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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时，高兴地伸出手来欢迎我，表示很高兴能与我相识，我也高兴得几乎要跳起来！虽然生命中有很多缺陷，但我可以有如此多的方式触摸到这个多姿多彩的世界。世界是美好的，甚至黑暗和沉寂也是如此。无论处于什么样环境，都要不断努力，都要学会满足。有时候，当我孤独地坐着等待生命大门关闭时，一种与世隔绝的感觉就会像冷雾一样笼罩着我。远处有光明、音乐和友谊，但我进不去，命运之神无情地挡住了大门。我真想义正词严地提出抗议，因为我的心仍然充满了热情。但是那些酸楚而无益的话语流溢在唇边，欲言又止，犹如泪水往肚里流，沉默浸透了我的灵魂。然后，希望之神微笑着走来对我轻轻耳语说：“忘我就是快乐。”因而我要把别人眼睛所看见的光明当作我的太阳，别人耳朵所听见的音乐当作我的乐曲，别人嘴角的微笑当作我的快乐。
大学生活（1）
青春的光辉是如此灿烂，令人不敢逼视，那种天不怕地不怕的冲劲真叫人羡慕。以上我所描述的都是大学一年级的生活，现在让我来说说大学二年级以后的情形吧。《少女时代》这一部分，是我在德克利夫学院一年级时的作文所集成的。当时在上柯兰老师的作文课时，我每星期都写一篇。最初并没有想把它们整理出版的计划，直到有一天，《淑女书报》的主编忽然来访，他说：“本社的社长希望能在我们杂志上刊登你的传记，并且是以连载方式登出，请多多提供帮助。”明白对方的来意后，我就以功课太忙为由加以婉拒，可是他却坚持说：“你不是已经在作文课上写了很多吗？”听到他这话，我吃了一惊：“啊！怎么你连这些事也知道？”“啊，谁叫我是吃这行饭的呢？”记者笑着说，带有几分得意。紧接着，他又告诉我，只要把学校里的作文稍加修改，就可变成杂志所需的稿子了，非常容易。于是，我只好答应把《少女时代》的原稿以3000美元的价格在《淑女书报》上连载，并在合约上签了字。说实在的，当时我深受3000美元所诱，而忘记了那份稿子其实只完成了一半，更没有考虑到补写后半部可能会带来的种种困扰。当时，我确实是有些得意忘形、沾沾自喜。事情就这么决定了。开始时，一切都还顺利，可是越往后就越觉得棘手了。因为自己不知道要写什么才好，更何况我又不是专业作家，不懂得如何把现有的材料加以适当的加工，变成杂志社所需的文字，甚至对截稿日期的重要性也全无概念，完完全全是个外行人。当我收到杂志社拍来的电报，如“下一章请立刻寄来”或“第6页与第7页的关系交代不清，请立刻回电予以说明”等等时，竟不知所措。幸好，同班同学蕾诺亚介绍我认识了一个人，她告诉我说：“他是房东的同班同学，不仅头脑清楚，而且很慷慨，富有骑士精神，待人也和蔼可亲。如果有事相求，他一定不会拒绝的。”就这样我结识了梅西先生。梅西先生是哈勃特大学的教授，当时在德克利夫学院兼课，但我并不知道。在听完蕾诺亚的介绍之后，我对梅西先生有了初步完美的印象，从日后的交往中，我深切地体会到，正如蕾诺亚所说，梅西先生不但聪明、智慧，而且为人热心。他了解我的困难后，立刻把我带来的资料浏览了一遍，然后十分利落地帮我整理出来。从此之后，我终于能够如期交稿了。梅西先生是一位才思敏锐、感情丰富杰出的文学家。对我而言，当时的他既是好朋友又是一位值得信赖的兄长，更是遇事时不可缺少的商量对象。如果现在所写的这部分水准不及当年，我丝毫不觉得奇怪，因为这次没有梅西先生可以帮我的忙了。前面曾经提过，在德克利夫求学过程中，最感困扰的莫过于没有盲文书可读，另一个问题则是时间不敷分配。课外作业都是莎莉文老师以手语方式逐字逐句告诉我的，因此往往必须学习到半夜，而此时此刻别人早已进入梦乡了。洛奇老师与维杜老师也会在我的教科书上为我点字，但有些老师一直到上课都还没有教我如何学习，所以常常跟不上进度。现在，红十字会已经为盲人出版了数千册盲文书籍（编者按：指1928年），可以阅读好多好多书呢！而当时，我所有的盲文书加起来不超过30本，每一本对我而言都是一件无价之宝。我低着头，用自己的双手来“读”这些书，来搜集自己的论文材料，准备大小考试。每当自己在阅读盲文书籍时常常会想：“现在我不用别人帮忙也可独自用功了。”觉得十分快慰。在学业方面，无论是文学还是历史，我都可以毫不费力地阅读和理解。这也许与我少女时代的生活体验有关，我早在进大学之前就接触过许多优美、富有想像力、知识性强的文章。因此，对这些课程都有很浓厚的兴趣，成绩表现十分良好。现在回想起来，真为自己的幸运而庆幸不已。我惟一感到遗憾的是，没能与大学时代的教授们做更多的交流。多数教授的讲课对我来说都像留声机一样，机械性地听讲而已。院长布里吉斯教授的家就在我的隔壁，可是我从来没有主动拜访过他。在我的毕业证书上签字的艾里华特博士，也一直无缘见面。只有指导我写作课的柯布兰教授以及教《伊利莎白时代文学》的尼尔逊博士，还有教德文的帕德雷特教授等人偶尔请我去喝茶，他们在校外遇见我时也十分亲切。由于我的生理状况异于他人，因此无法与班上的同学融洽地玩在一起，不过大家还是通过各种方式与我沟通和交流。班上的同学经常一块儿到外面餐馆去吃三明治、喝可可奶，他们常常围在我身旁，说些有趣的事来逗我笑，同学们还推选我做副班长。如果不是因为功课方面必须比别人花更多的时间，觉得很吃力的话，我相信自己的大学生活一定可以像其他同学们一样丰富多彩。有一天，朋友们邀我出去：“海伦，要不要到布鲁克林闹市区的朋友家去玩？”但最后却来到了波士顿一间满是“泰瑞尔”狗的宠物店。那些狗都很热情地欢迎我，其中有一只名叫汤玛斯伯爵的狗对我尤其亲热。这条小狗长得并不特别好看，但很会撒娇，站在我身边一副驯服、乖巧的模样。我伸手去摸它时，它高兴得猛摇尾巴，低声欢叫着。
大学生活（2）
“啊！汤玛斯伯爵，你很喜欢海伦吗？海伦，你也喜欢这只小狗吧？”朋友们异口同声地问我，我也很干脆地回答：“是的，我很喜欢它！”“那么，我们就把这只狗送给你，作为大家送给你的礼物。”朋友们说。汤玛斯似乎听懂了大家正在谈论它，直在我身边绕圈子。等汤玛斯伯爵稍微安静下来了，我才说：“我不喜欢这种什么伯爵的称呼，听起来像高不可攀。”我说出这番话后，狗若有所悟地静坐一旁，一声不响，变得沉默起来。“你们看，费兹这个名字如何？”此言一出，汤玛斯伯爵好像完全同意似的，很高兴地在地上连打了三个滚。于是我就把这只狗带回康桥的家。当时，我们住在库利兹街14号，租下这幢房子的一部分。据说这栋房子原来是高级住宅，坐落在一片美丽的土丘上，四周长满了葱郁苍翠的树木。虽然住宅的正门面对马路，但屋宇很深，马路上车辆的喧闹声几乎完全听不到。屋后是一大片花园，主人在园中种满了三彩紫罗兰、天竺葵、康乃馨等花草，屋里时常花香四溢。每天清晨，那些身着鲜丽衣裳的意大利女孩就会来采花，拿到市场上去卖。我们常常在那些意大利少女活泼的笑语及歌声中醒来，真有点像置身于意大利的田园村落里。住在库利兹街的岁月里，我们结识了几位哈勃特大学的学生和年轻的讲师，大家相处甚欢，成为了很好的朋友。其中一位菲利浦·史密斯先生目前是华盛顿国立地质调查所阿拉斯加分部的主任，他的太太是我最好的同学之一蕾诺亚。蕾诺亚对我非常友好，每当莎莉文老师身体不适时，她就替莎莉文老师帮助我做功课，带我去教室。约翰·梅西先生也是当时的成员之一，一度曾经是我生活上、精神上的支柱，他后来与莎莉文老师结婚了。年轻人充满了活力与朝气，常常一口气走了十来里的乡村小路，丝毫不觉得累。有时候骑着三个车座的自行车出游，一骑就是40里，玩到尽兴才肯回家。那真是个无忧无虑的年龄啊！做什么都开心，玩什么都高兴。在年轻人的眼里，大自然的一切都是如此美妙，照在树梢上温暖的秋阳、成群接队南飞的候鸟、为了雨季储藏食物正忙忙碌碌搬运胡桃的松鼠、从苹果树上掉下来的熟透果实、河边草地上粉红的小花，以及碧绿的河水……一切的一切都是如此赏心悦目，令人陶醉。天气清凉的冬夜里，我们租着有蓬的马车四处溜达，或者去山上滑雪橇，或者在野外疯狂地玩耍，或者静静地坐在咖啡馆里喝着香浓的咖啡，或者来上一顿可口的夜宵，快乐得像神仙似的。冬夜漫漫，有时我们也会连续几天夜里围在熊熊的炉火前，喝可乐、吃爆米花，高谈阔论，探讨社会、文学或哲学上的种种问题。无论谈起什么问题，我们总喜欢追根究底。一群年轻人开始懂得独立思考，并且有强烈的正义感，看不惯社会上邪恶的势力、黑暗的一面，在爱好和平、热爱人类这一点上，大家保持完全的一致。但是，纯粹的讨论多半于事无补，解决不了根本问题，仅仅构建乌托邦的理想是没有意义的。但是又没有人敢于提出不同的意见，那些较冲动的激进分子正想找“叛徒”决斗呢。青春的光辉是如此灿烂，令人不敢逼视，那种天不怕地不怕的冲劲真叫人羡慕。记得有一次，我们徒步走到一个很远的地方，3月的风是如此强劲，把我的帽子都吹掉了。还有一次，大概是4月份吧！我们也是徒步出门，路上忽然下起了瓢泼大雨，几个人只好挤在一件小小的雨衣里。到了5月，大伙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