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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中国继续靠国债促进内需增长，以此带动增长，那么这种模式还能持续多少年呢？
这当然是个难以回答的问题。假如中国今天占GDP 21％的国债发生在清朝或任何其它朝代
时期，改朝换代可能会难以避免了，但多谢现代证券金融技术，中国实际国力比那些朝代时
都强。相对今天美国、日本以及西欧的国债负债水平而言，中国的不算高，还有一些赤字空
间。但是，在进一步靠公债发展之前，有必要审视一下今天所处的状况。第一，据《福布斯》
杂志的计算，今天中国人的税负排世界第二，政府财政收入占GDP的20％有余。这个比重
看起来跟美国联邦财政收入也占GDP的20％不相上下，但在开支上，美国的财政一多半用
于社会保障、医疗保险等福利，而中国的财政开支用途不在这些。中国财政从民间“杀鸡取
卵”太多，牺牲太多民间的致富机会。这些年的税收以两倍于GDP增速的速度上升，加税
不受立法制约，这种税负必须降低。
根据中央财经大学民间金融课题组2006年初对27个省市借贷利率的调查，全国民间借
贷利率平均为16。4％ ，其中借方以企业为多，这说明他们的资金使用后回报率至少在16。4％
以上，远高于4％左右的国债利率。减税让更多的钱留在民间，显然会创造更多财富。
第二，过去20几年，特别是1994年后，相当一部分公债被投到各类形象工程，或者是
这些债券融资虽然没有直接投入形象工程，但间接地让政府一些挥霍性工程的上马成为可
能，造成了大量浪费。比如，2005年国家审计署的审计结果表明，部分城市基础设施国债
项目（包括污水处理）效果差，城建项目中有许多由于规划不当、管理不善、设备不合格以
及工程质量缺陷等原因，存在严重的损失浪费问题。这些项目的投资回报是否赶得上4％左
右的国债利率，显然是个大问号。
第三，给政府部门更多的钱花，就必然创造更多的贪污腐败机会，也必然导致更多的地
区间、城乡间以及社会群体间的机会不平等 。特别是在缺乏实质性权力制约、财政预算过
程又不透明的情况下，政府开支的分配不可能做到公平、公正。
不同国家以前的不同经历或许可以给我一些启示。上世纪30、40年代的民国政府也得
到当时快速发展的国内债券市场的帮助，加上对银行的国有控制，让政府能同时发公债、操
纵货币，以多种方式解救财政与金融危机，但是，由于军政府权力不受实质性制约，腐败盛
行，债券市场帮助民国政府平摊支付压力的能力再大，也无法对冲掉制度缺陷所注定的命运。
199798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许多人把印尼、马来西亚、泰国、韩国的遭遇归结到外债，
说是这些国家对外债的依赖使它们受重挫。从表面看好像如此，但其根本原因不是它们的外
债太多，而是它们普遍缺乏对权力的制度化约束，黑箱操作滋生腐败，政府财政和外债被当
权者私用。
相比之下，美国近9万亿美元的国债中，外债约2万亿美元，占近四分之一。而且，从
国债规模讲，今天日本国债是GDP的170％，意大利、比利时国债都超过GDP的120％，
美国国债是GDP的70％。这些国家没有因高额国债或外债而产生金融危机、社会动乱，可
是，1990年代的亚洲国家、193040年代的民国中国以及过去20年里的拉美国家却因国债、
外债而频繁出现危机和社会动乱，这是为什么呢？
第47节：治国的金融之道：藏富于民（14）
答案还在制度资本上，在对权力的制约以及政府预算过程是否透明上。实际上，不只是
当今世界不同国家承受公债的能力千差万别，即使回到历史上也如此。比如，16、17世纪
时荷兰的国债比西班牙的高很多，1650年时荷兰国债折合人均1。6公斤银子而西班牙国债仅
折合人均0。6公斤银子 ，但前者的国债利息在3％至5％之间，西班牙在16世纪要支付10％
以上的利息，荷兰没有因这种国债而衰败，而西班牙则从17世纪中叶开始衰落。18世纪中
叶，英国的国债承受力也远比法国高，前者的人均国债高于法国，但那种高负债不仅没拖垮
英国，反而是英国的国债利息只有法国的一半左右，让英国不断强盛。之所以英国（以及当
年的荷兰）的国债融资成本比法国的低一半，其证券市场也比法国更发达，根本原因与1688
年英国光荣革命之后所巩固的宪政制衡有关，那次革命之后英国王权受到议会的进一步制
约，使国王不能随意征税、不能侵犯私人财产，财产税等只能由议会立法。由于议会更能代
表社会的利益，并且其立法与决策过程也非常透明，这使证券投资者对政府有充分的信任，
因此很愿意买英国的国债，而且要求的利息（融资成本）也不高。相比之下，西班牙、法国
的王权不受制约，国王的决策过程又不透明，多次对其国债赖账、拖欠利息，这些都无法让
投资者对集权政府有信心，其结果可想而知。由此可见，一个国家是否能长久靠赤字加国债
发展，跟其制度架构分不开。
我们可能会说，既然中国的制度问题以前就存在，而由赤字带动增长的模式在以前20
几年成功了，那么为什么今后不能再继续呢？——在经济增长的初期，增长的确可以是粗放
式、高资源消耗、低经济回报，甚至可以充满贪污腐败，但不能总是靠修路、架桥、盖大楼
刺激增长，也不能指望社会对贪污腐败总能承受。正如前面所说，如果政府投资回报长期低
于公债利率，如果财政被长期用于挥霍性形象工程并为贪污腐败提供基础，那么靠赤字或靠
税收支持的财政开支只会是无谓地烧钱，使中国的负债能力快速下降，带来社会动荡。
因此，中国一方面应该减税，至少应该控制税负的增长，藏富于民，并同时进一步让政
府退出经济，让市场真正发挥作用，提高民间创业与投资的回报；另一方面可继续依靠国债
促进发展。但是，这两方面都有一个共同的前提，就是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先行，否则财政赤
字和国债的空间就会越来越小，靠赤字发展就没有希望。
第48节：金融市场的发展将最终打倒“孔家店”（1）
金融市场的发展将最终打倒“孔家店”
近几年来，儒家文化再次成为热门话题，这些讨论不只是限于文化圈内，而是直接涉及
到小学、中学以及大学生每周花多少时间读经、多少时间学习现代知识的问题。此外，要求
立儒学为国教的呼声也不小，因此信不信儒学已不仅是个人的选择问题，还是一个全社会以
及整个国家的根本问题。实际上，一些新儒家学者声称要“以夏变夷”、“用中华文明整合世
界”，国家已拨款数亿在国外设立孔子学校，以具体行动在世界推广儒家文化。中国这么大，
世界更大，做一些这类事情也未尝不可。但是，其成效将如何则可能是另一回事。
那么，文化到底是什么东西？儒家文化为什么会在中国出现？除了儒家外是否有别的更
“好”的社会秩序安排？西方文明真的只是物质文明，而东方文明是更高尚的精神文明吗？
“五四”新文化运动给中国带来了自由、民主、法治的思想，让中国走近世界一大步。但是，
现在人们发现，在当年打倒“孔家店”后，今天似乎又要重建“孔家店”，这是怎么回事？
我们还缺少什么才使个人权利、个人自由难以扎根？
文化显然不是一成不变的，比如，今天的中华文化跟汉朝的汉人文化、唐朝的唐人文化、
宋朝明朝的中国文化、甚至民国时期的华人文化都不一样，其他种族文化的动态变迁也大致
如此。如果文化是不断变化的，那么是什么在推动其变迁？为什么有的文化内容经久不衰而
有的则时过境迁即消失？这里，我们试图从金融学、经济学的角度来回答这些问题，尽量从
文化之外的视角来理解文化。我们会发现，文化内涵必然是因某种需要而生，同样会因为某
种不需要而死。换言之，一旦文化的某种功能能够由其它更受社会欢迎的东西取代，那么那
项文化内涵的生命就会结束。我们会看到，随着经济和金融技术的发展，社会所需要的文化
内涵也会变化。所以，简单意义上的文化复古不仅是一厢情愿，而且是毫无意义。
文化为什么是这样而不是那样的？
文化的内容当然很多很广，我们关心的不是像“川菜”“湘菜”这样的非制度性文化，
而是规范言行的制度性文化以及影响人们作价值判断的处世文化。此外，先要说明的是本文
不谈及儒家“三纲五常”中的“五常”等处世之道，原因是，像“仁、义、礼、智、信”这
些道德规范是世界各种文化的普遍价值，并非儒家文化独有，否则我们中国人出国之后就不
会有与别人交往的任何基础。这些内容是今天的中国以及任何社会都应该教导的。
本文的反思集中在儒家“三纲五常”中的“三纲”以及相关的“五伦”社会秩序。家文
化是各种文化的核心，也是儒家跟其它文化的核心差别的体现。我们来看看它们的差别。
不管是远古，还是现代，任何人自出生即面对两种基本需要，一种是吃穿住行这些物质
消费，即所谓的物质生活，“民以食为天”；另一种是心理或说精神需求，即所谓精神生活。
从生存需要看，物质生活的重要性应该排第一，精神生活居其次。人的这两种基本需要既是
文化的起因，也是文化的目的。
所有动物都有其文化，而一种动物的文化程度又跟该动物的个体独立生存能力有关。在
所有动物中，人出生后的自生能力可能在最弱之列，婴儿一岁之前靠吃奶，即使一岁之后能
吃一般食物、能走路了，在12、13岁前一个人还是难以独自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