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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岁月和今日的美好生活。
这天上午，黄凡他们来到武汉市九峰山革命烈士陵园，参加了由潘大姐主持的陵园落成暨祭奠仪式，并与前来参加祭奠的高大哥夫妇相逢。
一队队男女老少和解放军战士抬着花圈敬献在烈士纪念碑前，由于参加的人员很多，人们也就没有特别关注黄凡父子。
当仪式结束后，潘大姐领着大家来到陵园内的墓地，一块块石碑上雕刻着烈士的姓名，当来到山顶黄孝贤夫妇的合葬墓和黄平、陈东、老左、尹鑫等人的墓碑前时，黄凡拉着两个儿子首先在父母的坟前跪下叩头，并点香烧纸祭拜。
邹平、王强、小彭、方继宗、汉强、平汉也都一一叩头祭奠。
杨丽华和潘大姐在黄平和陈东的坟前鞠躬致意后，跟随的晚辈们也跪下向先辈叩头。
然后，黄凡他们又在黄平、陈东的坟前跪下叩头和点香烧纸祭奠，并让吴武雄和小武汉在老左和尹鑫的坟前叩头祭拜。
最后，大家陪同高大哥夫妇来到高小明和高奶奶的坟前叩头祭奠，邹平拉着吴武雄和小武汉却久久地跪在高小明的坟前寄托哀思。
中午，潘大姐代表湖北省委在汉口大饭店宴请前来参加活动的宾客，但黄凡却以不想引起众人的关注为由推辞，并让方继宗和小彭、汉强、平汉他们也不要陪同，然后自己一家跟随王强回家，彭月娥惊喜得赶紧做饭菜，邹平和吴武雄开心地去厨房帮忙，小武汉却高兴得与大自己一岁的姐姐玩在了一起。
王强赶紧悄悄地问师弟有没有师伯魏怀中和伯母、明阳、明月的消息。
黄凡摇了摇头，虽然自己在军队里负责情报的收集工作，但根本不敢打听师伯一家人的下落，因为师伯手上沾满了**人的鲜血，可他又是养父唯一的亲人，也是师兄弟俩唯一的长辈，至于魏明阳的情况自己也只知道在香港，名义上是新华通讯社香港分社的记者，实际是中央驻香港联络机构人员，只是与自己分属不同的部门，自己也不能违反规定轻易去打听，所以也就无法获得伯伯的消息。
下午，黄凡他们在王强一家人的陪同下来到城东的山上为兰花、娟子扫墓，吴武雄拉着弟弟给两位母亲叩头，大人们默默地举香祭奠天际中的亲人们。
晚上，潘大姐和黄凡共同在家中设宴款待亲人，杨丽华和小彭、方继宗、汉强、平汉、高大哥夫妇、王强一家应邀出席，但刚刚举杯相庆，客厅里的一部红色电话就响起，潘大姐跑去接听后却赶紧叫黄凡接电话，大家顿时都愣住了，因为红色电话机是直接与中央保持通信联络的工具，此时竟然有人点名要刚刚回来的黄凡接电话，说明中央不仅非常熟悉他回武汉的情况，而且肯定是有新的指令。
黄凡认真地接听电话后，严肃地应了三个是，然后放下电话回到餐厅说，是总参谋部首长打来的电话，自己必须坐晚上十二点的火车返回北京。
大家也就不敢多问，因为命令既然是总参谋部首长直接下达，表明有紧急任务需要黄凡去完成，只是离别七年刚刚相逢却又要再次分离，大家的心里都有点失落，可他们都在血雨腥风的岁月里经历过无数次的生离死别，所以又迅速调控好自己的情绪举杯祝愿平安幸福。
当天深夜，黄凡四人告别亲人登上了返京的列车，等吴武雄和小武汉在卧铺上睡着后，邹平小声地问哥哥，首长下达的紧急任务是什么。
黄凡说根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的指示，最高人民检察院和最高人民法院决定释放一批被关押的日军战俘，可战俘们根本不相信中国政府会释放他们，情绪上非常的对立。
周总理不仅知道自己能说流利的日语，而且更知道自己曾经潜伏在日军宪兵队三年，所以亲自点名抽调自己去辽宁省抚顺战俘管理所协助最高人民法院工作，同时还肩负着另一项重大使命，四天后必须赶往抚顺报到。
1956年4月10日下午，一辆黑色轿车驶入了辽宁省抚顺战俘管理所的大门，站岗的解放军哨兵持枪立正敬礼。
当轿车在两层办公楼前停下后，一名警察急忙从前排下车拉开了后排的车门，黄凡钻出车瞧着前面戒备森严的大院，邹平提着公文包从另一侧下车走到哥哥身旁。
警察从后备箱中提出一只皮箱引领着兄弟俩走进办公楼，出入的解放军军官和警察看到黄凡时都急忙让到一旁立正敬礼道：“首长好！”
警察领着兄弟俩走上二楼推开一间房门进去后放下皮箱说：“首长，这是为您们临时准备的办公室兼卧室，只是太简陋了一点，请原谅。”
“没事。”黄凡瞧了一眼房间两侧摆放的两张单人床和一张办公桌、及一只大书柜，转身冲警察说：“麻烦你带我们去见孙所长吧。”
“我来了。”一名穿警服的中年人大步进来敬礼道：“黄部长，大驾光临，恕在下未能亲自去火车站相迎。”
黄凡回礼后握着他的手笑道：“孙所长，我这可是赶鸭子上架，却又不能不来，如有做得不好的地方，还得请你们多多担待和原谅。”
孙所长爽直地：“行了，你就别谦虚了，我们在北京共事一年，竟然不知道你这家伙还是一名能说日语的专家。小赵，你下去吧。”
“是！”赵警察转身离去。
邹平立正敬礼道：“首长好！”
孙所长关上门同他握手道：“邹秘书，我们是老战友了，你小子就别首长首长地叫，就象以前一样叫我老孙就行。”
邹平笑道：“是！”
孙所长赶紧拉着黄凡坐在床上说：“你这家伙是越来越牛了，五年不见竟然当上了将军，可把我羡慕死了，只是让我更没想到的是，周总理还亲自点名把你借过来协助我们工作。”
“前天在电话中得知这个消息时我还吃了一惊，就心直口快地对公安部首长说，我这里缺的是日语专家和懂日本人心理的专家，怎么把一个侦探专家给弄来了。”
“却被首长狠狠地训斥了一顿，说我太小看你了，你不仅是一名侦探专家，而且是一名情报专家，甚至于曾经以日本鬼子的身份在日军中潜伏过三年，如果不是一名日语专家和懂得日本人心理的专家，你早就被日本鬼子咔嚓了。”
“特别是抗美援朝那三年，你对美国鬼子的军事情报分析准确得很，是幕后大英雄。不过最后连首长都承认，你的情况他也是前两天听总理说的，而且总理特种强调，任何人不得探听你的过去，看来我就算好奇也不敢打听了。”
“只是有一点我不得不问，让你这个侦探专家和情报专家跑到这里来，应该不会只有协助我们工作这么简单吧？”
黄凡认真地：“你这个侦探专家想的还真多，我来此的首要任务是要从日军七三一部队的战俘口中了解他们研究细菌和毒气的有关情况，特别是他们投降后把已经生产出来的部分细菌和毒气秘密埋藏在了什么地方。”
“十多年过去了，当时的国民党政府根本没把这些问题当回事，如果这些东西不找出来，对我们来说就是一个大隐患。”
孙所长吃惊地：“原来如此，怪不得周总理亲自点名把你调来，只是这些战俘的档案我都看过，虽然有些人承认自己是在七三一部队干过，但都是些警卫或者干杂活的人，而且都否认接触过细菌和毒气。”
黄凡说：“这就是他们的狡猾之处，他们怕坦白了这些就会被我们枪毙，所以谁也不会承认，所以我只能秘密进行调查，只有掌握了确切的证据才能让知情的战俘说出埋藏的地点，此事也不能对任何人说，免得传出去引起战俘的恐慌。”
孙所长点头道：“我知道了，只是这段时间只能委屈你俩了，检察院和法院的同志一下子都跑到我这儿来办公，所有的房间都塞得满满的，这间房子本来是我的办公室，现在也空出来给你俩用了。”
黄凡说：“老孙，客气话就不用说了，首长让我过来时说过，在完成自己任务的同时，还要协助你们处理好战俘们的抗拒心理，因为他们不相信我们会释放他们，是不是这样？”
孙所长叹息道：“唉，这些日本战俘还真的不好改造，他们曾经对中国人民犯下了无数的罪孽，就算将他们全部枪毙也不为过。”
“可他们既然已经是俘虏，我们又只能按照国际法对他们实施优待，但他们竟然怀疑我们的诚意，前几年抗美援朝时我们把管理员的口粮全部省下来支持志愿军，顿顿啃玉米饼窝窝头，但给他们战俘的口粮没有变，让他们天天吃大米白面，没曾想他们竟然提出要吃面包喝牛奶，还说我们吃的是大鱼大肉，伙食要平等，不然就是违反国际法，并且用绝食来抗议。”
“我们只好让他们派代表来参观我们的食堂，当看到我们吃的都是粗粮时又说我们是骗他们，要求不经请示批准就可随时前来参观，我们是身正不怕影子斜，只要他们提出要求，管理员就可随时带领他们的代表前来查看，反复多次后他们才相信了我们的诚意，也就不再闹事和老老实实地接受改造。”
“虽然并不完全对犯下的罪恶进行反省，但多多少少还是承认对中国人民犯下了罪行，只不过是避重就轻地进行检讨。”
“这次中国政府考虑到他们已经是放下武器的战俘，本着人道主义的精神决定释放他们回国，但他们必须承认罪行，并在免予起诉书上签字，没想到他们都不敢相信、更不敢签字，说只要签了字就等同承认是战犯和杀人犯，我们就会把他们拉出去枪毙，不论我们怎样苦口婆心地解释，他们就是不开口说话，甚至于有些人天天以泪洗面，搞得我们哭笑不得。”
邹平笑道：“老孙，免予起诉书上有释放他们的白纸黑字，难道他们也不相信？”
孙所长说：“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