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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可夫走到我的身边，看了看山坡上的情景，感慨地说道：“这就是我们的战士，为了保卫我们伟大的祖国，他们会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正当崔可夫要继续发表感慨的时候，传令兵西多林气喘吁吁地跑上山坡，来到了崔可夫的面前，敬礼后报告说：“报告司令员同志，司令部来电。”
崔可夫眼睛看着山脚正在打扫战场的指战员，头也不回地说：“奥夏宁娜，你把电报念给我听听。”
我从西多林的手中接过电报时，冲他友好地一笑，然后回到崔可夫的身边，开始为他读电报：“崔可夫同志，第229师和海军陆战第66旅已经撤至指定位置，你和断后部队在完成阻击任务后，立即赶往集结地点和上述部队汇合。集团军军事委员谢尔久克。”
听我读完，崔可夫从我的手里接过电报，又看了几眼后，再无限眷恋地向山下望了一眼，遗憾地说：“可惜了，这么多牺牲的战士，我们连他们的遗体都来不及掩埋，就要撤退了。”说到这里，他转身命令站在后门的西多林：“西多林，你到下面去找那两个连的连长，让他们停止打扫战场，立即带领部队撤下来。”
半个小时后，我们开始撤退。
警卫连战士乘坐的卡车被腾了出来，用来运输第229师的伤员，而他们和普通的步兵战士一样步行，跟在车队的后面，缓缓向东撤去。
崔可夫把班杜林叫上我们的车，准备一起走。没想到司机刚要开车时，我们的车却被几名战士拦住了。只见一名头上缠着绷带的上士情绪什么激动，一个劲地要往我们车前扑，后面有名战士使劲地拉着他的手臂，另外两名战士肩并肩地挡在了他的面前，旁边还站着名少尉，好像正在极力地劝说着他。
看到这一幕，我的心不禁一紧，心说难道遇到兵变了？这么一想，我不禁握紧了手里的冲锋枪，手指搭在了扳机上，准备等那名战士扑过来欲行不轨的时候，好果断地开枪射击。
前面的动静惊动了车上的崔可夫和班杜林。崔可夫皱着眉头对我说：“奥夏宁娜，你去看看，究竟出了什么事情？”
“是！”我答应一声，推开了车门，刚想下车时，听见坐在后排的班杜林说道：“司令员同志，我也去看看，毕竟这些都是我的部下。”
有了班杜林一起，我对妥善处理此事，也多了几份信心。我提着冲锋枪，大步流星地走到了他们的面前，大声地问道：“谁能告诉我，这里出了什么事情？”
原本站在旁边的少尉连忙喊了声：“立正！”那三名在拦阻上士的战士赶紧松手，转身立正，跟在少尉一起向我敬礼。而那名上士则一屁股坐在地上嚎啕大哭起来。
“怎么回事？”我用鄙视的目光看了一眼地上的上士后，把注意力移到了少尉的身上。
“报告奥夏宁娜中校，”少尉礼貌地回答说：“是这样的，上士参加了今天的阻击战，在战斗开始后不久，他就因为负伤被送下了阵地。当看到他们连队的指战员们都牺牲了，连遗体都没来得及掩埋，部队就要转移，他就哭了起来，说他的连长和那么多的战友都牺牲在这里，他不能丢下他们离开。”
“上士同志，你是男子汉，不是娘们，别坐在地上哭，给我站起来。”班杜林走到我的身边，冲着坐在地上哭的上士严厉地说道。
上士连忙站起身来，向我和班杜林敬礼后，用哽咽的声音说道：“报告指挥员同志，我连队里的指战员们都牺牲在这里，连遗体都没来得及掩埋。我不能丢下他们向后逃跑，我要留下来，哪怕是死，我也要和他们死在一起。”
听到上士这么说，我只觉得鼻子一阵阵发酸，眼泪忍不住夺眶而出，我走到上士的面前，把一支手搭在他的肩膀上，对他说道：“上士同志，你的战友们的鲜血是不会白流的。撤退，是上级下达给我们的命令。我们暂时的撤退，是为了补充休整恢复部队的战斗力。我相信，要不了多久，我们就会重新打回来的，到时候你就有机会为你的战友们报仇雪恨了。”
“奥夏宁娜中校，”上士抹了一把脸上的眼泪，大声地说道：“我相信您的话，我一定服从命令，跟随部队向后转移。”
看到上士不再钻牛角尖，我心里感到了一丝欣慰。不过我接下来非常好奇地问道：“上士同志，你和少尉都认识我？”
“是的，中校同志。”上士和少尉异口同声地说：“我们认识您，因为您曾经和我们英勇的师长萨任上校并肩战斗过！”
我和班杜林并肩往吉普车走的时候，他低声地对我说：“中校同志，您真不简单啊，三言两语就把那名情绪激动的上士说服了。您有没有考虑过，转行到一名政工人员？”
政工人员？！开玩笑，我最反感的就是政工人员，要是让我成为他们中的一员，还不如杀了我更省事。但这些话，心里想想可以，但却不能说出来，于是我含含糊糊地对班杜林说：“政治部主任同志，我还是喜欢在战斗部队里当一个冲锋陷阵的指挥员。”
我们上车时，崔可夫看到班杜林一脸失望的样子，好奇地问他：“班杜林同志，怎么了？看你一脸垂头丧气的样子。”
班杜林苦笑一声回答说：“司令员同志，我本来想劝说奥夏宁娜中校转行当政工人员，没想到被她拒绝了。”
崔可夫听完呵呵一笑，说：“我还是觉得奥夏宁娜在战斗部队里担任指挥员，比当政工人员更合适。”
当我们的吉普车经过那几名指战员的时候，他们排成了一列异常整齐的横队，站在路边，抬手向我们的吉普车敬礼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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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八八章 车中闲谈
车开出一段距离后，我听见坐在后排的崔可夫和班杜林像两个老朋友似的聊开了天。
崔可夫试探地问道：“班杜林同志，我前段时间去过几次第229师，但是从来没见过你，你是新调过去的吧？”
崔可夫的这个问题，也引起了我的好奇，要知道前段时间我还在第229师时，发现师级指挥员就只有萨任上校一人，别说政治部主任了，就连师政委都没有。后来还是遇到来自方面军政治部的营级政委潘琴科，师里才有了个临时的师政委。
班杜林沉默了片刻，回答说：“司令员同志，我是萨任师长的老战友，早在他还是团长时，我就是他的政治部主任。当我们师接到最高统帅部的命令时，很多部队还没来得及收拢，为了不贻误战机，经过师党委会研究后，决定由师长萨任同志先带五个营进入指定位置，而我和师政委特鲁宁同志，则等剩下的四个营集结完毕后，再赶到战场和师长汇合。”
崔可夫点点头，若有所思地说道：“嗯，这个情况我了解，第229师进入战场时，全师只有五个营的兵力，却要防御宽度达到十五公里的区域，实力是弱了点。假如九个营都同时到达，并配备了足够的反坦克力量，那么你们师就可以固守在有利阵地上，可靠地保护第62和第64集团军的结合部，制止敌人向第62集团军的侧翼和后方实施突击。”
班杜林苦笑着回答说：“我们师当时是部署在哈尔科夫方向，以预防该地区的敌军北上攻击莫斯科，可谁也没有料到，敌人的真正进攻目标是斯大林格勒。师长带着五个营开拔后，我们光收拢剩下的四个营，就花去了两天的时间。等部队集结完毕，要出发了吧，负责铁路调度的军运指挥员却告诉我们，因为要开拔到顿河流域的部队很多，再加上敌人的飞机不停地轰炸铁路线，我们师要想乘车的话，起码要等上一个月。军情如火，我们可没有时间等上一个月，所以采用步行的往这里的战场赶来。虽然我们紧赶慢赶，但还是用了将近十天的时间才到达战场。这个时候，师部已经离开了原来的战斗位置，渡过顿河，往斯大林格勒的方向退却了。于是我们又渡过顿河，沿路打听着找到了师部所在地，和萨任上校会师。”
“班杜林同志，”我听到这里，忍不住问道：“我前几天也曾在第229师待过，当时从方面军政治部来了一位特派员，被萨任上校任命为代理政委，如今他到什么地方去了？”
班杜林看着我，回答说：“奥夏宁娜中校，你说的是营级政委潘琴科同志吧？”见我点头表示肯定，又接着说，“我和特鲁宁同志回到师里后，政委自然就是特鲁宁，而潘琴科这位代理政委，就成为了师里的副政委。”
听到萨任上校对潘琴科的安排，我对他的好感又增加了几分，至少他不是一个过河拆桥的人，立马就感觉在心理上和他又亲近了许多。
“班杜林同志，”崔可夫又开口说道，“既然你和萨任上校认识了很长时间，能给我讲讲你对萨任的个人看法吗？”
班杜林爽快地点点头，说道：“可以的，司令员同志。反正我们还要做很长时间的车，就让我给你们讲讲我和萨任上校之间的故事吧。
1939年下半年，我从伏龙芝军事学院毕业，我被分配到他的团里去任职。当时萨任师长还只是一名中校团长，对于他来说，我就是一个既没有工作经验又没有战斗经验，只会耍嘴皮子的政工人员，所以我报道时，他只接过介绍信看了一眼，便扭头问坐在旁边的团政委特鲁宁：‘政委同志，我们团里还有什么空闲的职位吗？’
特鲁宁还算友好，过来和我主动握手后，才回答说：三营刚补充完毕，缺一名政治副营长，可以让班杜林同志担任这个职位。
萨任同志听完，看了我半天，勉强同意了政委的提议。于是就这样，我到了三营担任政治副营长的职务。我到营里不到半个月，部队就被抽调到了列宁格勒，参与对芬兰的作战。
司令员同志，您应该知道，芬兰的冬季蛮长而严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