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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天待在崔可夫的司令部里，是我到达斯大林格勒以后，最担惊受怕的两天两夜，现在好不容易有一个可以离开这个鬼地方的良机，我自然也不会浪费，所以我连忙答应一声：“请司令员同志放心，我保证完成任务。”说完，伸出双手接过崔可夫递过来的战报，小心翼翼地放进了自己的公文包。
崔可夫等我把文件放进了公文包，这才关切地问：“奥夏宁娜同志，从这里去码头的路上不太安全，是否需要我派几名战士护送你过去？”
“不用了，司令员同志。”我想到刚才叫我们的巴斯曼诺夫，见他除了身上的衣服脏了点以外，整个人是毫发未损，估计我带来的警卫排还能剩下几个人，足以保护我在路上的安全，所以便委婉地拒绝了崔可夫的好意：“现在这里的战斗很激烈，每一名战士都是宝贵，用不着为了保护我的安危，而从重要的岗位抽调人手。”不过为了让他和古罗夫安心，我还是说明了原因，“我的警卫营长巴斯曼诺夫上尉就在外面，有他来保护我，路上的安全基本就可以得到保证。”
“既然是这样，那你就快点出发吧。”崔可夫说完这句话以后，还是忍不住关切地叮嘱了一句：“可一定要注意自己的安全，千万别出什么意外。”
我点了点头，抬手向他和古罗夫行了一个军礼后，转身踏上台阶，走出了指挥部。巴斯曼诺夫蹲在离指挥部不远的交通壕里，见我从指挥部里出来，立即迎上来，紧张地问道：“师长同志，接下来我们去什么地方？”
“去码头。”我简单地说道。
“什么，去码头？”巴斯曼诺夫不解地反问道：“我们这个时候去码头做什么？”
我扭头看了看在附近走来走去的战士，不愿随便在这些泄露我们此行的命令，于是把脸一板，对巴斯曼诺夫说：“上尉同志，你难道不知道保密条例吗？下级指挥员能随便向上级指挥员打听要执行什么任务吗？”见他羞愧地低下了头，我又放缓语气问道，“警卫排还剩下多少人，让他们跟我一起走。”
“六个，”巴斯曼诺夫赶紧回答说：“连我在内，还剩下六个人。如果您觉得人手不够的话，我去找格拉德舍夫少校再借几个人。”
“不用不用，”我连忙摆手制止了他，接着吩咐道：“带上你的战士，跟我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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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四四章 汇报工作（中）
在前往码头的道路上，我们七个人并没有走到一起。我们分成了三组，巴斯曼诺夫带着一名战士在前面开路，两名战士走到后面，我和另外两名战士走在最中间。每组之间的间隔为五十米，在这样的距离上，任何一组和敌人遭遇时，另外两组都可以及时地为他们提供支援。
当我们弓着腰穿行在废墟之中时，为了行程不至于过于枯燥，我有意和身边的两名战士聊起了家常。我首先问走在我的左侧，拎着一支波波夫冲锋枪的年轻战士：“喂，战士同志，您叫什么名字？”
那名战士听到我这么问，不禁愣了片刻：“您是在问我吗，师长同志？”没等我说话，他已经接着说了下去，“我叫茹霍维茨基，是来自古拉格集中营的。”
古拉格集中营，听到这个单词时，我不由好奇地打量了身边的这名战士，从他的言行举止来看，以前似乎应该是来自工厂或者城市的，于是试探地问道：“茹霍维茨基同志，您是怎么进的古拉格集中营。是因为上班连续迟到三次吗？”
“师长同志，您猜错了。”没等茹霍维茨基回答我，另外一名战士已经抢先回答我说：“他是因为前年参加五一游行时，拒绝举斯大林的肖像而被捕被送进集中营的。”
匪夷所思的理由勾起了我的好奇心，我左右看了看，除了我们三人外，其余的人都隔得很远，应该听不见我们之间的谈话，所以忍不住好奇地追问道：“茹霍维茨基同志，既然您当时参与了游行，可为什么不愿意举斯大林同志的肖像啊？”
“因为我当时手里抱着我刚满周岁的女儿，根本腾不出手来举什么肖像。”茹霍维茨基神情黯然地说道，“我被送进古拉格集中营以后，就再也没见过我的女儿，也不知道她现在如何了。”
“不要担心，茹霍维茨基同志，等战争结束后，您就能见到您的女儿了。”为了转移话题，我又扭头问另外一名战士：“战士同志，您又叫什么名字，也和他一样，是来自古拉格集中营吗？”
战士点点头，回答说：“师长同志，您猜的很对，我叫米哈伊洛夫，也来自古拉格集中营。”
“那被捕的原因呢？”此刻我心中的八卦之魂熊熊燃烧了起来，迫切地想搞清我部下中来自古拉格集中营的战士，都是因为什么原因被捕的。
米哈伊洛夫苦笑着回答说：“我的罪名很简单：在街头制止发表翻动言论的人时，又向围观的群众冲锋了一遍此人的反动言论。”
听到这个罪名，我真是哭笑不得，简直比茹霍维茨基的罪名还要离奇。无声地苦笑一声后，我又随口问道：“你们认识的来自古拉格集中营的战友们，都是因为什么罪行被捕的啊？”
“一团的克斯特罗夫以前是名电工，他开玩笑地说：街上根本用不着单做路灯杆子，只需要给斯大林的雕像手里那个灯泡就行了。”
“二团的伊格纳季耶夫在和朋友喝酒时说：为祖国我愿意举杯，要是为了斯大林那就算了。”
“二团一营的米先科夫发牢骚说：感谢斯大林带领人民走上了广阔的大道，可我们家连母牛都没有啦。”
“三团的瓦尔吉涅茨更倒霉，他在粮食店排了两个小时的队，轮到他的时候，粮店下班关门了。他回家时在路上发牢骚：我要面粉干什么，共产主义就快来了，到时候我们就拿着盘子到食堂里领饭吃，跟街上的乞丐一模一样。”
“四团的维思杰尼乌斯在喝醉以后向国家领导人的肖像扔小黄瓜。”
“警卫二连的卡拉巴蒂罗夫，是个哈萨克人，他的罪名是非法履行毛拉职务，举行宗教仪式并收取费用。”
“还有那个马尔特申，他在喝醉酒以后，去参加纪念十月革命周年的庆祝大会，在别人做报告时大声起哄。”
“最倒霉的要算三团九连的那个扎哈尔库，他为了争风吃醋，强迫妻子以对手的名义写了一封反动匿名信，结果很快就被侦破，他夫妻二人都进了集中营。”
……
两人说起自己的那些古拉格集中营的同伴时，一个比一个激动，声音也不禁越来越大。我被他们所说出的诸多罪名吓坏了，原来在无意中说错一句话，就会给自己惹来无妄之灾。我说话一向就属于比较随意的那种，要不是有那么多大腿级的人物关照的话，没准我早就被送进古拉格集中营了，一想到这个，我顿时被惊出了一身冷汗。为了防止两人继续说下去收不了场，我赶紧又换了话题：“米哈伊洛夫、茹霍维茨基，你们两人看起来关系不错啊。”
米哈伊洛夫望了茹霍维茨基一眼，笑着对我说：“是的，师长同志，我们之间的交情不错，茹霍维茨基曾经救过我的命。”不等我追问，他就一口气说下去：“我被送进西伯利亚的古拉格集中营时，正好赶上严冬。我们当时的工作是修筑国防工事，据说是为了防范来自东方倭国可能发起的进攻。我们每天的配给只有350克面包，晚上有一碗只飘着一两片菜叶的清汤。
师长同志，您想想，这点食物根本就吃不饱，别说干活了，就算是躺着不动也够呛。参加修筑的囚犯们个个都浑身浮肿，走路像走在沼泽地里一样摇摇晃晃的，干的活稍微重一点就会两眼冒金星出虚汗。况且国防工事的所在地，离我们住的地方有七八公里，每天在路上就要走一个多小时。零下四五十度的严寒，人又吃不饱，不死人才怪了，光倒在路上的人就不少，再加上那些在干活时就一头栽倒在地，再也爬不起来的人，每天死的人。
我有次也是饿得很了，干活时忽然觉得天旋地转，直接就扑倒在地上。正在我浑身冒着虚汗心跳加速，闭着眼睛耐心地等待着死神降临时，忽然有人塞了一小块面包到我嘴里来。就是这么一小块面包下肚，我又缓过了劲来，睁眼一看，原来救我性命的就是茹霍维茨基。师长同志，您可千万别小看这么一小口面包，虽然只有几十克，可在关键的时刻就能救人一条命啊。”
我点了点头，郑重其事地说道：“米哈伊洛夫同志，您所说的我都明白。我曾经去过被围困中的列宁格勒，那里的人每天只有250克的食品配额，有不少人因营养不良而死去……”说到这里时，我忽然发现走在前面的巴斯曼诺夫和那名战士停了下来，站在一堆瓦砾堆旁望着前方发呆。见到他们这种表情，我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连忙把话题一转，“巴斯曼诺夫上尉那里好像出了什么事情，我们快点过去看看。”
我们三人弯着腰一路小跑着，来到了巴斯曼诺夫的附近，还隔着几米远，我就紧张地问道：“喂，上尉同志，发生了什么事情？”
满脸愁容的巴斯曼诺夫回头看了我一眼，指着前方，痛心地说道：“师长同志，您看看吧，这些可都是我们的战友啊！”
不明所以的我顺着他手指的方向朝前面望去，顿时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只见在前面满是弹坑和瓦砾堆的街道上，躺满了数以百计无人照料的伤员，除了那些伤重无法动弹的伤员在原地翻转着痛苦地呻吟着；伤势稍轻一些，能动弹的伤员正艰难地爬向了码头的方向。
看到这副让我军重伤员自生自灭的惨状，我一把抓住巴斯曼诺夫的胳膊，大声地问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