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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规模大有着很多优点。大型银行在多样化投资和吸引管理性人才（包括风险管理经理）方面更具优势。尽管2万亿规模的银行由于经营不善给整个系统带来了大麻烦，但是如果100个规模为200亿的银行同时涉足相同的风险给系统带来的问题则会更大。重要的不是规模本身，而是系统内部风险的集中和关联，以及相对于资本的风险暴露水平。确实，在过去，由于某些经济实体规模太大，监管者对整个系统进行了援助——上世纪80年代对美国储蓄和信贷产业的宽容就是一个例子。
替代对金融机构的规模限制，监管者应该运用更为精巧的机制，比如说禁止大型银行兼并或者是鼓励有问题的大型银行进行拆分。像联邦贸易委员会这样的实体已经拥有了上述的权力。尽管关于监管者是否会滥用职权的担忧从未消失，但对于立法者和法院进行监督的难度来说，对上述权力的监督比基于反竞争考虑的权力的监督要容易得多。
已投保银行建议的通过某种现代版的1933年格拉斯—斯蒂格条款限制交易行为方案，经过进一步的考虑，看起来也不具有吸引力。显然，一些大型银行的行为带来了更大的风险和不透明性。在可能的范围内，这些行为应该在合法的经济实体里进行分离从而避免将来损失发生时造成影响。比方说，银行不应该在其经纪部门（这些部门出借证券、提供贷款、为客户进行理财、典型的是对冲基金）使用抵押的客户资产进行进一步的交易。客户资产与银行自身融资行为的混合降低了透明度、增加了风险，也是许多投资银行在本轮危机里发生挤兑的原因——客户试图在银行倒闭前取出他们的资产以免除银行倒闭给他们造成损失。当然，这样的分离会提高银行借入资金的成本，但是归结起来还是利大于弊。
自营交易——利用部分包括政府担保储蓄的资产负债表，银行在其中进行投机交易仓位—— 是另一项被谴责的行为。批评者想要禁止这项活动的原因在我看来是错的，但是，限制这项活动确实是应该的，只不过我认为的原因有所不同。批评者认为自营交易有风险。但很难将这看成此次危机的原因：银行并不是因为交易仓位带来的巨额损失陷入麻烦的。银行的问题来自于其持有的抵押资产证券，而不是因为交易它们。地区性银行成批破产的原因是没有人说过要禁止的对商业住宅的贷款。只是因为一些交易看起来比另一些更具风险性，认为让银行远离这些交易就完事大吉了，这样的想法是错误的。如果银行想要涉足风险交易，它们只需要在任何允许它们涉足的交易里选择风险更高的。比方说，只要他们能够借入资金，他们就能够自由地向负债很高的企业继续提供不安全的、长期的、“低门槛”贷款。关注点不应该是禁止某一特定的行为，而应该是限制他们的风险动机以及他们跟随其他银行进行风险投机的羊群行为。
尽管如此，还有一个另外的原因需要我们寻找限制自营交易的方式。与各个公司有业务交往的银行往往能够获得相关的大量信息。这些信息从原则上来说应该被用于帮助这些客户，而不是被用于不利于它们的交易。就交易而言，银行比其他人拥有不可相比的信息优势：尽管为了防止将敏感客户或市场信息泄露给市场交易者，银行内部设有防火墙，但银行自己仍然能够使用这些内部信息。应该通过限制自营交易减少这种优势。我这里说“限制”是因为一些合法的行为，包括对冲和庄家行为，与自营交易之间很难区分。不管交易目的，而武断地将银行自身账户交易进行全面禁止是一种可能性，但是这种方法与其他任何不加选择的武断限制一样有着同样的缺陷。也许和资本限制的情况一样，开始时采取武断全面的限制，随着时间进展，逐步根据实践经验放松管制也许是一条出路。
防止金融机构变得太具有系统重要性的最好方法也许并非对规模和交易行为的武断限制，而是通过监管者对机构间相互暴露和系统风险集中度信息的搜集和监督。通过指令和控制，监管者可以确保系统不会过于暴露于单一风险来源或特定机构。监管者自身也需要被监管；因此，正如我之前建议过的，在一定的时间之后，关于暴露度的信息应该定期公开地公布。比起规模或交易行为限制，这样的手段更少波动性和惩罚性，而更容易被执行，很可能也更有效率。
创立更好的缓冲机制
无论政府如何尽力不让金融机构变得具有系统重要性，某些金融机构还是会具备这样的影响力。也许一些机构会拥有特别的能力来主导特定产品市场和客户；另一些也许仅仅会比那些大机构更有效率。然而不管是什么样的原因，一旦某些机构被认为具备了系统重要性，它就会自动地在融资和销售方面获得优势。要抵消这样的优势，监管者可以要求这些机构拥有更多的权益资本。权益资本的成本很高，因此这种间接的征税（因为权益资本对于金融机构来说是比债务更为昂贵的一种融资方式）能够抵消他们的融资优势；而且通过创立额外的缓冲机制，使得这些机构成为纳税人负担的可能性更小。
正是因为权益资本的昂贵，如果强加给银行的成本太高则它们会尝试逃避，所以监管者应该想出能够实现资本缓冲机制的合适规模。监管者对额外永久性权益资本的强调可以少一点，而更多的强调或有资本——或有资本能够在机构或者系统出现问题时介入。在或有资本的一种版本中，系统重要性的银行能够发行某种特殊债券，能够在银行资本率降低在特定值以下后自动变为股权。另一种版本，杠杆化的系统重要性的金融机构应该被要求购买完全的抵押保险（从没有杠杆化的金融机构、外国投资者和政府手中），这些保险能够在出问题时注入资本。
可转换的或有债务和资本保险二者都同样暴露于经济下行风险，而且，如果市场进行了合适的定价，二者都能够成为著名的“矿井金丝雀”起到很好的预警作用：它们能够反映出市场对于特定机构风险水平的判断。当然，如果特定风险被给予合适的定价，每个人都应该知道不管政府当局对别的机构如何，它都不会对这种风险带来的债权人损失进行补偿。政府当局对于金融机构债权人进行补偿的原因之一是它们不知道这些债权是否被其他金融机构所持有：如果是，那么让这些债权人承受损失有可能加速危机的扩散。因此，更为重要的是监管者阻止任何杠杆化的金融机构进行或有资本转换或者进行资本保险（或者，持有其他杠杆化金融机构发行的未保险的长期债务）。作为替代的，互助基金、养老基金、主权基金应该成为投资者的选择。
通过要求具有系统重要性的机构拥有更强大的缓冲机制，监管者能够降低它们利用自己这一特殊地位的可能性。如果某一机构通过资本作垫基本实现自身破产保护，那么政府的可能性介入前景就不会给它带来太大的额外优势。
让金融机构更容易被清盘
在十分可怕的危机中，不管监管如何完善，不管缓冲机制如何充分，一些具有系统重要性的公司可能还是会面临资本不足和濒临倒闭的境地。如果他们特定的一些行为对整个经济体的健康具有本质性的作用，我们需要找出办法来“清盘”——让投资者承担适当损失的同时保持核心的经济活动继续。这一清盘机制的关键目标之一是让债权人承担部分损失，这样他们就不会倚仗对政府在必要时进行介入的信心，在股权人进行尾部风险投资的时候放弃额外风险溢价的要求而保持沉默。
对非银行金融机构或者拥有多家银行的公司，监管者目前并不具备实施上述清盘机制所需要的“清盘权”，而通过一般性的破产法律程序所耗时间又过长：金融产业可能在这个过程中已经消失了。因此，对于监管者而言，最本质的是要获得权威让其能够有效地实施破产法庭的功能。破产程序缓慢的原因之一在于法庭首先需要界定企业的所有资产和负债，然后才能决定什么可以被保留而谁应该承担损失。而在简单的银行结构中，所有这些信息是已经存在了的。但是具有系统重要性的机构一般而言其结构非常复杂。这种复杂性的其中一部分是随着时间通过并购和拓展海外分支逐渐积累的；一部分来自于避税行为和对监管的躲避行为；还有一些则来自于不规范的管理。莱曼在破产时拥有的分支机构高达600余家。
因为清算这样的一家巨型金融机构在今天简直就是一场噩梦，更别提还要快速地完成，所以援助看起来是唯一可行的选择。然而，一种出路是将这项任务的责任放回到金融机构自己身上。每一个具有系统重要性的金融机构都应该与监管者定期会面讨论其“生前预嘱”，即一项能够使其被快速清盘的计划——理想状态下，是一个星期内——在面临生存危机的紧急事件情况下。这样的计划在细致度和及时性上大大提高了金融机构记录自身风险暴露水平的要求，要满足这样的要求很可能需要依靠更好的利用相关技术。为了防止流于形式，在“生前预嘱”计划里的许多细节应该以容易理解的形式对公众和市场公布。
由于要预计到所有的意外情况几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生前预嘱”计划可能只被有限运用在指导特定机构的实际清算过程中。然而，它却能够大大有利于简化银行结构。进行“生前预嘱”计划的需要不仅仅给了金融机构与监管者合作降低组织复杂性和简化解决机制的动力，而且它也确实促使管理层在繁荣时期考虑小概率事件从而帮助银行避免突发事件带来的昂贵代价。更为重要的是，这能够让市场知道政府当局会允许具有系统性风险的金融机构破产。当这场危机逐渐过去，这个信息的传达是最为重要的。
弹性
在之前我们已经讨论了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