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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刚开始从事学术研究那个时期，跨地区的联合研究还极为困难。越洋电话费用昂贵，文件也只能通过人工投递的平信来发送，这无疑使得完成整个项目所需的时间大大增加。查找相关文献得在图书馆中投入很多时间，而且通常我们只知道已经公开发行的资料，并不是全部的相关文献。由于论文出版前要经过很长的准备时间，即使最新的期刊上发表的论文也往往是几年前写成的。你们可以想象一下，当我即将步入大学就业市场的几周前，突然在《财经期刊》上发现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包含了我毕业论文的核心思想，那时我会多么沮丧。（幸运的是，我们的论点上有很多不同之处，这能有力的证明我本人做了很多研究，但这样的经历仍让人感到失落。）
如今所有的事情都改变了。现实是，我写这本书所用的笔记本电脑的处理能力是不久前我刚开始从事学术工作时接触的那种足有一个房间那么大的大型计算机的千万倍，而成本却是那种大型计算机的千分之一。对我的孩子们而言，我的整个学生生活是在网络时代之前度过的。他们无法想象竟然有像我这样古老的人！科技戏剧性的改变了他们的生活，也改变了我的生活。过去三十多年中所经历的巨变使我充满希望，我想如今很多看似棘手的问题在将来是能够被解决的。
这种棘手的问题有很多。赤贫仍然是很多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灾难。尤其是大自然似乎往往喜欢捉弄穷人。近期在海地发生的地震夺去了数十万人的生命。世界其他一些地方也发生了同样的强震，但没有这么大的伤亡，可能是因为这些地方的建筑是防震的。贫困的根源以及大自然对于本就脆弱的人群看似缺乏同情的原因可能是一样的：世界上许多地区都无力为人民建立基本的基础设施，无法保障让人民为自身建造安全和体面的生活的建筑。
工业国家也有其自身的问题。当危机过后政府债务攀升的时候，许多国家的人口也正快速老龄化，而且政府之前承诺的老年安全和医疗保健也可能成为泡影。因为政府也在勒紧裤腰带维持艰难的现状，并为将来做准备；如果再发生什么的话，将来的形势可能更严峻。
似乎还不止这些，我们正因过去犯下的错误而受到惩罚（我们过去犯下的错误正报复在自己身上）。气候变化的迹象及其可能对环境和经济造成的恶劣影响看起来确有其事。尽管我们总有可能反应过度，但那些最富裕的国家需要设法想出减少不必要的能源和原料消耗的方法，发展中国家也需要思索维持可持续性发展的更多途径。
如果我们仍然对人类的足智多谋有信心，并且能够为其留出发挥空间，这些问题都能得到解决或能在将来被解决。中国和印度的经济改革已经使世界上超过三分之一的人群的创造力得到了释放。中国和印度有成百上千万训练有素的工程师正在发挥着他们的智慧来面对挑战。目前，中国企业在电动汽车电池研发方面处于领先地位（中国企业是电动汽车电池研发的领先者），而印度企业正在生产着价格可以被接受的电动汽车。同时，工业国家在原子太阳能和风能方面也在不断取得进步，不远的将来我们就能以可行的成本实现零排放的目标。如果中国和印度能在几十年中逆转几个世纪的衰退，那么甚至是海地也可能利用近期灾难所造成的动荡来克服其历史中更大的灾难。
国与国之间的合作在其他方面也很有用处，例如，发展中国家的健康管理业务可以对发达国家采用何种方式使其公共卫生服务更能被民众负担得起形成启示（发展中国家的健康管理业务可以向发达国家说明使其公共卫生服务更能被民众负担得起的方式）。凭借“医疗旅游”，富裕国家的病人可以在发展中国家以低得多的成本享受到急需的医治程序；而凭借“退休移民”，老年人可以移民到那些有益于健康但不那么昂贵的国家的退休社区中，这既有助于为发展中国家带来更多收入，同时也使治疗和老年救济成为更易负担的事情。相反，从发展中国家移民到工业国家的年轻劳动力会作为工业国家的计税基数，从而有助于工业国家供养其老龄化人口，同时也能平衡全球收入水平。移民们给家乡亲属的汇款能使他们过上更好的生活：印度、墨西哥及菲律宾的所有地区都因移民汇款而有了改观。如果加以正确管理，人口的双向流动能够作为解决世界上最棘手问题的一种方式。
活跃的金融市场能为全世界的改革者提供风险资本，同时也为老年人提供储蓄工具，并为移民提供货币汇兑条件。但金融业现已声名狼藉。各地都能听到限制金融业的呼声。更危险的是，工业国家尤其是美国，可能对曾经使它们变得强大的金融系统失去信心。而人们对市场和竞争中不完善之处的愚蠢认识正导致其对政府愈加信任。尽管政府可以做（而且是必须做）一些事情，但不是重要的巨大变革和创新。
有些国家的政府无法满足已被提高了的期望，于是他们试图通过带有进攻性的民族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手段来维护其既得利益，这对他们而言是轻而易举的事。工业国家没有接受发展中国家成长的现实，也没有保持自身国内市场的开放性，而是固步自封，这会有损于大家的利益。根据皮尤研究中心（Pew Foundation）民意调查显示，49％的美国人认为他们的国家应该在国际上做好自己的事情，这比1964年首次对该问题进行调查时得到的结果高出30个百分点。同样，发展中国家也没有承担起更大的责任，这些责任是随着其经济增长产生的，相反，其行为更加强烈的表现了他们的观点，即他们的政策依然不会对整个世界产生什么影响。我们依然可以把希望变成冲突，再变成绝望，就像此前世界上已经发生过的许多次一样。
经济停滞是产生冲突的温床。要阻止历史重演，我们必须理解近代危机发生的原因，并且在理解的基础上做出对策。金融市场和民主政府是相互矛盾的。金融市场的作用是将资源配置给最擅长利用这些资源的群体，并将风险分散给那些最能够承受风险的群体。而民主政府的作用是为金融市场的运转创造一个合法、规范并受监管的体系。然而，民主政府还拥有其他的角色，包括通过税收、补贴及安全网络来限制市场经济中存在的最不公平的结果。当民主政府不合理地使用其他手段时，当其试图利用现代金融市场来实现政治目的时，当其变成市场参与者而不是管理者时，就会出现我们已经经历过的种种灾难。
有人辩称，是放任主义的意识形态将我们引向困难的处境：管理者醉心于能够自我调节的市场典范，而当市场自我毁灭时他们站在场外袖手旁观。管理者们仅仅做对了一部分。尽管依靠乐观主义（有时是悲观主义）盛行风向理应是管理者的本分，但美国的管理曾受到了认为市场将会自我调节这种错误观念的驱使，这种观念一次又一次地使左派思潮落入右派思潮的圈套。美国政府受政治欲望的驱动，然而老练的金融部门设法求得美国政府乐于提供的优越感，大部分损失都是在这时候造成的。
美国的革新主义者在责备银行家，而保守主义者在责备政府和美联储。令人担忧的现实是尽管二者都应该受到责备，但没有哪一方能够充分认识到彼此间存在的断层影响着他们的行动。改变行动者，或尝试直接改变他们的动机，也许都只能起到有限的作用：我们需要缩小他们之间更深层次的断层。如果我们不能重建政府及金融部门的正确角色，并且修复国与国之间的不平衡，那么以前发生的也许还会再次发生。
金融部门需要知道，其行为所造成的所有后果都将由其自身承担而不是纳税人，当然其中一定包括由其造成的损失。美国政府必须为其人民重新创造有关的权利和机会，这些历来都被看成美国经济水平的标志；同时，政府还需要帮助那些落后的群体。这样可以减轻政府面临的压力从而能够干预金融市场或对经济进行过度刺激。
其他国家必须实施改革，改革应有助于恢复世界经济平衡，并能减轻这些国家对全球增长的依赖程度。其间，正如世界面临的其他挑战一样，我们需要国际合作。世界大国，不论是形成已久的还是新兴的，都必须认识到他们的政策合起来并不是一个连贯的整体。大国已建成了强大的全球机构，而这些机构可能强行限制大国的某些政策，这是他们不情愿看到的。为消除他们的不情愿，我们需要将政策论战扩展到全世界，以说服每个国家的民间团体去推动其政府制定能促进全球形势好转的政策。
我参加了一个在莫斯科举行的会谈，并乘坐汉莎航空返回美国，在飞机上完成本书最后的这些文字。此时已是深夜，冬天的落日朝着我们前进的方向，柔和的夕阳在飞机巨大的引擎上闪耀着光芒。会谈举办的地点让我想到我们已经走了多远。其实，三十多年前莫斯科离西方的学者也很近。昨天我抵达莫斯科机场后发现，从机场到市区的道路非常拥堵，就好像莫斯科人把共产主义瓦解以来买到的所有上千万辆小汽车都开到了公路上。这就是进步，尽管这种进步已经明显地带出了新的问题。
这样的场景使我们想到，世界各国在过去三十多年中都有了巨大改善，因为各国在获得经济自由的同时也很好地利用了全球市场和资金的力量。但不幸的是，我们也纵容了国家之间政治及经济不平衡的发展。在很多富裕国家，不安全和失望的感觉已经取代了希望。我们不应该让已经出错的事情掩盖还可以做对的事，也不应该推翻已经取得的进步。要想维护并重建对市场体制的信任，我们必须进行根本性的改变。政府必须更有作为，帮助公民提高自身能力，过上富饶的生活。同时，政府在某些方面也必须往后退一步，容许市场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