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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到我的声音，伐夏止住了哭声，一边抹着脸颊上的眼泪，一边用带着哭腔的声音回答说：“将军同志，我今年13岁了。”
“13岁！”我把他年龄重复一遍后，又关切地问：“伐夏，你的爷爷死了，以后你有什么打算，愿意去上学吗？如果愿意的话，我可以派人送你到后方去，为了安排一个合适的学校读书；如果不愿意，我也会让人把你送到亲戚家去。”
伐夏站起身来，挺直腰板说道：“请允许我报告，将军同志。我不去读书也不去亲戚家，我要打仗，为死去的爷爷报仇。”
“伐夏，先去读书吧。”这么小的孩子让他留在部队里，我还真不放心，所以我努力地劝说他，试图改变他的决定：“等你念完书，成了军官，再去打仗吧！”
伐夏的头摆得像拨浪鼓似的，“不行，坚决不行。如果我去读书，等我读完的时候战争已结束了。”他的目光朝四周扫了一眼后，向我恳求道：“不等我上战场，你们就会把法西斯匪徒全部消灭的。将军同志，请留下我吧！”
我不禁想起了崔可夫的传令兵西多林，那孩子是为了继承父亲的遗志留在了部队里。眼前的伐夏，也是因为自己的野野壮烈牺牲，而强烈要求加入我的军队。对于他的这种热情，我不忍心泼冷水，在沉默了一会儿，我把这个难题抛给了基里洛夫：“政委同志，这件事情您说怎么办？”
基里洛夫走到伐夏的身边，揽住他的肩膀，和蔼可亲地问道：“孩子，你打算去什么地方，是到连队里还是留在指挥部里给我们当传令兵？”
“指挥员同志，”伐夏抬头望着身边的基里洛夫，大声地回答说：“我想到连队里去，拿起武器和法西斯匪徒面对面地战斗。等消灭了所有的法西斯以后，我再去读书吧，我还年轻，年龄还没有超过，指挥员同志。”
基里洛夫开朗地笑了几声，把谢列勃良内叫到了面前，指着孩子说道：“少校同志，我就把这个孩子交给你了。你要向我保证，只要你们谢列勃良内营还有一个人活着，都要保证他的安全，能做到吗？”
“能做到。”谢列勃良内在响亮地回答一声后，扭头望着我问道：“军长同志，我们能先把老人家安葬了吗？”
我看到那挖坑的战士已停止了工作，正摘下头上的钢盔在擦汗水，他们的身边有个长方形的浅坑。在这么冷的天气里，要想挖开坚硬的冻土，还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
基里洛夫建议葬礼用军人的模式来进行，我没有反对，将决定权交给了他，让他来安排一切。老人的遗体被缓缓地放进了土坑，脸上依旧罩着那件军装，陪他下葬的，还有那支跟随他不知多少年老式猎枪。在由伐夏朝坑里洒第一把土的时候，基里洛夫还专门抽调了一个警卫班，让他们朝天鸣枪，连打了三枪。
等葬礼结束后，我把谢杰里科夫叫到身边，问道：“中校同志，今天的战果统计出来了吗？消灭了多少敌人，缴获了多少支枪，我们的伤亡情况如何？”
谢杰里科夫笑呵呵地回答说：“报告军长，我们共打死德军217人，俘虏49人，缴获步枪、冲锋枪200多支，另外还缴获敌人放在雪橇上的机枪和配套的弹药。我部7人轻伤，都是在冲锋时，崴伤了脚或者踏空了碰伤了头，伤势都不要紧，经过卫生员的简单处理，已差不多恢复了正常。”
“什么？谢杰里科夫中校，您刚才说什么？”对于谢杰里科夫的报告，基里洛夫有些不相信地问道：“消灭和俘虏敌人将近三百人，而我军竟然没有一个阵亡，这真是太不可思议了，您确定没有搞错吗？”
“政委同志，”谢杰里科夫笑着向基里洛夫解释说：“请您放心，我不会搞错的。虽然敌人是一个营，战斗力想必也不会太差。但他们在行军时步枪和冲锋枪都是关着保险的，放在雪橇上的机枪就更不必说了。所以在遭到我们突然打击的时候，他们根本没有还手之力。”随后他又朝临时指挥所所在的山丘一指，带着幸灾乐祸的口吻补充说，“佩尔斯坚的坦克营和莫罗佐夫的炮兵营的指战员们，在雪地里冻了几个小时，本来想狠狠地教训德国人。结果没等他们开炮，整个战斗便结束了。”
我和基里洛夫、谢杰里科夫站在山丘上，看着战士们押送俘虏和搬运缴获的枪支弹药。至于德军的尸体，在这么冷的天气里，我们的战士可没力气给他们挖坑，于是全部扔进了刚刚隐蔽过的深坑。
我们三人往回走的时候，我低声地吩咐走在我身边的谢杰里科夫：“中校同志，虽然我把伐夏分配在谢列勃良内营，但不要让他去执行什么危险的任务，一定要确保他的安全。”
“没问题。”谢杰里科夫非常干脆地回答道。他在沉默片刻后，主动向我提出：“军长同志，我有个想法，既然伐夏是猎人的孩子，想必他对枪械应该不陌生，没准枪法还不错呢。我想让他去瓦西里少尉的狙击分队，当一名狙击手。不知道您的意思如何？”
狙击手？听到这个兵种的名称时，我不禁眼前一亮，这倒是一个不错的职业。我立即就想到了在《兵临城下》的开头，就有瓦西里的爷爷训练他打狼的镜头，而伐夏跟着他爷爷生活了这么多年，没准也练成了不俗的枪法，想到这里，我连连点头，对谢杰里科夫说：“好吧，待会儿你就让瓦西里少尉把人领走。没准真的像你所说的那样，这孩子是一个不错的狙击手苗子。”
我刚刚回到军指挥部，维特科夫便急匆匆地跑过来，压低嗓门凑近我的耳边，急促地说道：“军长同志，您可回来，哈里东诺夫打电话找您，要质问您为什么到晚上了，所有的部队还没有到达指定位置。”随后他朝报务员手里拿着的耳机和送话器指了指，示意哈里东诺夫还在线上等着我。
我走到报务员身边，从他的手里接过耳机带上，然后冲着送话器硬着头皮说道：“司令员同志，您好！我是奥夏宁娜，请问您有什么指示吗？”
“奥夏宁娜同志，”哈里东诺夫那洪亮的声音，在耳机里听来显得格外激动：“我来问您，现在天已经黑了，您的部队在什么地方？”
我连忙恭恭敬敬地回答说：“报告司令员同志，到目前为止，我军所辖的步兵第171师、坦克第84旅、炮兵第266团、步兵第308师和近卫第22师的大部，应该都到达了指定位置。”
“那您呢？您现在什么位置？”哈里东诺夫不客气地继续说道：“作为一军之长，您是不是应该和您的部队待在一起。”
“司令员同志，请您听我解释，事情是这样的。”由于怕他打断我的话，我加快语速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向他详细地讲了一遍。
哈里东诺夫是个很通情达理的人，他在听完我的讲述后，叹了口气，用怀疑的口吻说道：“奥夏宁娜同志，孩子太小了，您觉得把他留在您的部队里参加战斗，这合适吗？”
“司令员同志，我本来想把孩子送到后方去读书，或者送到他的亲戚家里，但是都被他拒绝了。”我尽量站在中立者的位置上，向哈里东诺夫解释说：“也许是亲眼看到自己的爷爷被德国人打死，他已被仇恨冲昏了头脑，就算我们强行将他送到了后方，没准他也会偷偷跑到前线来的。因此我经过考虑后，决定将他留在了部队里，让他去瓦西里少尉的狙击分队当一名狙击手。”
“既然你们已做出了决定，那就这么办吧。”哈里东诺夫说完这件事以后，又再次叮嘱我：“奥夏宁娜同志，无论如何，您和您的军指挥部在明天中午以前，必须赶到部队的驻扎地点。沃罗涅日方面军已对哈尔科夫城发起了进攻，我们的西南方面军也即将继续向西面的第聂伯河推进，你们可不能拖整个方面军的后腿哦。”
“明白，司令员同志。”听到哈里东诺夫这么说，我连忙向他保证说：“我向您保证，第79步兵军的军指挥部，会在明天中午十二点以前准时进驻多库恰耶夫的。”
当我结束和哈里东诺夫的通话后，维特科夫走过来担忧地问道：“军长同志，我们这里距离多库恰耶夫还有两百多公里，明天中午能赶到吗？”
听到维特科夫这么问，我苦笑着回答说：“参谋长同志，看来我们只能赌赌运气了。如果明天不下雪的话，车队的行驶速度能提高不少，这样按时赶到多库恰耶夫，还是没有什么问题的。您给谢杰里科夫中校打个电话，让他的部队抓紧时间休息，明天早晨六点，我们准时出发。”
虽然第二天没有下雪，但由于路上的积雪过深，以及比比皆是的弹坑，让整个车队的速度根本快不起来。维特科夫看着龟速前进的车队，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一般坐卧不安。我虽然心里也很着急，但看到维特科夫焦急万分的样子，我还是忍不住说他：“参谋长同志，车速不快，是因为路况的问题，你急也没有用。与其干着急，还不如想想我们到达新的指挥部以后，如何发起对德军的进攻。”
维特科夫听到我这么说，扭头望着我，奇怪地说：“军长同志，我觉得我们还是应该等上级命令下来以后，再根据命令去执行作战任务。”
我听到维特科夫这么说，冲他翻了个白眼，正想教训他两句时，熟悉我作战风格的基里洛夫已抢先开口说道：“参谋长同志，您这种想法可要不得啊。要知道在战场上敌情千变万化，而司令部在远离前线的位置，他们所下达的命令，不一定准确。所以这就要求我们基层的指挥员，根据敌情的变化，来及时地调整部署和战术，这样才有可能打胜仗。”随后，基里洛夫又向维特科夫讲了独立师的不少具体战例，听得维特科夫是连连点头。
前面行驶的车忽然陷进了弹坑，车厢后面的篷布一掀开，跳下十来名战士，迅速地站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