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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几乎每天都发表和广播爱伦堡同志所写的充满战斗精神的政论文章或通讯特写。”
“参谋长同志，你也许不知道吧。爱伦堡同志除了是一个优秀的新闻工作者，同时还是一位了不起的作家呢。”听到爱伦堡的名字，连基里洛夫也来了兴致。
“他写过什么小说啊？”我在一旁淡淡地问道。
“《巴黎的陷落》，你们听说过吗？这本书出版后，还获得了今年的斯大林奖金。”
“政委同志，小说里讲的是什么啊？”阿赫罗梅耶夫好奇地问道。
听到阿赫罗梅耶夫的问题，基里洛夫的脸上露出诧异的表情，他反问道：“难道你没有听说过这部有名的小说？”见阿赫罗梅耶夫和我都不约而同地摇摇头，便开始为我俩进行科普，“一九四○年六月十四日这一天，德国军队开进了巴黎，曾经是大革命的摇篮和策源地的巴黎，现在却在德国法西斯的面前屈膝投降了。爱伦堡同志当时正在巴黎，他既是法兰西悲剧的目击者，也熟悉法国人民在战争前夕所过的那许多无忧无虑的快乐日子，而现在他又亲眼看到了巴黎陷落后的种种可怕的景象。当年八月，爱伦堡同志返回了祖国。他先是在报刊上发表了一系列关于法国沦陷的通讯和报告文学，接着，又用了一年时间，一气呵成写出了这部报告文学体的长篇小说，真实地揭示了法兰西民族悲剧的前因后果。”
“真是太棒了，”阿赫罗梅耶夫感慨地说：“有机会的话，我一定要把这本书找到看看。”
“行了行了，政委、参谋长同志，别再说这些无关紧要的小声。”我深怕两人一聊起爱伦堡这个共同的话题，就说个没完，连忙用手指在桌面上叩击了几下，打断了两人后面的话。看到他们的注意力都集中到我的身上后，我这才说道：“司令员同志还交代给我们一个重要的任务。”
“什么任务？”阿赫罗梅耶夫的注意力，一下就从那本从来没看过的《巴黎的陷落》上转移到我们的日常工作上来了。
“是这样的，司令员同志认为，既然格拉姆斯他们这些投诚的前德军官兵，已经真正地和我们站在了同一条战线上，那么我们就可以利用他们的身份，去执行一些敌后的任务。”接着我又将崔可夫所说的那些理由，向两人重复了一遍。
听完我的讲述后，两人都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基里洛夫说道：“奥夏宁娜同志，这样吧，今晚就派格瑞特卡少尉带一个小分队出发，让二团一营的政治指导员萨夫琴科同志也跟着去。”
阿赫罗梅耶夫听基里洛夫说完后，皱着眉头提醒说：“政委同志，司令员让我们在小分队里，要派遣两三名自己的指战员同行，只派一个人，这合适吗？”
基里洛夫冲他一摆手，用不容置疑的口吻说道：“没啥不合适的，参谋长同志。假如格瑞特卡少尉想在进入德军的区域后，突然倒戈叛变的话，我们别说两三个自己人，就算一半都是自己人也没用。你以为他们几个人一旦暴露的话，在敌人的地盘上还有脱险的可能吗？”
“我明白了。”阿赫罗梅耶夫点了点头，接着把电话拉到自己的面前，对我们说道：“我这就给格瑞特卡少尉打电话，让他到师指挥部里来接受任务。”
“等一下，参谋长同志。”基里洛夫抬手制止了阿赫罗梅耶夫的动作，见我们都用奇怪的目光望向他，便继续往下说：“先把二团的萨夫琴科同志叫来，我要私下吩咐他一些注意事项。”
基里洛夫的话，我和阿赫罗梅耶夫都是心领神会，所谓要私下吩咐的内容，无非就是暗中监视格瑞特卡，假如发现他有什么异动的话，就毫不迟疑地将他干掉。
接到电话的萨夫琴科很快就来到了指挥部，他向我们敬完礼后，就被基里洛夫拉到了一旁，吩咐注意事项去了。阿赫罗梅耶夫凑近我的身边，低声地问道：“师长同志，您觉得这样合适吗？萨夫琴科同志就只有一个人，一旦格瑞特卡有什么不良企图的话，您就不怕他吃亏吗？”
“你想得太多了，参谋长同志。”虽然基里洛夫和阿赫罗梅耶夫对格拉姆斯、格瑞特卡他们所表现出来的怀疑，让我的心里也产生了一丝动摇，但子啊自己部下的面前，我还是要为这些投诚的官兵说几句话：“既然已经让他们加入了我们的队伍，那么就应该信任他们，别老疑神疑鬼。要是让他们知道了你始终怀疑他们的话，会让他们寒心的。”
阿赫罗梅耶夫被我的这番话说得满脸通红，过了一会儿向我表态说：“明白了，师长同志。待会儿格瑞特卡少尉来的时候，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等基里洛夫和萨夫琴科交谈结束后，阿赫罗梅耶夫在我的许可下，给警卫二连打电话，不光通知了格瑞特卡，连格拉姆斯也顺便通知了。把格拉姆斯叫来是我的主意，毕竟格瑞特卡是他的部下，要是我们迈过他直接给他的手下发号施令，很容易他产生疑心的，所以我才命令阿赫罗梅耶夫把他也一起叫来，听听我们是如何给他的部下布置任务的。
由于我们的开诚布公，所以不管是留在高地上的格拉姆斯还是要去执行任务的格瑞特卡，都表现的非常配合。等阿赫罗梅耶夫的话一说完，两人便马上从座位上站起来，向我们表决心：“请几位指挥员放心，我们保证完成好你们所分配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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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百八十五章 化敌为友（中）
当格瑞特卡和萨夫琴科要离开前，我特意叮嘱两人：“你们今晚的行动，是悄悄地潜入敌人的后方，侦察他们的兵力和武器装备情况，不到万不得已，尽量不要和敌人发生交火。记住，在独立师里，每个战士都宝贵的，不要让他们牺牲得毫无价值。最后，我想说明的一点是，这次执行任务是集团军首长亲自交代的，是对你们的一种考验。你们能取得什么样的成绩，决定了你们能否在上级领导的心里留下好的印象。明白了吗？”
“明白！”格瑞特卡和萨夫琴科整齐地答应一声，向我敬礼后转身离去。俄语水平极差的格拉姆斯压根没听明白我向他们交代的是什么，看到自己部下的离去，也慌忙向我们敬了一个礼，转身跟着跑了出去。
望着格拉姆斯的背影消失在门口，基里洛夫抬起手看了看腕上的手表，接着自言自语地说：“也不知道这个爱伦堡同志什么时候才能到？”
“政委同志，”坐在报话机旁边的拉祖梅耶娃忽然用怯生生的声音问道：“您说的爱伦堡同志，是那位著名的犹太作家和新闻记者吗？”
“是的，拉祖梅耶娃中尉。”基里洛夫饶有兴趣地问道：“你也听说过他吗？”
“是的，政委同志。”一向表现的很冷静的拉祖梅耶娃，在提到爱伦堡的名字时，脸上露出了花痴的表情：“我还在学校读书时，就看过他的诗集《前夜的歌》。后来毕业后，又陆续看过他的新诗集《为俄罗斯祈祷》、《火》、《前夜》、《随想》和《毁灭性的爱》。”
基里洛夫听拉祖梅耶娃这么说，脸上露出了惊讶的表情：“中尉同志，真没想到你也看过他的书。你刚刚提到的这些诗集，有一段时间曾经是被束之高阁的禁书。”
“啊？！”拉祖梅耶娃大吃一惊，慌忙反问道：“政委同志，我觉得他的诗写的很好啊，为什么会成为禁书呢？”
“推翻沙皇专制统治后的那年7月，爱伦堡随同一批政治流亡者绕道英国和斯堪的那维亚半岛回到了祖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爱伦堡产生‘新的希望’，曾在苏维埃政府的社会保障部、学龄前儿童教育处和剧场管理局等部门任职。但他的思想仍较复杂和矛盾。面对苏维埃政权最初几年激烈尖锐的阶级斗争形势和极度的经济困难，爱伦堡开始时的希望和热情很快就为怀疑和犹豫动摇所代替。这几年他出版的几本诗集，一方面表示欢迎‘另一个伟大世纪’的诞生，另一方面又说自己‘对当前的现实既欣喜若狂又惶惑恐惧’，并把革命称作‘血腥的旋风’、‘毁灭性的爱’等等。正如爱伦堡同志在再次返回祖国时所承认的那样，他当时‘并不理解革命，继续处在动摇和迷茫之中。’……”
基里洛夫和拉祖梅耶娃说起爱伦堡，顿时就聊个没完，就连坐在旁边的娜佳和巴斯曼诺夫也凑了过去。听他们几人聊爱伦堡聊得热火朝天，我心里感到格外不舒服，走回桌边坐下后，望着依旧说个没完的几个人，不禁重重地哼了一声。
站在旁边的阿赫罗梅耶夫听到我的哼声，被吓了一跳。他左右张望了一下，走到我的身边坐下，望着那几个正聊得投机的指战员，低声地问我：“师长同志，您以前就认识爱伦堡同志吗？”
“当然认识，”我没好气地说道：“假如不是认识他的话，我现在自然是少将军衔。”
阿赫罗梅耶夫在沉默片刻后，小心地问道：“师长同志，据我所知，您早在莫斯科保卫战期间就是少将军衔，后来是因为出了点事情，才被降为少校的。难道您的少将军衔被褫夺，和他有关系吗？”
“可不，”我难得有个发牢骚的机会，便对着深得自己信任的阿赫罗梅耶夫，讲起了和爱伦堡结怨的来龙去脉：“……我因为看到被德国人残害的卓娅的遗体，一时怒火中烧，便下令将俘虏的士兵全部枪毙了。没想到就是那么不凑巧，正好被来采访的爱伦堡见到了这一幕，便拍了照片并将这个新闻发表在《红星报》上。因为这个新闻被多家资产阶级的报纸转载，引来了许多的不良后果，所以我就因这事被降职，并被派往列宁格勒方面军。”
“原来是这样啊。”阿赫罗梅耶夫听完我的讲述后，若有所思地点点头，随后向我建议：“师长同志，我去叫他们停下来，别再讨论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