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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的路上，我就想好了，不能再听任瓦洛佳流落街头，像他这么小的孩子，在这寒冷的冬季，要不了多久就会因为缺衣少食而倒毙街头。虽然我也知道，在战争中，这样的事情很多很多，但瓦洛佳与其他人不同，他不属于这个年代，压根不懂得如何在战争的年代里生存下去，我要帮他找个能照顾他的人。
我牵着他经过医院大厅时，不时有迎面而来的战士或者军官向我立正敬礼，因为右手牵着瓦洛佳，所以我没有还礼，只是冲他们点点头。
来到了餐厅外，从大敞开的门望进去，厅里空无一人。我冲着里面大声地喊：“妈妈契卡，您在吗？妈妈契卡！在不在啊？”
“谁啊？”里面传来一个不耐烦的声音，“餐厅已经停止营业，等晚饭时间再来吧。”
我听出这正是想找的伊沙耶夫妈妈的声音，连忙拉着瓦洛佳进了餐厅，同时大声地说：“妈妈契卡，是我啊！我是丽达！”
“啊？！是丽达啊！”随着声音，胖胖的老太太从厨房里冲了出来，把湿漉漉的双手在腰间来回擦了擦，然后给我来了个熊抱。
我被她勒得紧紧地，但还是没撒开瓦洛佳的小手，嘴巴凑到她的耳边说：“妈妈契卡，我带了个孩子来见您。”
“孩子？！”老太太松开我，后退了一步，疑惑地看看我，又把目光投向了我牵着的瓦洛佳，好奇地问：“这个孩子是从哪里来的？”
“街上捡的。”我真的不知道该如何解释孩子的来历，只能敷衍说：“我回来的路上，遇到了这个孩子在街上乞讨，我看他可怜，便把他带回来了。”
“可怜的孩子！”老太太说着蹲下身体，向瓦洛佳伸出了双手，柔声说道：“孩子，到我这里来。”
瓦洛佳仿佛没有听见老太太话似的，站在原地发呆，我也蹲下身子，轻轻地推了他一把，说：“洛娃，去吧，老奶奶在叫你，到她那里去吧。”瓦洛佳还是站在原地，脸上的肌肉剧烈抽搐着，突然他的嘴角一瞥，哇地一声哭了出来，猛地扑到了老太太的怀里，嚎啕大哭起来，哭得断断续续地说：“窝尼娅……曾……曾祖母，您……您不认识我了，我……我是洛娃啊！……您的曾孙子洛娃啊！……”
瓦洛佳的话，如同一个晴天霹雳劈在了我的头上，吓得我一屁股坐在地上。天啊？不会这么巧吧？两人居然有这样的亲戚关系。
老太太听到瓦洛佳的称呼，也吃惊地一把推开了他，难以置信地问：“孩子，你刚才叫我什么？”
瓦洛佳抹着眼泪，泣不成声地说：“曾祖母，您……您是我的曾祖母啊！”
老太太吓得连连摆手，头摇得和拨浪鼓似的：“孩子，你一定搞错了，我只有一个儿子，他还没有结婚呢，怎么可能有孩子呢？！”
“没错！没错！”孩子哭着辩解道：“我的爷爷叫伊沙耶夫，他是您唯一的儿子。……”说完又扑进了老太太的怀里。
我原本用手撑地想站起来，结果听到孩子这句话，激灵灵打了个冷战，又跌坐在地上。真是太不可思议了，我救的这个孩子，居然是伊沙耶夫的孙子。我坐在冰冷的地板上，心中默算着现在是1941年，孩子是来自1975年，中间相隔34年。如果伊沙耶夫在卫国战争结束后就结婚，那么到46年的时候，他就会有自己的孩子。他的孩子到75年的时候，差不多也有将近三十岁，再给他添个五六岁的孙子也很正常。况且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当孩子一见到老太太，就准确地叫出了她的名字，而老太太没有纠正他，这至少证明孩子没有叫错。要知道我虽然知道老太太是伊沙耶夫的妈妈，但根本不知道她叫什么名字。我不知道老太太的名字，当然也无法提前告诉孩子要带他去见什么人。所以我估计孩子口里说的这种亲属关系，十之八九是真的。
想明白这一点，我再次双手撑地站了起来，轻轻地拍了拍老太太的肩膀，等她回头茫然地看我时，我提醒她说：“妈妈契卡，厨房里有吃的吗？孩子这几天没有好好吃过东西，可能饿坏了。”
“对对对！”她一迭声地回答说：“您看我真是老糊涂了，我这就去给他准备吃的。”说着松开抱着孩子的手，站起身来抹了一把脸，转身进了厨房。
看着老太太的背影从厨房的门口消失，我上前牵住瓦洛佳的手，把他领到一张桌前坐下，安抚他说：“洛娃，你先在这里坐着，我去看看吃的东西准备还没有？”
“嗯嗯。”他带着哭腔应了我一声。
我走到厨房门口时，扭头看了一眼，见他老老实实地坐在桌边没有动弹，才放心地进了厨房。厨房的桌子上摆着一盘面包片，老太太正在切灌肠，看到我走过去，便低声地问我：“这孩子怎么了，为什么会叫我曾祖母啊？”
“这个我不太清楚！”我支支吾吾地敷衍道：“也许是他看见自己的父母死在自己的面前，被吓坏了，再加上长时间处于惊恐状态，神经有些不正常了吧。”我不善于说话，说完这话，我只觉得自己脸上发烧。
好在老太太没有发现我的异常，嘴里唠叨说：“真是个可怜的孩子，”把切成片的灌肠放进了空盘子里，便一手端着一个盘子往外走。见到她要出去，我也赶紧跟了上去。
老太太走了几步，突然停住脚步，悄声地对我说：“丽达，这孩子也挺可怜的，就让我收留他吧，让他给我当孙子。”
听她这么一说，我真是有些哭笑不得，这算什么事啊，曾孙就这样变成了孙子，整个辈分都乱套了。但我又不能反驳老太太，只好顺着她说：“好啊，这倒是个好主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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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六三节 年轻的人民委员
在接下来的两天里，虽然护士还是按时把三餐送到我的病房。但一有空，我就会到餐厅去看望老太太和瓦洛佳。由于要在餐厅值班，所以老太太平时很少回家，就住在餐厅角落的值班室里，瓦洛佳也顺理成章地和她住在了一起。
这天吃完饭睡了个把小时的午觉，我穿衣下床，准备再到餐厅去看看老太太和瓦洛佳。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听见外面传来了急促的脚步声。我侧耳停了一下，能跑出这样的动静，至少有四五十个人。
随着一声口令，整齐的脚步声在我的门外停止了。听着突然消失的脚步声，让我的心跳骤然加速，在这一瞬间，我甚至以为是内务部派来抓我的，毕竟那天在地铁里我阻止了他们枪杀“德国间谍”的行动，就凭这点他们就可以名正言顺地来抓我。
我先走到窗口看看，这里是三楼，离地面大概是十来米，如果跳下去的话，不摔死也得摔成残废。跳窗逃跑是不可能的，从门口冲出去，那就更是天方夜谭了。别说我现在手无寸铁，就算那支波波沙冲锋枪还在身边，面对几十个全副武装的内务部战士，我还是一点胜算都没有。
目前我唯一能做的，就是束手就擒。只要不是被他们当场击毙的话，那么我还有一线生机。只要别济科夫上校知道了这个消息，他十之八九能在斯大林面前帮我求求情，那样我就有机会脱罪了。
我老老实实地坐在床沿上，等待着外面的人破门而入。因为紧张，放在床上的手不受控制地颤抖着。
然而等待良久，也没有发生我预想的那种破门而入的场面，只听见外面有人压低了嗓门在说话。
我忍不住好奇地站起来，走到门边，轻轻地拉开房门向外望去。只见走廊上每隔几米就站着一名全副武装的战士，他们戴着清一色的蓝色帽顶的大檐帽。特别是对面的门口，还有一名肩挎公文包和手枪的军官，正背着手在走廊里走来走去。
我开门时动作虽然很轻，但还是惊动了对面站岗的一名战士，他大踏步地走了过来，一把把门大推开，低声喝道：“您在做什么？”
他的举动把我吓了一跳，幸好闪得及时，才没有被门碰到头。面对他的质问，我支吾着回答说：“我听见外面有动静，看看是怎么回事。”
没等战士再问，刚才我看到的那名军官也走进了病房，瞅了一眼战士，然后看着我，严肃地问：“这是怎么回事？”
那名战士连忙回答说：“报告少校同志，我发现这位伤员同志打开房门在偷窥，便过来制止她。”
那名内务部的少校从公文包里抽一个本子和一支铅笔，翻到一页空白的地方，看着我冷冷地问：“您的名字、职务、军衔，什么时候开始住在这间病房里的？”
我低头看了看自己身上的衣服，发现自己穿的是病号服，而不是军服，怪不得少校对我的态度这么强硬。我一指挂在门边衣帽架上的军大衣，没好气地回答说：“少校同志，请您看看那件军大衣，上面佩戴着和我级别相符合的军衔。”见少校回头认真地查看了军大衣上的军衔后，我用嘲讽的语气说：“少校同志，看清楚了吗？我是中校，您是少校，根据条例，您应该向我敬礼，而不是用这么恶劣的态度对我说话。”
我的话让年轻的少校有些尴尬，正在时候，一个插入的声音为他解了围：“这是奥夏宁娜中校，难道你不知道吗？”
我们几人一起向声音传来的方向看去，别济科夫和另外一名内务部的少校站在门口。那么少校看起来有些面熟，我多瞧了两眼，立即便认出是在地铁站里见过的祖耶夫少校，不知道他跑到医院来做什么，难道真的是来抓我的？不过看到他身边的别济科夫，我的心又放回了肚皮里，凭我和上校的关系，估计内务部的人没有那么容易把我带走。
祖耶夫少校没有和我说话，而是狠狠地瞪了一眼屋内的少校，低声地呵斥他：“我说少校同志，您今天的任务是保护领导人的安全，而不是跑到奥夏宁娜中校的病房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