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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多数前任不同，松冈是典型的外交强硬派，当初日本宣布退出国联，他便大声呼好。与此同时，他还是侵华战争的支持者和鼓动者，满蒙是日本的生命线是他的口头禅，而在回应外国记者的提问时，他曾宣称“日本正在扩张，试想有哪个正在扩张中的国家没拿它的邻国开过刀？问问那些美洲印地安人和墨西哥人，看看年轻的美利坚合众国在多年以前是怎样残忍地折磨他们的。”实际上，这不仅是松冈的个人想法，也代表了当时日本政府的亚洲观。
没等裕仁发问，东条主动解说道：“陛下，从我们掌握的情报来看，派往澳洲的维和部队将超过10万人，而按照国联方面递交给我们的维和部队驻军预备案，维和部队将以营连为单位，分散部署在澳洲南部、东部、中部各州的数十座城市。相应的，我军将在澳洲西北部和北部驻留约4万人的正规部队以及4…5万人的治安部队，以保护亚洲各国侨民聚集地区安全。如若国联方面强行在年内推行全民公投，我们有把握在澳洲北部地区保存两个州的控制权，从而跟白人聚居的另外三个州形成对峙之势，然后伺机制造恶*件，将国联维和部队的精力牵制在澳洲南部。”
高高在上的天皇依旧没有任何的表情变化，他平声问道：“这样做有把握么？”
东条一脸严肃地回答说：“目前国联基本上处于德国及其仆从国家的控制之下，我们近些年崛起太快，东征西伐，在国家上处处受人嫉妒和提防，这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办法，行也得行，不行也得行！”
一听这话，松冈当即嘟囔道：“不行的话，还不如趁现在跟他们搞一仗，他们要敢从欧洲调派主力舰队前来，我们就让他们尝尝当年俄国人在对马海战中尝到的苦果！”
长年在舰队供职的海军大臣吉田很平静地驳斥说：“这是低级军官和普通水兵的想法，如今的海战规则已不同于30多年前了，何况澳洲海域对我们而言同样遥远，再过五年，我们或许能够打赢，但是现在，胜算恐怕只有两三成！”
在天皇面前被人耻笑为“低级军官和普通水兵的想法”，松冈那张脸顿时红一阵白一阵，但又不好发作，只好恨恨地说：“过往的历史告诉我们，对付利用外交手段弹压我们的国家，最好的办法就是用武力进行回击，而不是软弱的退让！”
其实站在宏观角度来看，国联派遣维和部队进入澳大利亚，既是欧美国家对日本采取的压制举措，也是国联维护自身权威的重要手段。众所周知，国际联盟的诞生被认为是体现了一种全新的观念和模式，它成立的目的是让战争成为过去，而要维护国际社会的和平与安全，要公正有效地处理国际争端，就必须在国际问题的处理中必须建立其绝对的权威性，所有国家和地区都必须无条件地相信、服从该组织，而且各国特别是大国必须全力支持该组织采取强有力的手段公正、合理地解决所有国际争端，否则的话，国联未能在维持和平方面取得成功，而维持和平是它存在的理由，因而这一失败也就否定了这个组织存在的价值。
然而在设立之初，国联只是抽象地规定了“保持和平与安全”，《国际联盟条约》并未宣布战争为非法，它只是在特定条件下不允许会员国进行战争，国联要求会员国承担在解决国际争端时不诉诸武力的义务，但又不完全禁止诉诸战争，不进行战争也只能是其成员国自愿的承诺，侵略国往往可以借口“自卫”而逃避战争责任。如《非战公约》原本是各大国签订的关于限制战争的条约，正是因为国联对于禁止战争这个问题上没有明确的规定，所以大国在签订《非战公约》时会提出了种种保留条件，为日后保护自身利益而发动战争留了“后门”。
另外，国联一直缺乏维护和平的能力，集中领导下的维护和平的国际部队直到二战结束后才正式成立，而在德国主导维和部队扩充规模之前，它的力量非常薄弱，影响力相当有限。此外，国际联盟的投票程序，即一切决议都要以全体一致通过为条件，如果不经某个国家的同意，任何决定对它都不具有约束力。这样，任何国家都可以利用否决权来反对任何巩固和平的措施，为侵略行动披上合法的外衣。这就使国联不可能有效地发挥作为一般性国际组织的权威和效能，所以直到40年代初期，国联都没有一次能够如预想的那样制止侵略，或对侵略行为作有力的反应。南美战争，国联喊破喉咙的各种呼吁被参战国直接无视；日本两次发动侵华战争，国联的各种制裁措施被新兴的东方帝国直接无视；意土油田争端酿成战祸，国联的斡旋和干预没能起到实质性的作用，国联所表现出的软弱和妥协则使其在国际安全领域中的严重缺陷暴露得越来越明显……
最典型的例子发生在1923年，意大利入侵希腊科孚岛事件。当时意大利将军特利尼及其军事随员一行人在希腊境内遭到伏击身亡。意大利政府以此为借口向希腊政府提出有损希腊名誉与主权的最后通牒，希腊拒绝全部履行，意大利遂派兵占领了希腊的科孚岛。希腊要求国联理事会公平解决双方之间的争端，意大利则坚持由大使会议提出被害者的善后措施，但却不提事关重大的科孚岛问题的解决办法。大使会议不顾许多国家的主张即采取行动迫使意大利的撤军，偏袒意大利。国联理事会对大使会议妥协退让，最后提出方案，迫使希腊作妥协让步，使弱国遭受了不公正的外交耻辱。科孚岛事件充分说明国联在调解强国与弱国的争端时完全屈从帝国主义强国的霸权主义的要求，也说明国联在应付侵略行动方面不仅表现得软弱无力，而且为虎作伥。科孚岛事件严重打击了国联的威信，一方面对大国用武力践踏弱小邻国的主权，国联不仅无力对弱国提供保护，反而促使完全满足侵犯者的要求；另一方面，在处理科孚岛事件中，国联屈从大使会议，有损其日后处理国际争端的权威。
而影响力最恶劣的莫过于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1933年，日本借二战爆发之机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当时国联已基本处于瘫痪状态。7年后的1940年，二战早已结束，国联在西方同盟国的主导下试图稳固新的世界秩序，这时日本第二次发动侵华战争，以及在东北亚与苏俄军队发生激烈交火，都成为国联积极干预的对象。当时中方代表向国联理事会控告日本侵略中国领土，破坏国联盟约，要求国联采取行动，制止日本对和平的威胁和形势的恶化。“使危害和平的局势不致扩大”，并恢复到战前的状态，国联理事会随后做出决议，派出国联调查团前往中国实地调查战争责任及发展情况。该调查团经过两个多月的调查，形成了《国联调查团报告书》，肯定日军的侵略行径和对中国领土的非法占领，对侵华战争的起因、过程及伪满洲国的形成有着较为公正和客观的叙述，但报告书未认定中方提出的回到战前状态的建议，而是要求中日两国都从交战区域撤出武装力量，将这些地区的治安秩序交由国联维和部队管理。该报告书一经公布，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强烈反响，但由于日本政府的无视，它唯一的作用就是成为国联对日本采取制裁措施的有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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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78章 角力澳洲（下）
在这个时空的1943年，762万平方公里的澳洲大陆生活着280多万居民，算上日本驻军以及国联派出的维和部队，常住人口接近300万，其人口密度是0。39人每平方公里，也就是说，平均每个人可以占有2。5平方公里的土地，全世界除了南北极之外，没有哪个地方是这样的地广人稀。当然了，澳大利亚并不是处处都适合人类生活，它的沿海地区到处是宽阔的沙滩和葱翠的草木，中部、西部的荒原和沙漠则是生存环境非常恶劣的区域，当年澳洲抵抗军便是在这些不毛之地顽强抵御日军的围剿和扫荡。
尽管派驻澳洲的日军海陆空部队对远道而来的国联维和部队表现出了非常危险的敌视态度，但在日本高层的再三勒令下，这些狂热的东方武士还是强压住了胸中的怒火，没有做出失去理智的暴力举动。待十万国联维和官兵悉数抵达澳洲，兵力不足五万的日本驻军陆续从西南和南部地区撤离，集中屯驻在日本及其他亚洲国家侨民聚居的北部地区。
抵达澳洲的国联维和部队，自然是受到了白人居民的热烈欢迎，他们顺理成章地从日本人手里接管了西部、南部以及东南部四个州的行政治安权，然后对留守澳洲的抵抗者和后期重返澳洲的武装人员进行改编，让他们以警察或治安员身份维持这四个州的社会秩序，接着开始筹备州政府选举乃至澳大利亚的全国大选，所有的一切似乎朝着国联理事会商定的路线发展，可是维和者很快就意识到了一个他们未曾妥善考虑的问题，那便是近200万澳洲白人的生计——长期以来，澳大利亚人依靠出口农产品和矿产资源赚取收入，然而经过日本占领军近十年的统治，这片大陆的经济秩序完全陷入了不能自已的瘫痪状态，牛羊的数量因为占领者的横征暴敛而下降到了战前的五分之一，日军撤退时的暴力搜刮更让澳洲白人聚居地区的状况进一步恶化，原本丰饶的农业、渔业资源也相继被日军和日侨霸占，如果按照人均资源占有量和人均收入水平比对，那么如今澳洲北部二州绝对可以碾压其余四州。
要想恢复大半个国家的经济生产秩序，光靠军人以及有限的人道主义援助是远远不够的。依照当年扶持爱尔兰王国的经验，德国人火速派来了一大批精于内政的专家顾问，而不少战前曾在澳大利亚各级政府部门供职的官员们也闻讯回归，来自世界各地的投机者们更是纷至沓来，南澳四州顿时变成了鱼龙混杂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