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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吕伯奢家的杀人事件根据不同的记载则能够得出不同的结论。《魏书》没有点明曹操是因为惧怕追捕而杀人，而是因为吕伯奢之子想要谋取曹操的财物因而引发了曹操的自卫。
《世语》则点明了曹操是因为惧怕吕伯奢家人将其送官，因为猜疑而杀害了吕伯奢的家人。
因此，如果依据《魏书》的记载，那么无论是从时间顺序还是原因，吕伯奢家杀人事件和中牟县遭遇都没有很紧密的逻辑联系。
而恰恰相反，根据《世语》的记载，吕伯奢杀人事件和中牟县遭遇虽然在时间上和后世演绎的“捉放曹”故事不符，但原因和逃亡惧怕追捕的性质却不谋而合。
最后，我们再来看一看曹操那句经典的名言。《世语》有关曹操吕伯奢杀人事件的记载后有引用了孙盛杂记的记载进行补充：
“太祖闻其食器声，以为图己，遂夜杀之”，点明曹操猜疑杀人的具体情形，并第一次出现了曹操言语的记载：
既而凄怆曰：“宁我负人，毋人负我！”这里可以看出曹操对于因猜疑而杀人表现出的是一种逃亡过程中无奈的态度，很有可能是失口而言，而非有意表现自身个性的行为。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捉放曹”的故事中，中牟县遭遇表现的是曹操正面的形象，而吕伯奢家的杀人事件很有可能是曹操出于自卫而发生的事件，且发生在中牟县遭遇之前，可以看出，这二者之间似乎没有很紧密的联系。
后世演绎的“捉放曹”和历史原型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异，除了将两个子故事的时间顺序进行了颠倒使其在逻辑上的联系更加紧密。
更在选取历史材料的时候，有意识地选择了不利于曹操道德评价的资料并对其进行放大而淡化了曹操出奔京师是为声讨董卓的正面形象，并虚构了陈宫的加入以见证曹操性格的多变。
由此使得一场普通的自卫事件转变为对曹操性格多变的批评，也让“捉放曹”成为了佐证曹操“奸绝”形象的典型故事。
曹操其实本就是一个极其复杂、极富争议的人物。仁者见山、智者见水，千秋功过、任人评说。
有道是：“男儿只手带吴钩，何处觅封侯？江山多少帝王业，悠悠，到如今、空中楼阁。挂帆西子芦苇舟，功名值几斗？雄风万里书生气，梦游，莫不如、水调歌头。”
历史上，曹操也算是功成名就了，建安二十一年（216年）四月，汉献帝册封曹操为魏王，邑三万户，位在诸侯王上，更是：“奏事不称臣，受诏不拜，以天子旒冕、车服、旌旗、礼乐郊祀天地，出入得称警跸，宗庙、祖、腊皆如汉制，国都邺城。王子皆为列侯。”
他名义上还为汉臣，实际上已是皇帝。
建安二十二年（217年）冬十月，汉献帝又赐予曹操王冕十有二旒，乘金根车，驾六马，设五时副车，曹操以五官中郎将曹丕为魏太子。
接下来就是曹操一统三国的事了，原本在建安二十年（215年）三月，曹操见刘备已取得益州，而汉中是益州门户，“若无汉中，则无蜀矣”，刘备必然要攻取汉中。
于是曹操抢先一步，率十万大军亲征汉中张鲁。五月，攻克河池，斩氐王窦茂；七月，曹操大军进至阳平关（今陕西勉县西北）。
张鲁听说阳平关失守、逃往巴中。曹操进军南郑，尽得张鲁府库珍宝。十一月，张鲁出降曹操，汉中遂为曹操所有。
建安二十二年（217年）春，曹操再次南征，率军猛攻濡须口，击败孙权，孙权派都尉徐详求降，曹操同意，并允诺重新结为姻亲。
曹操主力退出汉中后，刘备向汉中发动进攻。建安二十三年（218年），刘备亲率大军进至阳平关，夏侯渊等人与刘备夹关对峙，曹军多次击退刘备军猛烈攻势。（全本小说网，www。taiuu。com，；手机阅读，m。taiuu。com
第五三八章 无论英雄与奸雄都是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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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曹操亲率大军赶往关中，坐镇长安，以便随时指挥汉中战局。同时，边塞硝烟再起，曹操命曹彰、田豫北征，大破乌桓鲜卑联军。
建安二十四年（219年）正月，刘备自阳平关南渡沔水（今汉水），依山而进，驻军于定军山（今陕西勉县东南），夏侯渊出兵与刘备争夺地势，被黄忠斩杀，曹军大败。
之后，曹操亲率大军来夺汉中，但是刘备坚壁不出，曹军与刘备军相距数月，无利，遂放弃汉中。
建安二十四年（219年）七月，曹操刚刚从汉中撤出，刘备大将关羽就从荆州向他的东南防线襄、樊一带发动了进攻。
曹操闻知，立刻派大将于禁率兵往救樊城。八月，关羽乘洪水泛滥之机，擒于禁，斩庞德，乘势进军，将樊城围住。
时樊城曹军只有数千人，城被水淹，水面离城楼仅有数尺，曹仁率军死守。曹操又派徐晃领兵去救樊城。十月，曹操从关中赶到洛阳，亲自指挥救援樊城。
孙权因关羽处其上游，不愿意让关羽势力发展，且他早有攻取荆州之心，于是联结曹操，准备以大将吕蒙偷袭荆州要地江陵。
曹操接到书信后，将这一消息通知曹仁，命他继续坚守，自己进至摩陂（今郏县东南），临近指挥，又派兵十二营增援徐晃，命他反击关羽。
经过恶战，关羽大败而走。不久，吕蒙偷袭江陵得手。关羽撤往益州，路上被孙权军擒杀，孙权将关羽的首级送到许昌，曹操以诸侯之礼安葬，襄樊战役结束。
曹操在孙权擒杀关羽、取得荆州后，表孙权为骠骑将军、荆州牧。孙权遣使入贡，向曹操称臣，并劝曹操取代汉朝自称大魏皇帝。
曹操将孙权来书遍示内外群臣，说：“是儿欲踞吾著炉火上耶！”
曹操手下群臣乘机向曹操劝进。曹操自己还不想废献帝自立，他说：
“若天命在吾，吾为周文王矣。”
建安二十五年（220年）正月，曹操还军洛阳。当月，病逝在洛阳，终年六十六岁，谥曰武王。
他临死前留下《遗令》。根据曹操的遗嘱，他于二月廿一丁卯日（4月11日）被安葬于邺城（今河北邯郸临漳县）西郊的高陵。
十月，魏王曹丕取代汉朝，自立为皇帝，国号魏，追尊曹操为武皇帝，庙号太祖。
曹**了，何须论其英还是奸，无论曹操是英雄是奸雄，其都是雄，这是无法否认的，在历史上，不仅是他的武功，更是他的文治，才成就了他的“雄”。
在东汉末年的军阀混战中，黄淮流域社会经济遭到空前的破坏，百姓遭屠，土地荒芜，幸存者被迫离乡背井，流落他方。可谓“名都空而不居，百里绝而无民者，不可胜数”，“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
面对这种悲惨景象，曹操在世时实行了一系列政策来恢复经济，稳定局面。从曹操在政治、军事、经济各方面的表现来看如推行屯田，兴修水利，实行盐铁官卖制度，对社会经济的恢复和经济的整顿起了积极作用。
曹操开始走上仕途就试图用比较严格的法律改变当时权豪横行的情况。由于祸在中央，曹无法施展自己的意图，到他自己掌握政权以后，才得全面推行抑制豪强的法治政策。
曹操说：“夫刑，百姓之命也”；“拨乱之政，以刑为先”。他起用王修、司马芝、杨沛、吕虔、满宠、贾逵等地方官吏，抑制不法豪强。
如果把袁绍和曹操在冀州先后推行的治术加以比较，就可以看出两种不同的情况：
“汉末政失于宽，绍以宽济宽，故不摄”。在袁绍的宽纵政策下，“使豪强擅恣、亲戚兼并，下民贫弱，代出租赋，炫鬻家财，不足应命”。
这样，自然不能使“百姓亲附，甲兵强盛”。所以袁绍虽地较大、兵较多、粮较足，终为曹所败。曹得冀州后，立即“重豪强兼并之法”，因而收到了能使“百姓喜悦”的效果。
司马光说曹“化乱为治”，并非无据：汉献帝被西凉军争夺，各州郡牧守都在拥兵自强，断绝纳贡。整个中国的局面是群雄割据，军阀混战。
汉献帝小朝廷，远远没有控制政治局势的能力，在这危难之际，曹操挟持穷途末路的皇帝，迁都许昌，以武力削平北方群雄，力图进而统一中国，起到了稳定东汉朝政局面的作用。
还有曹操的唯才是举，实在是举世闻名：汉时期选拔官吏，被选用人既要有仁义孝悌等方面封建道德品质，也要有高贵的家世出身。
曹操用人不重虚誉，他选用官员要“明达法理”，能行法治。用崔琰、毛玠掌管选举，“其所举用，皆清正之士，虽于时有盛名而行不由本者，终莫得进。务以俭率人，由是天下之士莫不以廉节自励，虽贵宠之臣，舆服不敢过度”。社会风气有所好转。
为维护和发展势力，让更多的人为自己的事业服务，不受上述标准限制，强调“唯才是举”。只要有才能，即使缺少封建道德品质、出身下层的人，他也注意提拔。
210年到217年，他先后下了三次“求贤令”，选拔和任用一些有才能的人。打破世族门第观念，罗致地主阶级中下层人物，抑制豪强，加强集权，所统治的地区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
曹操十分尚礼重法，他的思想受儒家影响，其根基属于儒家思想范畴，尚仁义礼让，并试图以仁义、道德、礼让教民和行政，即“治定礼为首”。
另一方面，曹操重法尚术，严刑峻法，史载甚明，这构成曹操思想的另一重要侧面。此即“拨乱刑为先”。所以，曹操的思想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
处于乱世之中的曹操既强调刑法，也没有忘记礼教之用。他始终尚礼重法，两手俱用，并在礼法并举、两手俱用中表现出了特有的谲诈之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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