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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延其实是智勇双全的，如果充分发挥他的积极性、创造性，也许三国的历史会改写。白帝城刘备败亡后，五虎凋零，魏延成了头号大将，诸葛亮本应改变看法，重用魏延，有事相商，互为倚靠，而恰恰相反，诸葛亮仍一如既往的压制他，对他提出的建议，对了也不听。
一出祁山时，诸葛亮先施反间计，让曹魏罢了善于用兵的大将司马懿的兵权，正处于人员调整的内乱时期。魏延建议抄近路出斜谷，直取长安，现在看来，这个建议是非常正确的。
但诸葛亮一向不听人言，只相信自己，何况是他一直另眼相看的魏延，不但不采纳其意见，还把魏延好一顿呵斥，弄得魏延好生没趣，以后再没有提出过任何建议。
每一次打仗时，遇到硬仗、危险较大的战斗，诸葛亮总是派魏延出马；碰到能得功劳的战斗，却只派魏延去诱敌等辅助角色。难怪有一次需要勇将出马，诸葛亮目视魏延，魏延低头不语，实在是太伤魏延的自尊心了。
即使如此，魏延既没有考虑跳槽，也没有想过谋反，其人品也就算是不错了，如果是现代人，恐怕早就跳槽多次了。（全本小说网，www。taiuu。com，；手机阅读，m。taiuu。com
第五八二章 权臣诸葛亮死后算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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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葛亮死后与其说是魏延造反，还不如说是逼反了魏延更确切一些。诸葛亮死后把兵权交给杨仪，是不是利用杨仪和魏延死不对眼，默许他伺机收拾魏延？
魏延岂能不怕杨仪利用职权，找茬收拾他？诸葛亮早应想到魏延必定是不甘心束手就擒，与其让人收拾还不如拼个鱼死网破，到头来还是被诸葛亮定计害死，诸葛亮对魏延可谓用心良苦，郁郁一生的魏延可说是三国中第一大悲剧人物。
魏延对蜀汉是忠心不二的，而且历史中刘备对其是相当器重的，可以说远胜过赵云，是被冤屈了，这个史学家已经证实了，魏延后来的谋反实是诬陷，因为他和杨仪两人的“窝里斗”，蜀国内部最后调查出了事实，所以才以“公侯”的礼仪厚葬了他。
或许许多人不解，为什么诸葛亮要置魏延于死地？
这要从第五次“北伐”说起，那时诸葛亮求战不得，进取不能，却在五丈原前僵持着，他所等待的，不是寻找机会同司马懿率领的曹魏主力进行决战，也不是另辟蹊径，避开司马懿主力夺取武功这一战略要地，更不是等待曹魏方面发生内乱好加以利用。
当时他积劳成疾，日渐沉疴，但不是令他措手不及的暴病，按照常理，应在疾病沉重时立即撤军。两军作战中最忌讳损折大将，更别说三军统帅，这很容易造成全军覆没。
查遍古今中外军事史，除了诸葛亮，再没有久病军营，一定要安排到死后才撤军的三军统帅。
病榻上，诸葛亮有足够时间整理心思：西蜀以弄得民穷财尽，自己身体和国力都不允许再进行第六次“北伐”；不“北伐”就失去了常驻汉中勉县的理由，须得班师回成都。
返回成都后，皇帝与权倾朝野的重臣之间，本来就存在着明争暗斗、难以逆料的变数，更何况九年中辅政不归，排斥打击涿郡籍、益州籍官员将领，五次“北伐”五次失败的责任，软禁皇帝刘禅等，都会遭到残酷无情地清算。
这不是小事一宗，是关乎身家性命以至于三族命运的关天大事。他只有一条路可走——死在任所，以人格的自我完善，掩盖已经暴露必遭清算的责任。不夸张地说，五丈原前，诸葛亮是在等死。
临死时侯，诸葛亮没有忘记荆州藉派系的前途命运，这同他名誉地位以至身家性命以及三族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自知在他身后，除了刘禅外，魏延已经没有了制约。如果由魏延掌握至为重要的军权，因为所受的窝囊气太多，他会利用手中军权加以报复，首当其冲的则是他的家族以及荆州籍官员。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诸葛亮不是傻瓜。所以病逝前召开军事会议，排除了首先应该参加的副帅魏延，只召集“长史杨仪、司马费祎、护军姜维等”安排他死后的军事调度。
排斥最应该参加军事会议的副帅魏延，当然具有鲜明的阴谋性质。果不其然，会议安排杨仪率领大军秘密撤退，安排魏延率部断后。
同时作了最坏打算：若魏延不肯服从，就别理会，别影响大军撤退的既定安排。显然，这次军队调动中，他没有说服魏延协同撤退的打算，而是不惜分裂不顾后果地算计着魏延。
会开完了，一切都在按部就班地进行时候，才派费祎通知魏延。听到诸葛亮病逝杨仪领军的魏延，气势汹汹地说道：
诸葛丞相虽然死了，我还在呀！相府官员可以送灵柩回去安葬，我率领诸路大军攻击司马懿率领的曹魏军队，怎么能够因一人之死而废弃北伐！更何况，我魏延何人，怎么能听从杨仪指挥，给他做断后将军！
同时扣押了费祎，胁迫其联名发出截然相反的军令。费祎不愧是荆州籍中的佼佼者，见大事骤变，虚与委蛇，在联名签署军令后，表示愿意为魏延说服杨仪交出军权。诚实的魏延相信了费祎，使得费祎能毫发无损地脱身逃回。
这是一场货真价实的军事政变，虽然不是针对蜀汉政权的谋反，也是针对代帅杨仪的夺权。此时的魏延已十分狂躁，长期遭受排挤打压的怨气，没有因诸葛亮的病逝稍有渲泻，更为杨仪领军而恶气攻心，他的这一不寻常做法，犯下三个致命错误。
其一，魏延对形势缺乏基本估计。本来，诸葛亮五出祁山“北伐”曹魏，就是穷兵黩武、一意孤行的举措。西蜀小国寡民长期遭受战争水火的蹂躏，苦战厌战反战的情绪由来已久。
诸葛亮一死，将士思归情绪潜然隐藏于举哀的背后，人心思归不可阻挡。在这一非常背景下，欲再发兵与强大的曹魏交战，已经完全不可能。
也许魏延只是说一说气话，仅只是说说而已，但这种气话传出去之后，魏延已经同西蜀十万士兵切身利益严重对立，空前孤立的孤家寡人，什么事情都不能成功，失败命运已必至无疑。
在杨仪、魏延矛盾激化时，惟一能够缓解、协调这对矛盾的，是成都中枢。此前，两人都有表章飞奏朝廷，相互指责对方“叛逆”。
毫无权力的刘禅，只能服从把持朝政的荆州籍朝臣。在情况完全不明的时候，荆州籍朝臣本无从盲目表态，稳妥的办法，是命令双方脱离接触，规定出各自不同的回军路线，将军队带回汉中再调查处理。
然而，良性的处理意见并没有产生。按照陈寿的认识，是因为魏延“勇猛过人，又性矜高”的缺点，终造成同僚“当时皆避下之”这一表面和谐，实则过分紧张的关系。
紧张关系在关键时候起了重要作用，西蜀高级官吏董允、蒋琬等，像押宝一样“保仪疑延”。依陈寿眼光，这是情绪化处事方式促成的错误判断。
然而蒋琬、董允等长期从政，久历宦海，大事当头，不会愚蠢冲动到这样没有理智。魏延毕竟是西蜀举足轻重的干城，况且又领兵在外，变数太多。（全本小说网，www。taiuu。com，；手机阅读，m。taiuu。com
第五八三章 荆州隐藏的女王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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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真的相信魏延反叛，就应该好言抚慰，将其赚回成都再处理不迟，那样摁一下他喝一口，要杀要剐都是一句话事情，没必要事前惊动，失去扑捉叛臣的机会。
旧历宦海，精明干练的蒋琬、董允不会如此盲目急躁。只能有一种合理解释，就是诸葛亮推荐安置在刘禅身边这些荆州籍代表人物的心胸，比起诸葛亮更要狭隘。
在关键时刻，狭隘的集团利益屏障了他们视野，在他们眼里，荆州籍宗派利益大于西蜀政权的安危。
蒋琬等人的表态，不过是党同伐异，是出于狭隘的派系利益“保仪疑延”，想乘此机会将难以驾驭的魏延除掉，从而扫除荆州籍继续掌权的最大障碍，并从五次“北伐”失败中平安过渡。
其二，魏延不懂得军事政变的特征。军事政变，贵在诡秘而速发，应在条件允许的范围内，做得对方难以捉摸。
既同费祎联名签署了军令，就不能放费祎离开，更何况费祎是荆州籍核心之一。此时的魏延，应在扣押费祎后，再设法赚来杨仪、姜维等，能多赚一个是一个，许进不许出。
可爱的魏延，竟然通过公开诚信的手段，想要实现夺权的军事阴谋，这就构成一对目的与手段极不相容的矛盾。费祎一走，军事阴谋完全暴露于手握重兵的政敌，魏延已经失去了制人的主动而受制于人了。
在杨仪率兵回撤后，军事政变已经流产，从自身考虑，首先是需要考虑如何安全回撤；其次是保护自己不受追究，至少也应将责任过失降低到最小程度。
如反客为主，利用刘禅的不满和愤恨，联合益州籍将领，主动清算荆州籍包括诸葛亮罪责，更有七分成功把握。可惜的是，魏延乃赳赳武夫，除过夺权外安知其他！
其三，魏延缺乏应变策略。军事政变尚未发动就已流产，原因在于事前缺乏应有的第二套、第三套应急方案，情急造成的直线思维，魏延只能一条路走到黑了。
他率领断后部队，绕捷径抢在主力前边，烧断主力回归的栈道。不夸张地说，魏延已有些歇斯底里，根本无视出现在自己面前的三对纠纷：
第一，将同杨仪争夺军事指挥权的葛杯，发展成两支西蜀大军之间的对立。第二，把诸葛亮退军安排和自己夺取军权的分歧，公开于全军上下，使自己与诸葛亮分庭抗礼。
在当时，两人的地位威望势力都不成比例，魏延的弱势十分明显，很难得到将士的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