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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的巡逻海岸线，架着小船操作仪器，搜索任何试图靠近国境线的不明目标。
中亚太遥远，对普通人来说，唯一感觉就是满大街的标语、饭食和生活质量的稍稍下降。但东南沿海也出现敌人后，战争开始改变国家和人民的性格。地铁标识牌被贴上防空洞指示牌，每晚六点准时的宵禁、高楼顶部的防空哨所、密布城市上空的防空气球、公园里的高射炮，十字路口的消防车，一幅清晰的战争画卷在人们面前展开。但没有人抱怨，尤其是新闻总署故意将琉球海战后战舰惨烈的损失照片标上宗谷海峡后，顿时激起了全体国民的愤慨。大部分人都选择乐观团结的去面对未来。工人师傅们二十四小时连轴转、剧院坚持着演出，商铺敞开大门，连街边的连环画店，都推出一本叫“三打扶桑”的小人书，让孩子们看得津津有味。
没有人畏惧，因为大家知道，自己前面还有数百万枕戈待旦的子弟兵。
值得庆幸的是，因提前对琉球和朝鲜等地的日本海空力量进行打击，将数百架日机摧毁在地面，才让日军的反击始终形不成规模，零星的轰炸和潜艇伏击根本改变不了大局。反倒是民国空军始终没放弃对九州岛、琉球和南朝鲜的轰炸，在八月二十三日突袭后，又接连发动数次规模较大的夜间行动。最大的一次是八月二十六日，三百余架轰炸机从青岛上海和连云港等地起飞，将一千吨弹药和三十吨宣传画投到熊本，摧毁了熊本的海军工厂、仓库，发电厂和工厂区，总计造成一万余日本人死伤。原本空军还准备对东京和濑户内海实施轰炸，但由于彼得巴甫洛夫斯克战役进入关键阶段，大量轰七远程轰炸机被调往中亚执行对乌拉尔和西伯利亚的轰炸任务，所以东南任务只能暂时靠航程较短的轰五承担。不过空军并没放弃直接打击日本核心的想法，开始囤积弹药和燃油，储备新飞机，为全面轰炸积极准备。海军近期的主要目标虽然在关岛和马里亚纳，但也利用潜艇和航空兵的连续出击，仅开战后的四天内，就击沉十六艘日本商船、三艘军舰和四艘潜艇，总计七万吨。
八月二十五日上午，杨秋签署总统令，宣布从即日起停止除国家广播电台外的所有无线电广播，禁止任何私人和企业使用无线电，以防被日军利用航空导航。授权国防军、国民警卫队、警察、民政等部门采取联合行动，将国境和控制区内的所有日本侨民和日本企业无限期监禁，大约五万日本在华人员和十五万有日裔血统的人被强行送入隔离所，另外有五百余名在1938年对日全面禁运后参与对日本走私的商人被捕，超过两千人被以间谍罪逮捕。这样行动还扩展到越南和婆罗洲等中国控制区，岳鹏甚至亲自写信给正在筹备建国的胡志明等人，要求其尽快配合逮捕日本人的行动。最后，国会通过了国防部提出的《对日无限制战》提案，即在日本彻底的无条件投降前，中国武装力量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对所有日本乃至帮助日本的军事和民用目标发动进攻。
如果说东南沿海的日军反击只是疥癣之疾，是政府利用战争推动紧张气氛，改变国民性格，凝聚团结的一种决策手段的话，那么北方就是实打实的厮杀。库页岛沦陷后，日军和苏联游击队总计三万余人，从鄂霍次克海向庙街和外黑龙江流域发起进攻。三万国防军和四万国民警卫队将士在王庚的亲自指挥下，连续数次击溃日苏联军守住过境。最危急的还是北朝鲜，遭羞辱性突然空袭后，板垣征四郎统领的日本朝鲜军似乎要将恶气全部撒出来，部队打得极为疯狂。仅用三天就全面突破南北实际分界线，占领开城和高城，四万余朝鲜军被包围后投降。面对北朝鲜国防军的迅速溃败，按照中朝防御协定驻守分界线的两个国防军步兵师不得不后撤平壤南面的沙里院一线，重新构筑阵地。
平壤城内一片的兵荒马乱，到处都是逃难的难民。前往中国的火车被挤满，轮渡更是一票难求，飞机票被炒到一千元（北朝鲜币值与民元一比一兑换）一人的天价。一边是由南往北的难民队，而一边却是源源不断从安东驶来的军列。军列上，都是满当当的物资油料和武器弹药，短短几天内，北京总参谋部就向北朝鲜政府和国防军无偿提供了五十万吨汽油，两个步兵师的全部装备和弹药。还有五十架化蛇乙战斗/攻击机、三十架轰五轰炸机，和十架在库尔加森坦克大会战中首次亮相的轰十“炸弹卡车”。
即便如此，朝鲜人依然不安心。因为截至目前，中方只有一个二线步兵师和国民警卫队防空旅进驻平壤，传说中横扫苏联的重装甲部队一个都没见到。“慌什么慌？瞧瞧你们，那有点我老张家的样子！”大同江江畔的张府外，下人和保镖们惶急慌忙往车上搬东西。府内，张宗昌穿着居家长袍，手里捏着一只小布袋，怒目叱责身边哭哭啼啼的几十名妇人和张氏子弟。
说起张宗昌和张家，那绝对是除北朝鲜中央政府外最大的招牌。当年杨秋安排张宗昌来朝鲜发展后，靠着强大的后台和一身混世功夫，硬生生弄成北朝鲜最大的工商世家，还插手电话电报等国防产业。尤其他的“张氏银行”，开到东北、南朝鲜和日本不说，居然还参股北朝鲜中央银行，拿到了货币发行权。所以整个朝鲜，就没有不知道他张宗昌的。不过他还是和以前一样，对女人和钱财过于热衷，光朝鲜和日本老婆就有十几房，还有两房俄国老婆，所以厌恶和敌视者私下里都叫他“朝鲜恶霸”“北方毒瘤”“花花太岁”。
但就是这个“花花太岁”，连北朝鲜政府领导人都时常来走访。没办法，老张背后的人太强势，他本人也和民国军方关系很好。当年化蛇战斗机刚服役时，北朝鲜政府就非常眼热，但民国军方却不愿意出售，最后金九只得来张家求助。张宗昌不负所望，弄来五十架的配额，虽然价格上被剥了几层皮，但好歹让北朝鲜组建起了现代空军。有了此事开头，金九还通过他买到了民国淘汰的几艘老式巡洋舰，把海空军全都搞起来。甚至连日本人都不愿意动他，因为张家是中日两国最大的民间贸易中转商。
日本南下前，中日两国民间贸易还是很频繁的，每年有超过约合十亿民元的贸易额。这是因为随着民国经济发展，国内制造业即使扩张再快，有些产品也要进口。但欧美产品大部分价格贵，相反日本货却便宜而且质量也不错。同样，民国自己也面临着出口需求，尤其是来自新几内亚的棕榈油和可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几内亚就是德国最主要的棕榈油和可可来源地，借欧战日本占领几内亚后，移民数十万人，继续大力推广种植棕榈油、可可和橡胶，成为继生丝和染料后，日本最主要的出口物资），一直是中国从日本进口的最大宗商品，所以从未禁止两国民间贸易往来。只是因为杨秋的个人喜好，地方政府也不敢放肆胡来，所以国内在对日贸易上卡的比较严。于是商人们想到从朝鲜中转，地头蛇张家也就顺理成章成为最大的代理商。战前两国贸易的四分之一，都是张氏财团控制。正因为如此，张家银行才能开到日本。但也因此让很多人看不惯，尤其是被挡了财路的，说张宗昌叛国投敌，是日本买办，因为贸易利润足够每年给日本送几艘重巡洋舰。甚至日军南进后，英国当局还要求中方拘捕他，但因为他经营的都是合法生意，不涉及任何敏感物资，反而还从日本搞到大量棕榈油（棕榈油当时属于战略物资），所以最后此事也不了了之。
今天老张有些急，眼看几十年的心血即将灰飞烟灭，没人能坐得住。但日军攻势越来越猛，距离平壤不过几十公里之遥，他也只好收拾细软，准备过江暂避。但这么大的家业哪能说带走就带走，所以越说越急，最后更是指着几个孩子一个个骂过来。“张老板，何事如此大动干戈？不就是几家铺子嘛。”就在他拿孩子和老婆出气时，门口一个声音忽然响了起来。扭头看去，顿时高兴地连跑几步。“这不是伯陵老弟吗？稀客，稀客！你可真是大稀客啊！废物，还站着干什么？这是你家薛叔叔，还不问好？去，告诉下面别收拾了，先给老子整一桌酒席来。”张宗昌骂骂咧咧让子女上前问好，又连忙吩咐下人准备酒席，哪还有刚才那副心急上火的样子。
“哈哈，张老板，你这是要干嘛？莫非也准备学人跑路？”
“伯陵老弟，你这可是打我老张的脸啊。什么张老板，若是不怕我老张如今满身铜臭，就叫我张长腿得了。”张宗昌拉着来人，神态罕见地亲昵。因为今天来的这位可真是稀客，他就是保定陆军大学，装甲学院院长薛岳中将。
欧战一举成名后，薛岳研究装甲战术的劲头更积极，国内最早的装甲部队都是他和杨秋一起搞出来的。后来还转入文职，出任装甲学院教官。可以说，国内装甲部队的军官近半都出自他门下。连最近名噪世界的“装甲屠夫”的卓凡，“波斯虎”李晋，“大刀”赵登禹军，拼命三郎杜聿明等人都受过他的指导。如果说张宗昌是杨秋放在朝鲜的代理人，那么薛岳就是其全部现代装甲思想的代理传播导师。
近十年薛岳专心装甲研究，已经极少露面，所以张宗昌才说他是大稀客。靠着一身混世本事，三言两语张宗昌就和薛岳以兄弟相称，坐下后吃惊地问道：“伯陵老弟，你怎么来这里了？区区小日本，还请不动你这尊大神吧？”
“沈阳弄出了些新东西，过来看看。到了后听说你这里出事了，这不也闲着没事，就来打个前哨。”薛岳打了个哈哈，没说新东西是什么。张宗昌也是人精，知道这是军事秘密，立刻绕开问道：“伯陵老弟，不是说要年根底下才对日本下手吗？怎么提前了，搞得我一点准备都没有。”
“效坤兄倒是消息灵通。”薛岳知道他和高层关系密切。据说每年年初一都会亲自上门给杨秋和王正廷等人拜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