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荥阳郑，会打仗吗？
苏峻移营蒲姑城既毕，而卫循也大致确定了开港的地点，于是王贡便离开郡治高苑，亲自前来与二人商讨军事问题。见礼之后，苏、卫二人即请王贡入营，王子赐左右瞧瞧，笑问道：“二君可知，此蒲姑城是何来历啊？”
苏峻不过是掖县土豪出身，卫循则是会稽寒门，两人读书都很有限，又是初来乐安，哪里知道当地典故呢？听问全都摇头。王贡便说了：“此城又名薄姑。《左传·昭公二十年》，晏婴奉齐景公来此，说：‘昔爽鸠氏始居此地，季荝因之，有逄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后太公因之。’《昭公九年》亦云：‘及武王克商，薄姑、商奄，吾东土也。’
“可见此城原为殷代诸侯所居，后入于周，封之于齐。想不到千余年后，其故垒仍有残存……”
说着话，笑吟吟地注目苏峻。苏子高尚且懵懂，使王贡有卞玉不为人识之叹，好在卫循及时反应过来了，便笑着说：“则王君请苏将军驻军于此，是祝他将来如齐太公一般，有平夷之功，裂土之封吧。”苏峻这才恍然大悟，赶紧拱手：“多谢王太守，诚如君言，没齿不望。”
王贡是很擅长察言观色的，一见苏峻，就感觉对方笑容很僵硬，二人之间颇显疏离，于是说说故典，果然使得苏子高的态度逐渐热络起来。他这才跟随二人入营，随即苏峻便命摆设酒晏，款待宾朋。
席间感谢王贡粮秣、物资的资供，卫循就问：“王君新至乐安，须理郡事，却又关照我等，千万保重，不可太过劳乏了。”王贡笑笑，说“还好”——其实他主要精力都扑在情报工作上，于郡内政事，还真没什么时间管——“高苑县令谢幼舆，颇有理政之才，我乃将郡事一以付之了。”
苏峻不知道“谢幼舆”是什么人，只得敷衍地点点头，卫循却不禁微微一惊，忙问：“得非‘投梭折齿’之谢鲲么？”
苏峻插嘴问道：“何谓‘投梭折齿’啊？”
王贡解释说：“幼舆少年时，见邻家高氏之女美貌，乃隔墙挑之，女方织锦，即投其梭，打折幼舆两齿。乡人为之语曰：‘任达不已，幼舆折齿。’幼舆却不以为意，傲然道：‘犹不废我啸歌。’”
苏峻不禁莞尔：“听着似是个有趣之人哪。”
卫循却皱眉道：“谢鲲曾入王夷甫「王衍」门下，与王处仲、庾子嵩「庾敳」、阮宣子「阮修」号为‘四友’。王君当知，大司马深恶王夷甫，昔在宁平城，因王夷甫无谋而致军败，大司马几乎殒难……则用谢鲲，不怕大司马怪责么？且彼辈唯好清谈，如何可用啊？！”
王贡摆手道：“无妨。谢幼舆高苑令之任，本出洛阳，非我自命，则大司马何由怪罪？至于用其理政……此一时，彼一时也。”
就此向苏、卫二人详细地介绍起这位谢鲲谢幼舆来。
谢鲲是陈留阳夏人，出身儒学世家，但陈留谢氏的家门并不高，其祖父谢缵仕魏为典农中郎将，不过秩比太守而已，其父谢衡官至国子祭酒，相当于国立大学校长。后世所谓的“王谢高门”，要等到谢鲲之侄谢安时代，家名始得显拔，这年月则还排不上号。
所以谢鲲才任达放诞，或挑逗邻女，或啸歌抚琴，装足了名士派头，甚至于南渡之后，还逐渐由儒入玄，主要是应和时代潮流，尽力想挤进世家圈子里去——也正因为如此，他才会被同样满嘴不着调的王衍看上，收归门下。乃至于后来卞壸说他：“悖礼伤教，罪莫斯甚，zhongzhāo倾覆，实由于此！”
当然啦，西晋之亡，不能算是谢鲲的罪过——他还没那资格——卞壸是指南渡后以王澄、谢鲲为代表的那种腐朽风气，实覆zhongzhāo。
只是历史进程已经改变了，偏偏谢鲲、谢裒兄弟又不肯继续依附着王敦吃闲饭，一听说旧都光复，就巴巴地跑回了陈留老家。就籍贯和素行论，他是天然的荀党，只可惜荀组虽然也不能尽脱清谈习气，终究比王衍要强了不止一星半点，再加上痛恨王衍——当世除了琅琊王氏族人外，有谁不痛恨王夷甫的么——左右瞧谢鲲不大顺眼。
而且谢氏终究家门低啊，不能跟荥阳郑、陈留阮之流相提并论，于是最终只给了谢幼舆一个小小的高苑县令做。
王贡初至乐安，听说首县是谢鲲，当时的反应跟卫循没啥两样——清谈之辈，如何可用？然而墨授长吏向来都由朝廷直接任命，加上如今青、徐二州已定，他王子赐也不可能随便换人，无奈之下，只得召见谢鲲，想要好好敲打一番——你起码别扯我后腿吧。
谁想见面却不似闻名，谢鲲竟然穿戴整齐来拜——传说中他可是习惯于披发赤背的——而且王贡询以政事，竟然条分缕析，件件分明。王子赐真是不胜之喜，这才将郡事也一以委之于他。
王贡对苏峻、卫循等人分析说：“从来上行而下效，清谈之风，始于zhongzhāo。如今执政者非王夷甫也，即荀太尉亦有事功之志，况且大司马最忌清谈，无能且无功者，不能于关中立足。则谢幼舆欲兴其家，必从时流，时流夸诞，彼亦放纵；时流严谨，彼乃任事……”
说白了，你不跟着长官的指挥棒走，是永远别想朝上爬升的，唯有长官好清谈，谢鲲才会由儒入玄。如今朝廷执政是裴该、祖逖、荀组，前两个不用说了，即便荀泰章也不是纯好清谈，唯知垂拱之辈啊，谢鲲要还是从前那德性，别说升官了，就连这县令能当多久都不好说。其实出身儒学世家，他本质上还是聪明的，只要肯实心任事，则结果不会太差。
魏晋以来的清谈之风，从某种程度而言，直接导致了“五胡乱华”——即便没有司马家诸藩乱战，就王衍等人的德性来看，国家亦迟早衰败、动荡。究其根由，一是曹氏和司马氏得国不正，对士人采取高压政策，就此逐渐打折了汉儒的脊梁骨，不敢再妄议朝政，只能或者装疯——任诞放纵，或者装傻——信口雌黄。
再则是“九品中正制”chutái以后，很快便悖离了选拔人才的初衷，成为世族把持高官的重要工具，就此沽名钓誉之辈得以陆续迈入中枢，掌控朝局。好比说琅琊王氏崛起之祖，那个“卧冰求鲤”的王祥——
这事儿用脚后跟想都知道不靠谱，王祥之祖王仁官至青州刺史，则到他这代再怎么落魄，也不可能需要大公子亲自下水去捕鱼——《搜神记》和《晋书》皆云“祥解衣，将剖冰求之”，至于卧冰，纯出后世附会——难道就连一个奴仆都不趁么？而即便此事是真，毫无必要地表孝心，亦绝非真孝心，估计是怕后娘会弄死自己……
是故王鸣盛云：“祥庸贪小人……昭、炎佯敬之，明知如傀儡，相与为伪而已。”
吕思勉在《两晋南北朝史》中也评价说：“此外晋初元老，如石苞、郑冲、王祥、荀顗、何曾、陈骞之徒，非乡愿之徒，则苟合之士。此等人而可以托孤寄命哉？”
那么被这些奸佞之徒窃据了高位，上行下效，无怪乎朝野间的风气会日益变得浮夸、荒诞、虚伪、矫饰了，则国家焉有不败之理啊？其间虽张华有王佐之才，裴頠作崇有之论，终究不能尽脱陋习，且最终与世沉浮……
此风逮东晋亦不能改，反倒愈演愈烈，全靠着诸胡在中原自相残杀，这票腐朽官僚才能勉强维持住江南半壁河山。即王导、谢安等虽号名相，唯知保安一隅，实怀苟且之志，屡次北伐乃终成泡影。
比起所处形势相近，但一心恢复中原、复兴炎汉的诸葛亮来，晋之诸公，恐怕连武侯的脚后跟都摸不着！
“永嘉之乱”后，虽亦不乏有识之士指出这般清颓之风，实为祸国之由——比如说卞望之——终究无拳无勇，无兵无势，更不可能跟整个垮掉的贵族阶层作对——裴该深感自己倘若久居江左，跟王导他们再继续敷衍、打屁下去，于扭转时风毫无裨益，故此才振旅而北，谋图自己去打一片天下出来。
裴该用人，先是布衣、庶族，进而稍稍吸纳高门，然亦以关西的二流家族为主，相比起来，这些家族虽然地位较低，反倒于陋习沾染不深——即便再如谢鲲一般伪装所谓“名士”，也还是会遭到关东豪门的打压啊，则既逢战乱，不如转求事功。就此由关西逐渐向中原辐射，刮起来了一股相对清新的西风。
受此影响，中原乃至江左，不论才能高低，但凡难以得志之徒，多半都会仰而慕之，想呼吸几口这种新空气，试试在新的风气下，自己能不能找到晋身之阶——谢鲲即是如此，昔日殉国的桓宣亦同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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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自外于大司马
王贡、苏峻、卫循三人说了一阵闲话，渐次提及时局和军事。（全本小说网，HTTPS：//。）
王子赐就说了：“以我之估算，今秋羯贼或将会兵于并州，大举南下，以谋平阳。其于东方，未必大兴师，但将全力以攻厌次……”
按照他所获得的情报，去岁出兵之前，襄国君臣计议，张宾、张敬等都以为厌次不过癣疥之祸罢了，只要发一支偏师监视之，不使邵续趁着大军远出司、兖的机会，趁机扩张即可。然而如今的情势不同，曹嶷既降，则青、徐、兖、豫连成一片，晋方随时可以渡河增援邵续，更能以厌次为桥头堡，掩袭石赵腹心之地——癣疥之患，瞬间就变成了心腹大患，岂可不除？！
关键是对于这一突出部的争夺，就地势和距离而言，对石赵是相对有利的，除非晋朝先将大军汇聚于青州，乃以青、徐二州对敌赵之冀、幽。只是从前有曹嶷阻隔，晋、赵双方都没在东线布置重兵，就晋方来说，徐州只有些戍守之卒，而青州亦唯苏峻一营而已——此际则还要加上历城的冯龙“复仇军”，也不过四五千数罢了。
倘若晋réndà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