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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得知坚守阵地上的指战员们几乎全部壮烈牺牲，再留在这里已没有任何意义，我当前能做的，是想方设法尽快脱离险境，于是也赶紧配合着伊万往外扒土。
当我俩狼狈地逃离阵地时，已经可以隐约地看到德军的钢盔在战壕里晃动。冲下山坡时，我看到通道里已经没有任何能活动的物体，遍地都是血肉模糊的尸体，有指战员的，也有那么随部队转移的平民百姓。
我猜测伊万是不是早就猜到我们会打败仗，就提前探好了路。这不，从阵地上一下来，他就领着我迅速地进入东面那片一望无边的森林。我跟在他的身后，在森林里深一脚浅一脚地跑着，跑得上气不接下气，眼前的景物也逐渐地变得模糊。
等到伊万停住脚步，告诉我说：“少校同志，行啦！这里应该安全了，先休息一会儿吧。”
我一屁股坐在地上，背靠着一棵大树，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
没等我把气喘均匀，突然听见旁边响起一个雷霆般的声音：“什么人？谁都不许动，把手举起来！”
我本来地去抓步枪，发现刚才和伊万逃跑时，根本没顾得去拿枪，不过好在手枪还在，连忙把手伸向了后腰，迅速地打开了枪套，拔出了手枪，瞄向了声音传来的位置。而赤手空拳的伊万，连点反抗的打算都没有，乖乖地举起了双手。
从树后转出两名端着步枪的战士，一看他们戴着的钢盔穿着的军服以及披在身上带帽的雨衣，就知道是自己人。我连忙垂下了枪口，站起身来，大声地问：“你们是那一部分的？”
对方看我放下了枪，也放低了枪口，回答说：“我们是《勇敢报》编辑部的警卫班。”
“《勇敢报》编辑部？”我想起了刚才和我顶牛的那名政工人员，急忙问：“你们的负责人是不是营级政治指导员扎利洛夫？”
“是的，指挥员同志。”两名战士听我说出了编辑部负责人的命令，脸上都露出了欣喜的表情，连忙问：“在刚才遭遇德国人炮击的时候，我们和指导员他们跑散了。您知道他们的下落吗？”
我摇了摇头，说：“对不起，战士同志，我和我的战士是才从阵地上撤出来的，误打误撞来到了这里，扎利洛夫指导员的下落我也不清楚。”
看到两名战士一脸失望的表情，再看看我和伊万灰头土脸的狼狈相，我突然觉得应该和他们组队，然后再想办法从德国人的包围圈逃出去，去寻找方面军的部队。于是我试探地问：“战士同志，既然你们和编辑部的同志们失散了，不如和我们一起走。等我们脱离了险境，再慢慢打听扎利洛夫指导员的下落也不迟。”
“是啊，两位朋友。”伊万在一旁为我帮腔说，“德国人如今已经攻占了通道两侧的高地，要是我们返回去的话，不是被打死就是被俘虏，还不如在森林找一条路，逃出德国人的包围圈，等回到部队后，再去打听其他人的消息。”
两名战士听完我们的话，有些犹豫不决，站在原地迟迟没有表态。伊万上前揽住两人的肩膀，大大咧咧地说：“行了，别考虑了，和我们一起走吧。”就这样，在伊万的劝说下，两名战士终于同意和我们结伴同行。
我们在原地休息了半个小时，又继续往前走。由于没有指南针之类的工具，我们很快就在茂密的森林里迷了路。虽然外面还是阳光明媚的大晴天，但在密林中的光线已如黑夜，环顾一下四周漆黑的丛林，不禁感觉心里发毛，连忙伸手抓住前方伊万的皮带，免得他走得太快，把我一个人留在这里。
不知道走了多久，我们终于从黑暗中走了出来，来到一片树木稀疏的地段。伊万率先来到一棵大树旁，径直背靠着树干坐下，说：“我走累了，大家都坐下休息一下吧，吃点东西喝点水再继续走。”看到我们三人不声不响地在他旁边坐下，他又拍拍离他最近那名战士的肩膀，就像和老朋友聊天似的说：“喂，我说战士同志，有吃的吗？分点给我们吧，我和少校同志可是一天都没吃东西了。”
那位战士从背的包里掏出一小块用纸包着的面包，递给了他。伊万也不客气，打开了纸包，拿起面包撕了一块给我，然后他将剩下的全塞进了嘴里。虽然此刻我饿得前胸贴后背，但是还是客套地问那两名战士：“走了这么久，估计你们也饿了，这面包还是你们吃吧！”说完，把面包递到了他们的面前，自己却偷偷地咽了一下口水。
两名战士连连摆手说：“指挥员同志，这面包还是您吃吧，我们这里还有。”
正当我们在相互推脱的时候，附近传来了微弱的声音：“喂，谁在哪里？是自己人吗？”
“什么人？！”伊万大吼一声，从一名战士的怀里抓过步枪，朝声音传来的方向冲了过去。我们怕他吃亏，也紧随其后，我在站起来的同时，把那块面包塞进了自己的嘴里。
离我们刚才待的地方不远的一棵树后，一名戴大檐帽的军官背靠着树干坐着，手里握着把手枪正紧张地指向我们。“政治指导员同志，是您吗？”两名战士从我的身边跑过去，上前搀扶那位指挥员。
我听到他俩的称呼，知道躺在地上的人，就是刚才和我在通道里发生冲突的扎利洛夫。于是我很不客气地说：“政治指导员同志，不知您在这里做什么？要知道德国人离这里可不太远，再不走的话，被他们发现了，您就会当俘虏的。”
扎利洛夫上下地打量了我一番，显然是认出了我，脸上露出了苦涩的笑容，说：“原来是您啊，少校同志。我的腿受伤了，被弹片炸伤的，走到这里，实在走不到了。”说到这里，他停顿了一下，接着又说：“刚才在通道时，您说的是对的，在突围时，为了确保部队的行军速度，有些不必要的东西是可以抛弃的。对不起！”
本来我还绷着脸，但听到扎利洛夫向我道歉，不禁又有些心软了，连忙换了一副笑脸，友好地问：“指导员同志，您还能走动吗？”
扎利洛夫苦笑着回答说：“可能不行。你们还先走吧，我再休息一会儿，就去追你们。”
“指导员同志，您这说的是什么话。”虽然苏军没有不抛弃不放弃的传统，但我既然见得了有伤员躺在这里，就绝对不会一走了之，况且还有和我们同行的两名战士都是他的部下，正好可以让他们当免费的劳力。我转身吩咐那两名战士：“两位战士同志，你们去砍两棵小树，做一副担架，把政治指导员同志抬着走。”
“是，指挥员同志。”两名战士答应一声，飞快地跑到旁边砍树去了。
扎利洛夫感激地对我说：“谢谢您，少校同志。”
我走到他的面前蹲下身子，握着他的手说：“指导员同志，请您放心，我们一定会抬着您走出包围圈的。”
接下来我俩的谈话就融洽多了，通过闲聊，我才知道原来这位扎利洛夫指导员，居然还是位诗人，本来他一直在莫斯科工作。后来因为第2突击集团军《勇敢报》的总编辑弗谢沃洛德·巴格里茨基，著名的苏联诗人艾杜阿尔德·巴格里茨基的儿子，在冬天的战斗中牺牲了。为了不让这个职位长期空着，所以扎利洛夫从莫斯科被派到第2突击集团军政治处担任了报纸的总编辑。
两名战士抬着一个简易的担架过来，把扎利洛夫抬上了担架。由于要抬人，所以他俩身上的步枪，就被我和伊万背在了身上。
我们不知道刚朝什么地方走，只能在森林里向前一直走，希望最后能到达安全的地方。
就这样漫无目的地走了两天，随身携带的食物全吃光了，结果还是一望无垠的森林里转悠。而大家因为吃不饱睡不好，已经极度疲劳，脚下的步子也迈得越来越小。
就在我们濒临绝望时，担架上的扎利洛夫突然指着前方惊喜地说：“少校同志，前面有条公路，穿过去就能到达第59集团军的驻地。”听到他这么说，大家顿时又提起了精神，加快行军的步伐。
走了五六分钟，前面果然出现了一条简易的公路。
我看到了脱险的希望，绷紧的神经放松了下来，我一屁股坐在地上，对他们说：“快脱险了，我们休息休息再走吧。”
“不行。”扎利洛夫态度坚决地说：“等通过那条公路再休息，这里没准会有德国人。”
“我走不动了，你们先走吧。伊万留下。”我真的感觉很累，坐下就不想再动。
扎利洛夫见我确实不想走，也只好无奈地说：“那好，我们先走，你们尽快赶过来吧。”然后催着抬他的战士加快行军速度。
就在他们刚刚踏上公路时，不远处传来了马达轰鸣声，不多会儿，出现了一辆德国人的装甲车。见得公路上有人，装甲车上的机枪开火了，子弹哗哗哗地向他们几人飞了过去，一下就把抬担架的战士打倒了。两人倒在地上，把担架上的扎利洛夫摔出老远。
“不好，有埋伏。伊万，快跑！”见势不妙，我爬起身来，调头就往回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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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三四节 意想不到的“熟人”
我顾不上看伊万是否跟在后面，快速地闪进丛林中，向反方向逃去。
我们这一逃，还是被公路上的德军装甲车发现了，他们马上调转枪口向我们射击。子弹不断地击中四周的树木，打得枝断叶落。我心里只有一个念头，跑！绝对不能被子弹打中或者当俘虏。
人在危急时刻，总可以爆发出最大的潜能，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都是在慌不择路的逃命中渡过的。直到伊万拉住我，喘着气说：“少……少校同志，不……不用跑了，德国人……被我……我们甩掉了。”我才停下了脚步，双手叉着腰，站在一棵树旁大口大口地喘着气。
等气喘均匀了，我才问伊万：“伊万，你确定德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