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耿寿昌提议设立的“常平仓”作为调节粮价，储粮备荒以供应官需民食而设置的粮仓，主要是运用价值规律来调剂粮食供应，充分发挥稳定粮食的市场价值的作用。在市场粮价低的时候，适当提高粮价进行大量收购，不仅使朝廷储藏粮食的大谷仓一太仓和甘泉仓都充满了粮食，而且边郡地方也，仓廪充盈。在市场粮价高的时候，适当降低价格进行出售。
这一措施，既避免了“谷贱伤农”，又防止了“谷贵伤民”，对平抑粮食市场和巩固汉家天下起到了积极作用，还对边疆的粮食储备产生有利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愿望。
颍川郡，看着封入库内的粮食，太守总算是松了口气，自从侄子写信告诉自己天子对今年的秋收极为重视，他就一直不敢怠慢，时常去下辖各县巡视，生怕中间出了差错。其他地方，不少的官吏也和他一样，得到了长安为官的亲朋好友的告诫，要么就是被上司严厉的盯着，总之今年帝国秋收时征收赋税时，很少有地方官吏敢虚报数目，或是从中侵吞。
而不少地方豪强也是足额交了赋税，当然他们隐瞒的人口所折算的赋税依然没有算进去，不过比起过去，帝国收上的赋税，足以让专门负责国家财政的大司农和他下属的官吏们拊掌欢庆了。
随着众多新奇的农具和粮食的持续丰收，民间开始兴起了一些传言，虽然说法各不相同，但是内容却是一样，那就是当今天子乃授命于天，是神人转世。而这些传言正是雷霸派绣衣卫的探子根据各地不同的风俗和所信神祗编造，利用当时百姓迷信谶纬学的氛围为天子造势。
以肖望之为首的一些儒臣们，给刘病已上了奏折，内容是常平仓虽为利民而设，但施行既久，也确有“外有利民之名，而内实侵刻百姓，豪右因缘为奸，小民不能得其平”的弊病。
刘病已接到奏折后，没有马上表态。他思考的是：长安和洛阳的定位问题。
长安这个概念可大可小，但在大小两个尺度上却有着相似的特征。
宏观上的长安可以认为是整个关中盆地。在讨论这座城市作为首都和军政重镇的身份时，人们很难绕开整个关中盆地而单说长安本身。
横穿整个盆地的渭河流域，提供了充足的农业用水。在秦岭和黄土高原两块难以开发的土地之间，夹着这样一个肥沃的盆地实在是自然的恩赐。因此，关中盆地是北方汉人最早开发的农业区之一。
《战国策》和《史记》中就有关于关中盆地堪称“天府之国”的记载（这个说法后来被诸葛亮借用去形容益州，从此变成了四川盆地的代名词）。说相声的祖师爷东方朔则称之为“陆海”，极言其农地肥沃（后来同样被人拿去形容四川）。
如果一个政权同时据有两大盆地，则天下可定。
对外，这里则是一个易守难攻的区域。东侧和山西之间的黄河天险，是秦晋之间天然的分界线，北侧的黄土高原沟壑纵横、地形复杂，难以被穿透；南侧的秦岭山高水长，合围在一起，关中盆地如同一个要塞。
后世《汉书》的作者班固，曾专门作《两都赋》所谓：“左据函谷、二崤之阻，表以太华、终南之山。右界褒斜、晚首之险，带以洪河、径、渭之川。华实之毛，则九州之上腴焉；防御之阻，则天下之奥区焉。”
其实就是在说关中盆地四周的天险，只要扼守住其间的诸多关口，如潼关、武关、萧关、散关等，整个关中盆地便固若金汤。
长安所在的长安小平原，位于整个关中盆地的中部，南靠终南山屏障，东侧有从终南山伸出的骊山，回环保护城市东缘，俯瞰整个小平原；渭水和灞河构成的夹角，则构成城市防御前的最后一道天险。
从防守的角度来看，长安周边也正好是防御关中平原的最后一层防线，把城市建于这最终防线之后，可谓“万无一失”。
长安相对而言是一座防守型的城市，其原因如前所述，封闭的关中盆地是长安的外部防线，城市基础则是山水环绕的长安小平原。
选择长安作首都的王朝，大多起步于群雄割据之时，以关中为根据地，可令自己先立于“不败之地”，再适时向东和向南进击，进可攻退可守。
战国时的秦国正是凭借关中盆地强大的防御力，得以在残酷的战争中，始终保持自己本土的大致安全。
秦国攻打魏、赵等六国容易，魏、赵等六国打秦国难。（全本小说网，。，；手机阅读，m。
第五百八十四章 两京制
（全本小说网，。）
相比长安而言，洛阳位于天下之中，防守难度比较高，但沟通诸多地缘板块，可四面出击，若以富庶的关中为后盾，则洛阳可作为关中政权向东扩张和控制的枢纽所在，这在中国统一的早期阶段尤其重要。
在打天下的年代，长安与洛阳之间是完美的互补关系。但在王朝完成统一大业之后，长安作为首都的优必要性就有所下降。这主要是因为长安和东部距离太远。
长安和洛阳之间的道路距离在350公里左右，即使按后世的大天朝，强行军每天50公里的标准，也要走一周才能到达。如此漫长的距离和时间，不利于长安对东方事务的控制。刘病已亲自走过这段路，知道出了函谷关，无论是水路还是陆路，都不容易走。
比如以关中作为根据地的大汉政权，在统一天下之后，却要不断地通过洛阳对东方的异姓诸侯施加影响。
从汉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移都关中到十二年四月驾崩，七年间刘邦曾七次亲临洛阳。凡是涉及到翦灭异姓王、分封同姓诸侯、封赏功臣等事宜，多在洛阳进行。
像这样重大内政事情，皇帝却不在首都长安办，已经说明了问题。虽然关中仍是向东控制的基础，但诸多职能已经可以东移。
通过洛阳向东的水路，确实可以辐射西汉关东大部分地区。
另外，正是因为长安过于优秀的封闭性，让它在维持首都运转时需要耗费大量的资源。尽管关中地区本身是优质的产粮区，可是在首都庞大的人口面前，这点粮食根本不够吃。
关中盆地向东的出口狭长而窄小，从东方水路运粮食进入盆地还要经过险峻的三门峡。这是一个长期困扰汉唐王朝的问题，如果关中受灾或生产力下降，来自东方的补给就至关重要，这还不算在西域维持统治所需的资源。
这是一条相当漫长的补给线，虽然在刘病已执政的时代，可以用丝绸这种“大额货币”代替物资运输。
在王朝强盛的年代，维持这种运输的费用还可以接受。可是到了王朝败象一露，长安要保证物资供给就没有那么轻松了。每当长安被战火摧毁，想要主持重建这座城市都很困难。
后世的刘秀弃置了长安定都洛阳、赵匡胤抛弃了被唐末乱军摧毁的长安城，也都是因为重建和维持这座城市需要的物资补给太昂贵了。
当然选择这两城中的哪一座作为首都，很多时候还有这个政权根基所在的影响。比如隋唐两代的统治者出身于所谓的“关陇集团”，老家就是关中和陇东，当然会一开始就定都长安。
然而即使如此，到了唐朝彻底稳定局势，国民经济进入大发展的时期，武则天还是设法定都在神都洛阳。终唐一代，洛阳的地位始终崇高。而由于长安难以克服的粮食问题，唐朝成为了事实上的两京制，洛阳以东作为转运枢纽的开封，亦成为下一代王朝的新国都。
长安缺粮的时候，皇帝就带着文武百官去洛阳办公。
从唐朝以后，再也没有大一统的王朝愿意在长安定都，赵匡胤与朱元璋皆放弃了复都长安的计划。仅有的几次尝试，也是在无奈之时做出的选择。
唯一的一个例子是明末的李自成，身为陕西人，李自成倒是很想定都在长安。可惜的是，虽然他有这个打算，可是毕竟明末不是战国时代了，潼关的天险再坚固，也抵挡不往满清的红夷大炮，陕西这个他苦苦经营的根据地，终于没能支持往。
不过到了近代，长安仍有两次重新成为过首都的机会：第一是晚清面对外敌入侵时的两宫西狩；第二是在日寇入侵年代的西京陪都。
“鸦片战争”爆发，八国联军入北京城，慈禧与光绪西逃，又称“两宫西狩”，“两宫西狩”是在外国列强大肆进入华北的情况下发生的。
作为正式首都的北京无险可守，使得很多饱学之士从故纸堆里翻出来很多材料试图证明迁都长安的正确性。如周景勋上书张之洞，说“都城不迁，建路于引寇招敌之地，虽一寸而不为建。陪都于长安，设路于有利无害之方，虽万里而不惜。”
但更多官员则是理智地意识到，只有在秦汉隋唐年间，东南诸省还没充分开发，占据了关中就能称霸天下。但是到了晚清，水运甚至海运成为了治国和发展经济的根本，长安的运输太过艰难，还要选它做首都就有点陈腐了。
而此时的长安和关中，尚没有从三十年前造城极大破坏的陕甘回变中完全恢复过来，其自然基础条件更无法与汉唐时代相比，即使迁都也只能是纸上的规划。
到了抗日战争时期，全面爆发的战争让长安又一次进入了中央政府的视野。“九一八”事变之后，国民政府决议设立长安为西京，由行政院直辖，随时准备接替危险的南京。即使在确定了重庆为陪都之后，西京的地位也仍然持续了五年。长安差一点又看到了成为首都的希望。
然而客观地看，丢掉了东北、华北、长江中下游的国民政府，其实已经不具备控制全国的能力。在占据中国东部的日本面前，国民政府更像是一个偏安西部的地方政权。而长安唯有在这种地理范围内，才具有足够的统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