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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九节 新的前线（一）
朱可夫的黑色轿车停在旅馆的内部停车场里，乔洛霍夫、科罗廖夫他们把我们送上了车。临上车前，科罗廖夫拥抱着我，在我的额头轻轻地吻了一下，用父亲的口吻关切地说：“丽达，你多保重！我们后会有期。”
我当时突然觉得鼻子发酸，感觉眼泪马上就要夺眶而出，我脸贴在他的胸前，哽咽地回答说：“巴维尔叔叔，谢谢你，我会想你的。回到列宁格勒，如果你见到薇拉的话，请代我向她问好。”
“动作快点，奥夏宁娜少校。”已经坐在车里的朱可夫有些不耐烦地催促我：“有什么话，等打败了德国鬼子再慢慢说。现在我们要立即出发到前线去。”
我拉开车门，坐进了轿车的后排，紧贴着一个硕大的帆布包坐下，然后隔着窗玻璃向外面的科罗廖夫挥手告别。
车缓缓启动，开出停车场后，车速逐渐地快了起来。
我回头一看，除了我们这一辆车，后来就再也没有车了。我有些诧异地问：“大将同志，我们这是去前线吗？”
“是的。”朱可夫不客气地回答我：“难道你以为我们这是去参加婚礼吗？”
“可是这里只有您、我和开车的司机三个人啊。您去前线，连个警卫员都不带吗？”
坐在前排副驾驶位置上的朱可夫连头也没有回地说：“你身边的那个帆布包里有冲锋枪。据我所知，你对枪械很熟悉，枪法也不错，我们这一路上，你就负责担任我的警卫员。”
我愉快地答应了一声，打开了帆布包，从里面抽出了波波夫冲锋枪，拉开枪栓检查了一下弹药，见枪里的子弹充足，心里顿时踏实了。只要手中有这支波波夫冲锋枪，对付几个德军的散兵游勇，还是游刃有余的。
前方出现了一个检查站，摆放着路障的路口站着几个背步枪的战士。看见我们的车开过去，其中一个人站在了路中间，把右手举过头顶，示意我们停车。车稳稳地停在了他的面前，战士上来弯腰向车里查看。朱可夫坐直身体，扭头狠狠地瞪了他一眼。那名战士赶紧站直身体，后退了两步，举手向我们敬礼。看到这种情形，其他的几个战士赶紧把路上的障碍物移到了一旁。司机一踩油门，车又向前看去。
出了检查站，路的两边出现了人数众多的劳动大军，里面大多数是妇女，她们正在挖掘环城的战壕。我看见在战壕的后方，除了修筑有碉堡以外，每隔几百米还有一个高射机枪阵地，里面有负责防空的战士在执勤。
“奥夏宁娜同志，”我正抱着冲锋枪向窗外张望的时候，朱可夫又突然说话了：“我有很多疑问，想问你一下。”
听他这么一说，我有些吃惊，朱可夫难道还有什么东西需要向我请教的吗？我赶紧坐直身体，有些紧张地说：“将军同志，您请说吧。”
“你在克里姆林宫讲台上所说的话，我今天已经看过会议记录了。不可否认，你所说的内容里很多论点很精辟、很独到。”说到这里，他扭过头看着我，继续说道：“不过令我吃惊的地方恰恰在这里，要知道能如此清晰地分析目前形势的人，起码都应该是个方面军的参谋长或者更高职位的人。而你，仅仅半个小时前，才获得了少校军衔。有很多的事情，连上将级别的指挥员都没有知道的权限，更何况你一个每天都待在前线的小军官了。面对德军的凶猛进攻，即使最高统帅本人，也没有信心在莫斯科城下能挡住他们。而你，却在讲台上，用轻描淡写的口气说，我军不光能挡住敌人，并且还能完全地粉粹他们。说到分析我军高级指挥员在前期的失败原因，更加是一针见血。毫无疑问，能得出如此精辟结论的人，绝对是个旷世的军事天才。在目前的这种严峻形势下，我非常想结识一下这样的人，和他谈谈，向他请教一下如何应对眼前这种严峻的局面。所以我格外地想知道，究竟是谁把这些思想灌输到你的头脑里去的？”
对于他这样直接的问话，我顿时哑口无言。不错，在克里姆林宫讲台所说的一切，都是我从历史书上看来的，至于说到“进攻中冒险主义、防御中的保守主义、退却中的逃跑主义”，更是直接引用了主席在遵义会议上的总结。可是我该怎么回答他呢？难道我能将实情告诉面前的这位将军，说：“大将同志，其实我是来自未来的人，我在克里姆林宫讲台上所讲的一切，都是后世书里所学的历史知识。”
那样一来，估计我不是被当成疯子，就会被当成奸细分子。我脑子快速地运转着，琢磨着该怎么圆谎。
“怎么了？”朱可夫有些不解地问：“那个人是不是被逮捕了？如果是那样的话，我可以行使我的特别权利，把他解放出来，为他在方面军司令部安排一个合适的职位。”朱可夫把我的沉默当成了另有苦衷，前几年的大清洗运动中，大批有经验有能力的指挥员被无情地清洗掉了，其中包括苏军的军事天才图哈切夫斯基元帅本人。估计他以为我遇到了一个在清洗运动中的幸存者，所以才会这样说。
“不是的，将军同志。”我急忙否认，然后用才编造出的理由来搪塞他：“我一个多月前，在战斗中受了重伤。在弥留之际，我感觉自己的灵魂来到了一个神秘的古堡，在里面见到一位神秘人。”
“什么样的神秘人？”他满脸疑惑地问道。
“我不知道，他脸上戴着一个铁面具，”我继续编着故事，“不过令人奇怪的是，他身上穿的是我军的制服。……”
“什么样的制服？直接点说。”他不耐烦地打断了我的话。
“是。”继续故事已经开了头，后面编起来就容易多了。“是一套元帅的制服。他虽然戴着面具，但整个人看起来很年轻，也就四十来岁的样子。我所阐述的很多军事观点，都是他给我讲述的。在克里姆林宫讲台上所说的一切，不过是把他的话复述了一遍而已。”说到这里，我感觉额头上的汗水都下来了，看来说谎还是需要极好的心理素质才行。
听完我的话，朱可夫扭转身重新坐好，一言不发。
轿车颠簸着开上了一座木桥。
“将军同志，”一直沉默着的司机突然开口说话了：“我们快到普尔托瓦了。”
朱可夫扭头看了司机一眼，用平淡地声音说：“是吗？！”左右张望了一下，然后又反问了一句：“普尔托瓦？！”
轿车继续颠簸地在木桥上向前开着，我不知道司机为什么会突然提起这个地名，只能一言不发地透过车窗向外张望着。
“少年时代，我在这里到处都走遍了。”朱可夫突然开口自言自语地说了起来，“我住的那个村子，离这里只有十公里远。在那里，现在还有妈妈、姐姐和她的孩子。”
“将军同志，”我忍不住插嘴说：“要不顺便去看看？”
“不，”朱可夫摇了摇头，非常果断地说：“时间不允许。”
车里又陷入了短暂的沉默，随即司机的话打破了这种平静。“将军同志，如果敌人到了这里，那你的妈妈和姐姐怎么办？假如敌人知道这是朱可夫大将的亲人，那一定会被枪毙的。去吧，哪怕说一声，让她们离开……”
“不！”朱可夫非常坚决地说道：“我说不行，我们没有时间了。我们要做的，是抓紧时间赶到西方方面军的指挥部去，目前那里的形势非常危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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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节 新的前线（二）
轿车继续在泥泞不堪的道路上，上下颠簸着向前行驶。
我虽然从来不会晕车，可今天却被颠得头晕脑胀。在这种情形下，我小心翼翼地关上了怀里抱着的冲锋枪的保险。要是不小心走火，打中了坐着的大人物，那么二战的历史就将因我而改写。
我看了看前排的情形，见司机全神贯注地驾驶着车辆，而朱可夫却低着头在闭目养神，于是也往后一靠，闭上眼睛开始睡觉。
车突然停了下来，随即听见司机的声音：“将军同志，您看！”
有情况！这是我的第一反应，几乎是在我睁眼的同时，手中的冲锋枪已经打开了保险，枪口指向了窗外，稍有什么不对劲，我就会立即扣动扳机，把枪里的子弹全打出去。
不过我很快发现是自己多虑了，拦车的是几个穿苏军坦克兵制服的人。其中一个上尉走到车前，弯腰凑到车窗前，干巴巴地说：“前面禁止通行！您是谁？将军同志。”
“我是朱可夫大将！”然后他又反问了一句：“你们的部队在哪？”
“大将同志，”上尉向朱可夫敬了个礼，向后一摆头说：“坦克旅的司令部，就在前面的小树林里。”
朱可夫向后扭转头，对我说：“丽达，我们去前面看看。”然后拉开车门跨了出去。
我也急忙拉开车门，把冲锋枪挂在脖子上，钻出轿车踏在了泥泞的道路上，然后跟着一群人的后面，深一脚浅一脚地向小树林艰难地走过去。
路上，我看见树林里整齐地停放着许多苏军的t－34坦克。看着我们一行人走过来，坦克旁边站着的战士们纷纷站起来，挺直身体向我们行注目礼。不一会儿的工夫，我们来到了一个木屋外。
屋外连个站岗的战士都没有，上尉上前拉开房门，对朱可夫说：“这里就是坦克旅的司令部，请进吧，大将同志！”
朱可夫也不客气，从打开的门口大摇大摆地走了进去，我也紧随其后，走进了房间。进去后，我便随手关上了门，手扶冲锋枪站在了门口。
朱可夫走到了屋子中间的长木桌旁，那些原本坐着的指挥员们纷纷站了起来。其中一个穿皮夹克的军官眼看着他，没有敬礼便直接向他报到：“预备队坦克旅旅长郑尼斯基上校向您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