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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看得那么负面，以至于即使自己借钱消费，也害怕别人知道，怕别人小看自己。在1926
年，一项民意测验发现，尽管有近一半人认为分期付款消费“蛮好”，但被抽样的人当中，
每四人中有三人说“我的邻居借贷消费得太过份了”！也就是说，他们普遍认为自己分期付
款消费不是坏事，但是对别人借钱花费的态度还是很负面的。而另一项民意测验中，只有四
分之一的人赞同分期付款消费，剩下的都持否定态度。
尽管借贷消费到1926年时在美国已经很普遍，但社会舆论对这种做法继续很负面。因
此，在伦理上，借贷消费面对一场社会文化挑战，就好像今天中国年轻人借钱消费，也被社
会普遍责备一样。
1927年，美国社会对负债消费的态度发生根本性转变，变得普遍认可。主要原因是，
这年，哥伦比亚大学经济系主任E。R。A。 Seligman出版了两卷研究著作，《分期付款销售的经
济学》（The Economics of Installment Selling）。他的第一个论点是，不存在什么“生产性信
贷”和“消费性借贷”的本质差别，因为“消费也是生产”，没有什么只进不出的消费。他
说，表面看，好像个人消费是把钱享受掉了，好像没有产出什么东西，但实际上，人的消费
开支也是一种生产性投资，是对人力资本的投资，因为如果个人住房舒适、开的车好、穿的
正装潇洒，那么他工作得会更卖力、更勤奋，能做成的生意、能创造的价值也会多。亦即，
个人消费是对人力资本的投资。
他的第二论点是，根据对大量个人借贷消费数据的研究分析，他并没有发现借贷消费使
人堕落的证据。恰恰相反，正因为分期付款消费后，大卫每个月有月供，表面看这给他压力、
使他日子难过，让他成了“房奴”、“车奴”，但实际上，那些分期付款消费的人反而因为定
期要交的月供，使自己变得更有财务纪律，自律能力强。
Seligman教授的研究著作为借贷消费正名。1927年后，分期付款消费不再是一件见不
得人的事了，而是被社会广泛接受。到今天，大卫也好，其他人也好，不通过按揭贷款买房、
买车、买家用大件，那反倒是让人觉得不正常了。
从学理上讲，你今天买下房子、汽车，不只是今天、今年从中得到好处，而且只要你还
住在其中、在开着车，今后每年都从中得到好处，那么，今后当然应该每年为其付费。这种
分期付款的安排对于理顺个人收入流程跟消费流程的关系，不愧为精妙之作。
借贷消费模式还会继续
过去几年，住房按揭贷款市场走过头了，出现太多不负责任的放贷行为，结果造成今天
的金融危机。这次危机还在蔓延，对美国和世界的负面冲击还需要一段时期才能消化。尽管
这次危机是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但是，美国自19世纪末演变而来的、靠借贷消费带动的
增长模式不会改变，其金融资本主义模式也不会终结，在质上不会变，只是在度上会有收缩。
道理在于上面讲到的，工业技术、农业技术已足够完善，人类的物质生产能力已大大提
高，不怎么费力即能满足物质消费需求。最终制约人类经济增长的不是生产能力不足，也不
是投资不足，而是消费需求跟不上。除非从今以后每个人每天的食物需要、生存需要出现根
本性的增加，一天不是只吃三顿饭而是十顿饭，一人不是只穿保温所需要的衣服而是天天穿
100层衣服，否则，这些历史进程是不可逆转的，消费继续是经济增长的瓶颈。
金融市场发展的目的之一是通过住房抵押贷款、汽车贷款、教育贷款等，来缓解人们因
为在不同年龄时收入不均匀而导致的消费力不平衡问题。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各类基金等
金融品种，其目的也在于安排好未来各种可能的需求，以减轻青年、壮年时期的存钱压力，
从而促进消费。总之，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以及其它相关的金融发展，都是围绕着把人们从
存钱压力中解放出来，进而释放消费动力。
这种借贷促进消费的发展模式不是美国专有的，发达国家都不同程度地采用了这样的模
式。实际上，中国经济现在也要从投资驱动型的模式向消费驱动型的模式转型，否则，中国
只能继续依赖制造业和出口市场。
第二部分 审视传统，展望出路
第34节：治国的金融之道：藏富于民（1）
第二部分：审视传统，展望出路中国一方面应该减税，至少应该控制税负的增长，藏富
于民，并同时进一步让政府退出经济，让市场真正发挥作用，提高民间创业与投资的回报；
另一方面可继续依靠国债促进发展。但是，这两方面都有一个共同的前提，就是政治体制改
革必须先行，否则财政赤字和国债的空间就会越来越小，靠赤字发展就没有希望。
治国的金融之道：藏富于民历史学者可能很难回避中国历史的周期性：平均四五十年农
民起义一次，两三百年改朝换代一次。这种规律似乎两千年没怎么变。对中国未来感兴趣的
人们自然会问：历史规律还会不会重复？如果不想让它再重复，那又有什么办法呢？
当然，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回答。对科学技术发展史感兴趣的同仁可能会从军事技术角
度来谈，他们也许会说，导弹、飞机、夜视镜已使传统意义上的农民起义几乎不可能成功，
所以那种靠百姓武装革命达到改朝换代的时代已经结束。试想，在以矛和盾、木棒和斧头为
主要武器的年代里，正规军和起义军在武器水平上的确很对称：拿起木棒和斧头，你的武器
就跟政府军旗鼓相当！更何况起义军往往热情高涨而政府军是为别人卖命而士气低落，那时
革命成功的概率肯定不低。但在今天，正规军与老百姓间的武器不对称已达到极点。原来，
地下党可以在白天睡觉晚上活动，但如今的夜视仪已消灭了白天黑夜的差距；原来，后方革
命根据地可以长年累月地为革命军提供养兵千日的条件，但今天的飞机和高精度导弹使这类
根据地也成为历史。因此，现代科学技术已使昔日的改朝换代周期无法重演，游戏规则已被
重新定义。
第35节：治国的金融之道：藏富于民（2）
而我们从金融技术角度也能看到，金融技术使得现代国家难以重复过去的改朝换代规
律，当然，这不是说金融技术把革命的问题根除了，而是它可以降低发生改朝换代的概率。
关于金融技术、特别是证券技术对国家治理的作用，以往认识较少，过去我们集中关注金融
发展对企业、对家庭的作用，不太注意证券、特别是长期限债券市场对治理国家的妙处。
近二十几年持续增长的启示：政府敢于“借钱花”
首先让我们看一下最近的经历。正是由于现代金融和证券的发展，中国过去二十几年的
国家理财策略已从本质上不同于传统中国朝廷的手法，敢于利用公债市场把未来的钱借到今
天花，也不怕靠财政赤字发展今天的中国经济。这些新的国策使中国经济得以持续增长，使
社会至今还没有出现不少专家预测会发生的经济危机和社会动乱。
1978年开始改革开放之后，以包产到户和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核心的市场激励使中国经
济在80年代快速增长，那时的增长是粗放式的，不需要金融的太多帮助，只需要政府退出
经济管制并解放个人的创业权利，让市场发挥作用即可。1981年启动国债，政府开始把一
小部分未来财政收入提前到当时花，当年共发行121亿元的国债和外债，相当于那时政府全
年开支的9％左右。不管规模大不大，对于一个习惯于反对“借钱花”的社会来说，启动国
债这件事本身就是一种大的观念冲击。
1986年，国家财政赤字达到82亿元，占财政收入的3。9％。如图1所示，那年新发行
国债138亿元，比上年增长54％。到1988年，财政赤字升到134亿元，占财政收入的5。7％。
1989年，国家财政继续恶化，当年新发行国债408亿元。
自8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一方面来自外资支持的制造业，另一方
面来自政府财政和公债支持的基础建设项目。因此，在国家财政恶化的情况下，银行贷款和
公债市场成为经济能否继续增长的两个关键之一。在19891991年经济相对低速增长期间，
三年共新发行国债1245亿元，给经济增长提供新的推动力。结果，GDP增速从1990年的
3。8％回升到1991年的9。2％。
1994年，财政赤字上升到575亿元，占当年国家财政收入的11％，创历史新高。为了
填补赤字并支持发展，当年国家发债1175亿元，也创历史新高。
在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世界都在担心中国经济、继而世界经济会被连带拖
下水。1998年，国家发债3311亿元，1999年再发债3715亿元。在1998年财政赤字高达
1744亿元（占财政收入的15％）的情况下，这些公债融资让中国经济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
和之后保持高于7％的速度增长，并带动世界经济度过那次危机。
截至2004年底，国债余额为29631亿元，其中内债28803亿元，外债828亿元。国债
余额占GDP的比重为21。6％，低于国际公认的60％的警戒线，也低于美国约70％的国债负
担率。2003年国债还本付息总额近3000亿元，约占当年财政收入的14％。
这些国债数据当然不包括国有银行、国有证券公司、国有保险公司以及信托公司的呆坏
账，按照一些商业机构的估计，仅银行呆坏账可能有4、5万亿元，是GDP的29％至36％。
如果包括这些呆坏账，国家负债在GDP的50％至58％之间。
从1982年到2004年，国债余额的年增速在25％左右。如果再继续按照这一速度增加
国债并以此支撑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那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