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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依赖血缘关系达到互相保险的效果。但，这种隐性互保毕竟不是能硬性执行的契约，而
且范围小，风险分摊的效果不佳。
第三种办法是买各种保险和其它金融品种，这样，张三只要付较小的保险费即可达到医
疗保险、财产保险、天灾保险、人寿保险等等，由于保险公司的客户人数多、地理范围广，
风险分摊效果最理想。
当然，如果上面这些规避风险的安排都事先没做到，在今天，张三还可找银行贷款，以
此把今天这一次性的开支压力平摊到未来的许多年里，让他一家能度过今天的难关。
对于家庭和个人来说是这样，但一个主权国家就没有这么幸运，即使到今天也没有完全
像血缘“家族”这样的国家互相保险共同体，也没有为国家提供各类保险的保险市场。因此，
特别是过去的朝廷，它们远远没有那么多可选择的规避财政危机的工具，它们要么像清廷那
样尽最大限度地存银子，要么就像美国或者近期中国那样通过借国债加速发展，通过把经济
实力这个“饼”做大，以此来强化未来对付危机的能力。然而，传统的中国朝廷只会选择存
银子“节流”，而不是先把“饼”做大。
那么，当过去累积的“节流”不足、发生财政赤字时，朝廷是如何找到出路的呢？最惯
用的办法当然是增加税赋，反正皇权不受太多制约。以明代为例，明中叶后，政府财政逐渐
吃紧，16世纪中叶（嘉靖朝）每年财政赤字多者400万两，少者百万两。到1567年，太仓
银仅存135万两，只够三个月的开支。
第39节：治国的金融之道：藏富于民（6）
自万历四十六年始，“辽东兵事兴？？先后增赋凡五百二十万有奇，遂为定额”（ 张廷玉，
《明史》卷202，中华书局，1974）。但是这些增税并没缓解明廷的财政危机。到1628年崇
祯帝继位时，财政赤字为113万两。据王昊先生引证 ，为补亏空，崇祯帝在万历年间每亩
加9厘税赋的基础上，再增3厘，共增税165万两。这笔税跟万历年间三次加派加起来，共
达680万两。但是，农民战争不断爆发，军费开支不断上升，增加财政赤字压力。如果再加
税太多，会加剧官逼民反的势头，朝廷只好尽量拖欠军饷等债务，崇祯元年时各边欠饷已达
520万两。到崇祯十年（1638），朝廷仍然拖欠边镇的军费，导致边兵大量投身于农民起义
军，把明朝进一步推向崩溃的边缘。到崇祯十一年，战情急转直下，财政危机也日益恶化，
“不集兵无以平寇，不增饷无以饱兵”， 崇祯帝只好“勉从廷议，暂累吾民一年”；批准加
派280万两新税。
据王昊《论崇祯帝》一文的引证，当时，崇祯帝还试过一些其它办法来缓和财政危机，
包括要求富室勋戚捐助、节省宫廷开支等，但都不成功。
我们看到，从相当程度上，由于明代前中期经济国策的缺陷，使中国错失发展海外贸易
的机会，到崇祯年间，其国力已经太弱，崇祯帝的理财能力再强可能也难以扭转明朝的宿命。
再加上崇祯年间，灾荒频繁，遍及全国各地，大大加重了农民的生存困难。在这种时候还要
强征新税，如果民不造反，那反而怪了，这当然加速了明朝的灭亡。
靠单年的加税来解决财政危机，其最大的缺陷是强化了一次性大额开支对社会当年的冲
击，等于是“税负休克疗法”，它无法让朝廷把一次大开支平摊到未来30、50年的财政收入
上，没办法让社会大众为其每年支付一点。比如说，单是崇祯年间拖欠的边饷就超过明廷一
年的财政收入，如果这笔钱要在一年内付清，等于是要老百姓多付一倍以上的税，压力太大，
没人会接受。通过当年加税来解决财政危机的办法，只能把突发的财政开支在众多老百姓之
间分摊，但它无法把一时的支付压力在不同年份之间分摊，后者只有长期限债券等证券才能
作到。
缓解财政危机的金融手段
当然，除了通过征税赤裸裸地向老百姓要钱之外，另外一个历朝惯用的手法是在货币上
动手脚。按照刘光临先生考证 ，宋代是一个使中央集权在经济、军事、社会等多方面大幅
扩张的朝代，官府机构不断臃肿，官员数量不断扩充，这当然也使其开支相应地膨胀，宋朝
财政几乎始终面临入不敷出的威胁。根据汪圣铎先生的著作 ，出现财政危机时，宋廷往往
利用货币发行来转嫁危机，主要表现在铸行铁钱、大钱和滥发纸币上。“宋仁宗时期，宋夏
战争，军费骤增引起财政危机，于是就在陕西铸行铁钱和大铜钱，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宋
神宗时，为了支持西部战争，四川交子开始两界沓行，即增加了一倍的发行量。又企图在河
东、陕西发行交子，因与盐钞发行冲突，遭到失败。…… 宋徽宗时，为了支持西部及后来
的对辽战争，…… 发行成本低、面额大的当十钱、夹锡钱，将楮币推向全国，且无节制地
扩大发行量，结果造成通货膨胀，经济秩序一片混乱” 。
宋朝纸币的发展，不仅有利于在全国范围内调拨财赋、有利于中央集权的运作，而且通
过发行纸币朝廷也能更方便地转嫁财政危机，更隐晦地掠夺老百姓的钱财。据汪圣铎先生的
引证，到了嘉定年间，纸币“总发行量已超过亿贯。这时，朝廷上下、君臣之间，都已认识
到楮币不应再多印。但是，此后发行量还是不断增加，直到10亿贯以上仍不停止”。
第40节：治国的金融之道：藏富于民（7）
不过，即使没有纸币，金属货币也能让朝廷间接转走老百姓的财富。不只是宋、元、明
代这样做，晚清和民国时期也这样做。比如，为解决太平天国引发的财政危机，咸丰朝廷于
1853年经户部发放官票、宝钞（纸币），同时也铸造大量重量轻、面值大的铜铁大钱。据张
国辉先生的引证 ，当时铸造面值为1000文、500文铜大钱的成本分别只有114文、90文，
等于让清廷只需花114文的价值就能从民间获取价值1000文的财物！按照同样的逻辑，1854
年户部、工部开始铸造铁大钱。在1853至1861年间，朝廷共铸造等于826万银两的铜铁大
钱。随着铜铁大钱、票钞纸币的滥发，城乡物价飞涨。相对这些举措之前的价格比，到1860
年香油涨价3倍多，硬煤涨4倍，茶叶涨5倍，猪肉涨6倍，羊烛涨7。5倍 。物价猛涨，
货币大幅贬值，不仅使百姓生活更加困难，而且让他们的真实收入与财富相对大幅缩水。社
会动乱、民怨沸腾自然就不奇怪了。
这种失信的行为不仅加快了朝代的更替周期，而且使早在宋朝发明的纸币难以在中国社
会持续使用，让本来可大大加快经济发展、促进专业分工的纸币无法发挥作用，在长达900
年的时间里纸币在中国总是时断时续。
当然，通过在硬币、票钱上做手脚来缓解财政危机不是中国历朝的独特创造。早在4
世纪古罗马，皇帝缺钱时，干脆不用费功夫以更低成色重铸硬币，而是在老硬币上把数字改
一下 ，比如，由10改成100，含金银量不变。中世纪的西欧也惯用这类博取百姓钱财的手
法。整个16世纪，西班牙经常拖欠债务支付，但总体而言不在其货币上打主意。但是，在
高额债务和财政压力下，西班牙国王菲利浦三世于1600年开始将其银元由纯银改为银铜混
合物（当时叫Vellon），以这种更便宜的混合金属来当全值的纯银使用。从1600至1626年
共发行4100万混合银元，给西班牙王室增收2500万至3000万银元。到1628年其货币贬值
70％。1650年，西班牙王府干脆也像古罗马皇帝一样，在老银币上把数字改大一下即可。
但，这些滥用信用的举措也启动了西班牙帝国的衰败历程，使其世界强国地位很快不再。
虽然由操纵货币来掠夺大众钱财不像直接征税那么一目了然，但它的缺点跟后者相似：
给社会的短期冲击太大，极易导致动乱甚至起义，而且会从根本上破坏社会对政府的信心。
换言之，以低成色的银钱铜钱或者以没有足够金银作保证的纸币，并强制社会把它们认作真
金实银使用，由此掠夺的社会财富是短期的、一次性的，但其代价却是长期性的。这也是为
什么这种办法往往只有狗急跳墙的政府才使用，老百姓在看到朝廷这种行动时往往也知道这
个朝廷即将结束了，中国各朝以及民国基本都经历过由纸币、大钱泛滥引发的社会动乱。
由于国家不能发行股票，最理想的缓解财政危机、支持发展的办法是发行长期债券，其
期限越长越好，因为如果期限很长（比如100年），就可把一次性的大开支平摊到未来很多
年上，大大减轻任何单年的支付压力。比如说，如果是100亿元年利5％的无期国债（该债
券永远不到期），那么政府今天得到100亿元用于解决财政赤字或者用于发展，未来每年只
要还5亿元。
这里有两点值得记住。第一，从征税的角度讲，今年一次性加税100亿和今天调高一点
税率使以后每年税收增加5亿，这两种选择给社会的压力冲击是不一样的，前者是后者的
20倍。第二，国债期限到底多长更好？这取决于所支付项目所带来的收益期限。比如，如
果国债是用来修路，修好的路之使用期可能只有5到10年，那么债期可长到10年；如果国
债是为支持战争开支，那么其目的是保卫国家，成功后会让国家永久性存在下去，这种开支
可用无期债券来支付，其成本应该由世世代代的国人都承担一点；其它情况依此类推。
第41节：治国的金融之道：藏富于民（8）
在中国，朝廷因战争开支或财政危机向民间借债，最早可以追回到2600年前的齐国，
当时因战争费用，管子建议向民间富人借钱。从那以后，各朝代可能都这样做过。但是，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