生产资源之一，也是形成人口聚居地的重要条件之一。然而，中国境内大江大河贯穿的地形使得水利设施的建设尤其重要，著名的“三过家门而不入”，说的便是大禹治水的故事。
正是这种在深层次的经济原因，使得中国早早地便形成了国家的概念，因为只有统一的国家才有能力形成强而有力的公共权力，只有强有力的公共权力，才能保证诸如治理黄河、兴修水利这样庞大的工程得以顺利实施。再加上北方遍布着野蛮而凶狠的游牧民族，时时要南下中原抢掠一番，因此，中原大地上早在两千多年前便形成了强而有力的统一国家。
而欧洲则因为降水丰沛，自然环境较之中原地区要好得多，境内又没有如黄河一般需要经常治理的地上河，因此他们在根子上便没有形成统一国家的动因。而直到新航路开辟后，欧洲各国需要在世界各地瓜分殖民地，需要争夺利益，各国方真正形成了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
单从这个方面来说，正是相对恶劣的生存环境，使得中国民族国家的形成早了将近两千年。
各位大佬对不住了，今天停电，刚来电潜阳便火急火燎来发新章了，不到之处，请各位谅解。
第三百六十四章 阳谋
在将刘陶的衣冠与目前为止所牺牲的士兵的灵位奉到英烈祠后，郭斌自然要发表一番讲话。/全本小说网/https：//。/
“秦失其鹿，英雄群起而逐之，而汉高祖独得头筹，至今四百余年矣。”见就连前来观礼的各家代表也听得入神，郭斌很是满意，继续道：“四百余年间，虽不乏王莽之辈窃据九重，天下纷乱后仍归于一统。”
“大汉王朝驱匈奴于漠北，逐百越于天南，天之骄子狼奔豕突，南越诸王抱头鼠窜，奄有中原数百年之太平。天下万姓同声一呼，四方夷狄共来朝贺者，以历代士人煌煌之文治、前辈英烈赫赫之武功也。所谓‘维天有汉，监亦有光’，你我皆为炎黄子孙，是华夏一族，如今四方夷狄仰慕而称汉人者也。”与西方人不同，中国人历来都有祖先崇拜的传统，对于自己祖先所建立的赫赫功业，亦会听得热血贲张。其实何止是这些汉朝人，郭斌又何尝不是热泪盈眶？
因此这一番话，重新将现场气氛点燃，下面的关羽、张飞、陈到自是激动得热泪盈眶，便是赵云这极稳重的方面大员和黄忠这年纪稍长之人，亦是抑制不住地呼哧呼哧地喘着粗气。而文臣之中，戏志才收起了浪荡不羁，徐庶与荀彧则是呼吸急促，紧紧捏着拳头。武将对于建功立业、扬威异域的事情固然极是热衷，文臣们感受到更多的却是郭斌这一番话中展现出来的气魄和野望。
只听郭斌浑厚中正的声音平和却有力，回荡在祠堂外的空地上：“北疆有匈奴族、鲜卑族，今又有乌桓族。山东原有东夷族、南有百越族、西有犬戎族、今有羌族。而我等中原之人亦有一族，便是汉族。所谓汉人万姓之兴衰者，亦即华夏国族之兴衰也。”众人听了，不觉纷纷点头。
“天子者，以天授之权护佑华夏国族者也；士民者，以圣人之教化育万民百姓者也。然天道无亲，世事无常。勾践有卧薪之厄，耀夜有囊萤之光，岂独我华夏一族乎？为百姓万民伸张，替华夏国族正名，信大义于天下者，即得天道。”
“吾虽鄙陋，亦常慕不食周粟之伯夷、叔齐之高义，恐先贤遗志难现于圣朝。及至延熹年间，党事大起，天下纷攘。凡党事始自甘陵、汝南，成于李元礼（即李膺）、张敦朴（即张俭），海内涂炭，二十余年，诸所蔓衍，皆天下善士。以天下名教是非为己任，不顾利害生死，不变其节，毁家纾难、激浊扬清，撩虺蛇之头，践虎狼之尾，虽湛宗灭族，有不顾焉。今刘公陶所为，不令先贤专美于前也。玉可碎而不可损其白，竹可破而不可毁其节，其刘公之谓欤？故，今立此英烈祠于阳翟，上则追慕先贤之遗志，下则规劝后辈以奋勉也。”
在东汉一朝，因党人一直占据道德舆论的制高点，所以党锢之祸一直饱受天下士民百姓的质疑。然而，人类总是倾向于趋利避害的，在党锢之祸后期便出现了许多以隐居之名，沽名钓誉的小人。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评价他们为“饰伪以邀誉，钓奇以惊俗”。因此，不得不说，两次党锢之禁敲断了许多东汉士人的脊梁，“名”、“节”相离的颓废气象如今也逐渐显露出来。
因此，郭斌此时这一番行为，既是为了颍川郡进行精神文明建设，使大家有一个可以为之奋斗的共同目标，也是为了借机整合整个颍川郡的政治力量，努力扩大自己的实力，使得颍川在即将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