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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李成、钟相这两伙义军占据了长江中游荆江南岸，跨岳阳、汨罗、湘阴、望城、益阳、沅江、汉寿、常德、津门、安乡和南屯等地区，拥有十一州、一百二十二个县（其实就是后世的大半个湖南，加上小部分湖北，再加上一部分江西），李成义军壮大到了近十五六万，钟相义军壮大到了二十六七万，两伙义军的总兵马数加到一起超过四十万，以洞庭湖为中心盘踞，形成了两股顽固势力，并且这两股顽固势力还有合并之势。
而这两伙义军，其实就是岳飞和平南军的下一步战略目标。
不过——
虽说李成和钟相在东南地区的中心建立了两个国中之国。
可李衍却对李成和钟相这两伙义军一点都不担心。
两千多年以来，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不计其数，但却很少有起义成功的。
像，秦朝有陈胜吴广起义，东汉有黄巾起义，唐朝有黄巢起义，宋朝有方腊起义，明朝有李自成起义，清朝有太平天国洪秀全起义等等。
一场农民起义最终是否成功，首先与它对手的实力强弱关系重大。
具体表现来说，就是这个王朝是否被广大士人和全国百姓所厌恶？
如果一个朝代被广大士人和全国百姓所厌恶，那么这个朝代才有可能被最low的农民起义给破坏甚至是推翻，否则绝无这个可能。
那为什么农民起义的成功率这么低？
很多人，将其总结为农民的局限性。
例如，农民没有受过系统的教育，甚至大字不识一个，没有先进文化的武装；
例如，农民起义的领袖，一旦稍有成功，就沉溺于享乐，不思进取，自己作死；
例如，没有足够的战略眼光，小富即安；
例如，农民起义通常是官逼民反，没有长远目标；
等等……
按照大众说法，无非就是一些，经验不行啊，知识不行啊，只想着有饭吃活下去，等有饭吃了就不思进取，骄纵奢淫什么什么的。
其实，说白了，农民起义，大多数都是由于财富分配不公平，才爆发的，所以，在取得胜利了之后，自然就贪图享乐，骄傲自满，争夺权利，到最后由于没有成功的守护住胜利果实，农民起义自然就失败了。
另外，在绝大部分农民起义的过程当中，起义军的补给方式只有掠夺，作战方式就是流窜，而且很容易被其他名气更大、实力更强的部队所收编，因为跟着他们更可能有肉吃，并且吃得长远，根本就没有一套完善的发展战略。
而纵观历史，农民起义成功的，也就刘邦、朱元璋外加上李衍了。
刘邦能起义成功，其实首先要感谢张良，是张良站在了国家的层面上替刘邦出谋划策，才提升了刘邦的格局。
朱元璋能起义成功，要感谢朱升，是朱升为朱元璋提出了“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全局性战略方针。
至于李衍能起义成功，则要感谢中国人数千年的积累。
而不论是李成，还是钟相，他们所率领的起义军，全都是典型的农民起义，根本就无法跟刘邦、朱元璋、李衍相比。
先说李成。
李成最早是宋王朝的试弓手，累次迁升至淮南招捉使，后来聚众为盗，钞掠江南，借着中宋大战，一点一点壮大起来的。
而李成这伙义军之所以能从众多义军中脱颖而出，并大量收编其他义军，是因为李成勇猛强悍，而且号令甚严，临阵身先诸将，士卒未食不先食，有病者亲视之，不持雨具，虽沾湿自如也。
换而言之，李成之所以能成事，靠得是他个人的魅力。
可是，李成的行事风格，虽有些名将之风，却没有帝王之风——他的格局太小，自出道以来，一直都是在到处抢地盘，根本就没有培养文官人才经营自己的地盘，只知道抢抢抢，然后到处流窜。
这样的一伙人，怎么可能斗得过越来越强大的大中帝国？
再来说钟相。
钟相在起义之初，确实提出了“法分贵贱贫富，非善法也。我行法，当等贵贱，均贫富。”这样的政治纲领。
可势力壮大了以后，钟相和其核心部下杨幺等人，渐渐背叛了“等贵贱，均贫富”的宗旨，衣食住行无不穷奢极欲，甚至连睡觉的床都要金玉镶嵌，而其部下士卒和治下百姓却困苦潦倒。
钟相他们这种作法，又如何能长久？
所以，当李衍得知岳飞将南宋东南部的绝大部分疆土都攻打下来了只剩李成和钟相所占的部分地区还没有归属大中以后，已经在已得疆土上安排好了能官干吏的李衍，就暂时将目光从东南地区收回来，然后将目光又投到了川陕地区。
其实——
形势即使是到了南宋彻底失去陕西、蜀地的大门被中军打开，宋军还是可以有一些回旋的余地的，毕竟，蜀地是出了名的易守难攻，又粮草丰富，关键是，宋军虽然遭逢大败，但其实还有十几万兵力。
可就在这时，张浚又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
张浚不考虑他自己的过失，而将战败的责任全都推诿给了都统制刘锡和最先溃逃的赵哲，然后先将前者贬为海州团练使，安置在合州闲居，又将后者斩首问罪。
最关键的是，张浚还将他们好不容易才收集起来的溃兵军团给解散了，让他们分守各地。
这无疑是一个昏招。
要知道，此时，北山系虽然被中军攻破了，但宋军现在其实还可以集中兵力扼守六盘山，保有六盘山以西的广大地区。
如果宋军这么做，那他们的战略纵深不会变得如此狭窄，也因此还能有点翻盘的机会。
可张浚没有这么选择。
但话又得说回来，张浚这么选择，也有他的理由——此番大败，让宋军的粮草尽失，没有了粮草支撑，张浚除了解散军团，其实也没有其它太好的办法。
偏偏就在这个时候，南宋灭亡的消息传来，伴随这个消息一块来到的，还有赵构和潘太后联名下的投降命令。
与此同时，吴玠也亲率大军杀入蜀地。
一面是南宋灭亡了的事实。
另一面是漫山遍野的凶悍中军将士大举杀过来。
再加上，还有赵构和潘太后给的投降借口。
最重要的是，李衍所建立的大中政权，是汉人政权，不残暴，无苛政，相反还很得民心，总之，大中并没有甚么难以接受的。
所以，中军所过之处，大批大批的宋军将士选择走出关隘投降。
这就导致，中军一入蜀地，就势如破竹。
短短几个月时间，中军就打到了兴州。
丢了陕西以后，张浚就逃到了四川，在兴州将川陕宣抚处置使司的牌子重新张挂起来，随后张浚做出了扼守蜀口力保四川的决定，并深入部队，到处哀死问伤，作自我检讨，选拔优秀军官担任要职，想要以此来稳定部队，给南宋留一口气。
不成想，这才短短几个月时间，吴玠就打到了兴州。
张浚想继续往西逃，逃去阆州，然后继续抵抗。
可就在这时，发生了一件事。
川陕宣抚处置使司退到了兴州之后，张浚想起了被贬责的曲端，十分内疚！
但是，张浚又不愿承认当初贬责曲端是错误的，而是采取间接肯定曲端功劳的办法，宣布：“以富平之役，泾原军出力最多；既退却之后，先自聚集；皆前帅曲端训练有方。”
张浚定下的这个调子，为的是既不伤他自己的面子又能重新任用曲端。
起初，张浚打算任命曲端为左武大夫，兴州居住，以便随时任用。
可是后来，因为曲端以前太过刚愎自用，得罪了太多的人，这就导致，不少人在看出来了张浚复用曲端之意后，纷纷跟张浚说曲端的坏话，阻止曲端东山再起，有人更是跟张浚说：“曲端再起，必然对张公不利。”，吓得张浚打消了启用曲端的念头。
见曲端如此不得人心，树敌森多，确实难以维系川陕宣抚处置使司的内部团结，张浚便准备，不撤销对曲端的处分，不起用曲端，但也不再惩罚曲端。
这对张浚来说，原本是最好的解决方法，对曲端来说，也不失为是一个较好的结局。
可曲端一案随着其社会影响的扩大，已愈来愈复杂了——一方面，四川士人拼命的为曲端喊冤，都说当初如果由曲端挂帅，不至于输了富平一战，也不会使川陕线的形势变得如此之差；而另一方面，忌惮曲端复起的势力，又逼着张浚非严惩曲端不可；再加上，中军入侵的脚步越来越近，其内部需要统一。
于是，张浚决定对曲端痛下杀手！
张浚召集幕僚讨论这个问题。
在会上，吴瑜起初并未吭声，但到后来，他见张浚迟迟下不了决心给曲端定罪，便在自己手心上写下“曲端谋反”四个宇，出示张浚，迫使张浚下令以谋反罪逮捕了曲端。
而曲端曾写了一首诗，其中有“不向关中图事业，却来江上泛扁舟”一句，分明是指责赵构不思进取，实属大逆不道。
于是，曲端便被张浚关进了恭州监狱。
张浚还特意命与曲端有仇的武将康随任夔州提点刑狱，专门审理曲端一案，并授意康随在狱中害死曲端，以消除后患。
康随根据张浚等人的意思，先派狱官设法亲近曲端，骗取了曲端的信任。
其后，狱官又欺骗曲端，让曲端亲笔写了病状，谎称可以此为由，为曲端申请出狱。
康随拿到病状后，随即用酷刑屈打曲端，想将曲端害死在狱中，然后以病状为凭证，谎称曲端在狱中因病身亡。
康随对曲端极为残忍——康随命令监狱官吏把曲端捆绑起来，堵住他的嘴，用火烧烤曲端，曲端想要水，康随却给曲端烈酒，如果曲端忍不住喝了那烈酒，就会七窍流血而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