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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刻，我满脑子已经充满了一首嘹亮而又感伤的歌，一首与其说是歌毋宁说是来自一代人灵魂深处的呼唤：
有时候我觉得自己是一只小小鸟
想要飞却怎么也飞不高
也许有一天我栖上了枝头
却成为猎人的目标
……
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
想要飞呀飞却飞也飞不高
我寻寻觅觅寻寻觅觅
一个温暖的怀抱
这样的要求算不算太高
……
……………《我是一只小小鸟》
第三章 没有苦难的精神在缺钙中堕落
两个小学生的对话
那些想飞却怎么也飞不起来小鸟，不是因为他们没有翅膀，而是因为在它们的翅膀下挂满了金钱与铜币。
那些在天空中自由翱翔的鸟，不是因为它们的翅膀比别的鸟大，而是因为它们的翅膀在河水中一贫如洗。
二律背反（antinomy），是哲学上一个著名的悖论。当年德国哲学家康德为了证明这个悖论而铰尽脑汁。所谓二律背反的哲学解释，按照《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的说法是这样的：“哲学上两个原理或结论之间的真实的和表面的矛盾，双方似乎都可以证明是合理的”。不过这话理解起来是比较费劲的。简单地说吧，比如苦难是一种人生的生存状态，幸福也是一种人生的生存状态。表面上看它们之间是两个互不相关的矛盾体。也就是说在一般人眼里，苦难的人不会幸福，而幸福的人也不可能苦难。然而从实际上来看，事实却往往不是这样的。比如吃过苦难的人反而容易成就幸福，而看似幸福的人却时常会苦不堪言。所以当一个人在特定的时间段内承受苦难的时候，他未必不是在创造一种幸福；相反，当一个人在特定的时间段内享受幸福的时候，他也未必不是在酝酿一个苦难。
我们还是从本书的主题出发来谈一谈这个二律背反。
纵上所述，由溺爱营造出的一种所谓的幸福，实际上恰恰是日后苦难产生的一种酝酿过程。在本书的第二章里面，已经有很多事实表明：当父母认为在给孩子带来幸福的时候，实际上孩子们却在承受着一种苦难。然而如今我们许多父母们似乎都有一种很深的误解，即：他们总以为幸福仅仅是由物质和金钱来缔造的。这也是现代社会留给人们一个很深的误区。实际上真正的幸福是人的一种精神状态，它不是以一种量化的方式来体现的。而今天我们的大多数父母却以为，你看我在孩子身上花了多少钱；你看他（她）住着多大的一间房间；你看我每月给他的零花钱比我的零花钱还多；你看他身上穿的全是名牌；你看我们送他到贵族学校读书一花就是几十万等等。他们把这些可以量化的物质消费，看做是营造幸福的唯一手段。于是，攀比，这个中国特有的贫穷国家的富贵方式，便成了一道神奇的风景一样，在社会上以及学校里普遍盛行开来。又于是，幸福就构成了一种擂台上的拳击一样展开肉搏：
甲：“你爸是不是老板？他每月能挣多少钱？”
乙：“我爸当然是老板，他每月至少能挣三、四万那。”
甲：“三、四万？那算什么！我爸每月啊，至少也得弄个十多万的。”
乙：“别吹了吧你！你瞧你老爸开一破桑塔纳2000的，你知道我爸开什么车么？告诉你，我爸开的是辆新公爵王。”
甲：“那算什么呀，你知道我爸公司里有几辆车吗？说出来吓死你，六辆。你爸就一辆破公爵王就了不起啦，得性。”
乙：“你才得性呢。我爸每月你知道要给我多少钱么？”
甲：“多少？”
乙：“好几百呢，最多一次一个月就给了我将近小两千呢！”
甲：“那有什么了不起，我爸上次跟我说他给我已经存了一个20万的定期呢，说等我到了18岁了就给我。”
乙：“瞎吹吧你。”
甲：“谁瞎吹啦，我爸还说要给我存够一百万哪！”
这是我有一次在书店买书时所听到的两个小学生的对话。在书店这样一个原本应该比较洁净的空间里，这两个男孩的高谈阔论似乎已经预示着这样一种倾向：物质社会正在流放着人的精神，书架中摆放的所有精神食粮开始进入保质期的最后期限，康德和黑格尔正面临下岗；尼采和叔本华已接到辞退的书面通知；萨特和马尔库塞已经回家待业；而马克思列宁等人虽然还在看门但就业前景已经岌岌可危……此刻我手里正拿着一本《中国新一代思想家自白》的书，封面的照片上，众多思想家的神态似乎千姿百态：刘伟在沉思，扬东平在审视，周国平在思考，魏杰似乎在隔岸观火，而梁晓声则好象在怒目斜视，只有樊纲一个人依稀在笑傲江湖……在这些人照片的上方赫然写着这样一些句子：
一个不能产生新思想的民族
是生机衰竭的民族
一个不能产生思想家的时代
是贫乏危机的时代
中国需要思想家和新思想
他们的涌现
是我们精神的天空
星空灿烂
我相信，这些话只是写给当今那些孤独而固执的“麦田守望者”看的。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他们宁可去听罗中旭唱的《星光灿烂》。他们平日里听到或议论更多的，一定是类似上面这两个孩子关于物质世界的对话。
据说，上面这两个孩子所说的还不算什么，这种攀比风在一些贵族学校里刮得还要厉害。几年前曾经听我一个朋友说，他有一个朋友的孩子在北京某贵族学校读书，一星期回家一次。可是让他朋友犯难的是，每次去接他儿子时总是要想方设法的借一辆好车，因为如果他开自己那辆桑塔纳2000去接他孩子，是一件让孩子很没面子的事。记得我当时听后觉得挺纳闷的，就问：桑塔纳2000怎么了？有什么不可以去接的？我朋友一听就乐了，笑着对我说：得，傻帽了吧。你知道那种贵族学校的父母都开什么车去的么？不是宝马就是奔驰，最次的也得是沃尔沃什么的。而且据说即便是奔驰还得比谁是500谁是600呢！他们学生之间都比着呢，如果你开一辆破桑塔纳2000去，那还不让同学们笑掉牙了。
来自苦难的力量
我真不知道这是一种社会进步还是倒退？我真不知道让一个孩子在这样的环境里去学习会学成什么样？从那以后我就发誓，无论如何我也不会把孩子送到这种地方去，不管我有钱还是没钱。如果中国人理解的贵族学校仅仅就是这些的话，那么我永远会让我的儿子去成为一个有精神尊严而快乐的贫民。但我一点敢肯定：那就是我一定会让我的儿子长大以后去和这些人比创造的价值以及自己所创造的财富的价值。
据悉，英国的贵族学校就完全不是这样的。与中国正相反，在英国的贵族学校里，不管你是否具有贵族血统，还是来自与高层人物的孩子。所有孩子都必须过一种平民化的生活，并且时时准备经历生活对其的磨难。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个文化现象：一个本身不具有贵族气息的国家却无处不在追求一种贵族的感觉，而一个本身贵族遗风很强的国度则在努力营造一种平民化的氛围。因此也就出现了不管英国王室如何反对也动摇不了查尔斯王子与一位平民的爱情缠绵。
同样是贵族，两种理解，两种方式，两种命运。
在英国，贵族是一种血统，是一种教养，是一种气质。
在中国，贵族是一种物质，是一种挥霍，是一种炫耀。
过度的物质炫耀被当成了幸福的缔造者，而爱却成了物质堆放的无人仓库。人被物化、被量化、被分化、被风化、只有精神躲在充满白粉的空间里宣读悼词。无论是在清华的殿堂里还是在北大的舞台上，我相信，如果人的物化以如此的加速度撞击着我们灵魂的时候，那么在北大精神的石碑上，当季献林、金克木、冯亦代、陈平原、钱理群、王岳川、张亦武这些老、中年思想者们渐渐离我们远去的时候，我真的怀疑北大是否仍然能够在中国思想者乐园这块领地上光荣依旧。
当一种必须的苦难远离人类生活的时候，那么是否意味着人的精神脊梁将趋于软化？而人的精神脊梁一旦被软化是否意味着我们将无力支撑起已经下陷的天空？古人是以“劳其筋骨”的方式来作为一个人成长的必须历程，然而当“劳其筋骨”所必须付出的苦难被现代人翻越之后，那么我们是否意味着我们的成长已经缺少了一个必须而又必要的过程？假如这个过程真的已经一去不复返了，那么我们是否只能带着一种精神上的残缺去面对一个不能有挫折的社会？或者是我们的精神承受力只能维系在一个脆弱的纬度而面对竞争残酷的世界时我们只会嚎啕大哭？
这是值得我们当代人每一个人，尤其是为人父母的人必须去深思的一个严峻的问题。因为至今为止，我们的前人几乎每一步成功，大多都经历了一种各自的苦难过程，而这种苦难一方面是由于社会物质条件的贫乏所造成的，另一方面则是在极度的精神炼狱中所获得的。事实已经证明，物质贫困所造就的苦难和贫穷常常是催发人走向坚强和成功的重要因素。据悉，在每年考入中国很多重点大学的学子中，有很多恰恰来自于贫困的山区或农村而非什么贵族学校；在这些学生中，不少人是在一种让我们很多人难以想象的贫困和苦难中长大的。他们根本谈不上有什么好的学习条件，他们每天要做很多繁重的家务劳动；他们做作业的时候甚至连一盏灯对他们来说都是那样的奢侈；他们的父母一贫如洗，他们就算把全家都卖掉也买不起一台电脑；他们家徒四壁有的连一张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