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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靖三十七年（1558）正月，胡宗宪先派遣朱尚礼至岑港，以说服王滶等倭寇释放指挥夏正，并诚邀王滶、叶宗满等赴杭州。但王滶等以未得明旨而犹豫不决，并密遣骁将吴九、项松、王四、汪月潭等十余人至杭州探听消息。童华秘密将这一消息报告给胡宗宪，胡宗宪遂采取行动，分遣将领追擒。
二月五日，王直被正式逮系于狱。王直被逮的消息很快被泄露，德阳等僧惧怕被诛，立即逃至岑港。夏正得此消息后，也急盗小艇，夜奔定海、平湖。但为倭所知，夏正遂被王滶禁锢于舟。
此时，王滶大筑栅栏，坚固防御工事，多制战舰、火器，设重险以御。胡宗宪则次第调集各路兵马，亲至四明指挥俞大猷、卢镗和戚继光等水陆夹剿，将舟山团团包围。三月二十六日，接应王直的海外倭寇援兵分乘数艘舰船直趋普陀小姑道，被明军围歼。倭寇且战且退。二十七日，明军追其至乌沙门，斩首40余颗，焚溺倭寇无数。
得知王直被擒的消息后，日本倭寇大举向明朝发动进攻。早已严阵以待的明朝水陆官兵，对来犯倭寇迎头痛击。四月初四日，袁兵备大败倭寇于石马，杀24倭。至十八日，胡宗宪恐岑港之倭被围困日久，穷迫死斗，乃呼朱尚礼、邵岳，令其偕倭夷来廷、来住等驾小艇，内藏以火炮，假冒岑港巢穴之倭招之。倭寇贼见同党，果然大喜不疑，遂登舟。朱尚礼等大呼“八剌乌舡”，乃从舵后发火炮并起水兵击杀之，尽焚倭舟，生擒倭寇22名，斩首250余颗，溺水身亡者水者无数。与此同时，胡宗宪又急调谭纶、戚继光追倭。二十八日，谭纶、戚继光督师至盘石（今浙江乐清磐石镇）。次日，二将在馆头（今浙江乐清乐城镇西40里）与倭寇发生激战，斩首19颗，倭寇战败奔水，多溺死，部分残倭遁入森林。谭、戚二将与张参戎会合，救出石马古寨逃难男女三万余口，俘斩倭寇40余人。
三十日，谭、戚二将会师海门，火攻新河山之倭，俘斩倭寇24级，解放被掠人口450名。残倭遂缀岸奔铁场山，谭、戚二将追之至南湾，倭寇踞山坠石为拒。时梁守愚引明军从间道夺回山巅，部将舍人陈其可、丁邦彦三面奋击，倭寇从山后逃奔，深陷海涂之中，“悉长跪受刃，无仰抗者。斩三百余级，俘数十贼，还被掠甚众，负伤逃海洋沉溺者无算。（台）州人以为自有倭患以来，未见此战之痛快人心者。”（《胡梅林行实》）至此，祸及浙江多年的倭寇之患基本被平息。
五月十八日。胡宗宪分兵围剿舟山倭寇巢穴，“杀贼甚众，焚倭尸一昼夜，哭殽外闻。贼党深恨指挥夏正诱直等降，遂支解正，悉力固守。”噩耗传来，胡宗宪“亲临海边望祭之，恸哭不已，军将皆堕泪不能仰视。”（6）
嘉靖三十七年（1558）十一月，屯聚舟山的王滶等3000余倭寇见明朝放回王直已是不可能，于是，纵火烧毁巢穴，夺路泛舟向南而去，并在福建的浯屿（今台湾金门岛）扎营，四出劫掠。<；br>；至此，倭患的重点开始由浙江全面转移到了福建和广东。
四、王直被斩
嘉靖三十八年（1559）十一月底，拖延达两年之久的关于王直的处置问题终于有了最后的结果。这天，胡宗宪谳上王直、叶宗满、王汝贤等狱，谓：“（王）直等勾引倭夷，肆行攻劫，东南绎骚，海宇震动。臣等用间遣谍，始能诱获。乞将直明正典刑，以惩于后。宗满、汝贤虽罪在不赦，然往复归顺，曾立战功，姑贷一死，以开来者自新之路。”事下兵部会同三法司覆议云：“三犯俱不可原，仍将妻子财产没入，庶尽法律。”明世宗亦降下诏谕云：“直背华勾夷，罪逆深重，命就彼枭示，宗满、汝贤既称归顺报功，姑待以不死，发边卫永远充军。”（《明世宗实录》卷478）
十二月，在胡宗宪忙于嘉兴督战之时，王直被浙江巡按御史王本固斩首于杭州，其妻子被赏给功臣之家为奴。王直之义子王滶则在猖狂出洋后为飓风所覆。
至此，祸患东南沿海地区多年的倭寇巨擘——王直终于被彻底歼灭。
纵观嘉靖时期的御倭形势，我们不难看出，胡宗宪对王直及其倭寇所采取的剿抚并举的战略策略，无疑是相当正确的。但遗憾的是，胡宗宪本欲宽贷王直并以其招抚倭寇的意愿却未能得到实施，以致在明世宗和部分朝臣力主治王直以死罪的情况下，终使王直被处以极刑，从而再度激化了矛盾，使倭寇之患重又严重起来。诚如谈迁所云：“胡宗宪许王直以不死，其后议论汹汹，遂不敢坚请。假宥王直，便宜制海上，则岑港、柯梅之师可无经岁，而闽、广、江北亦不至顿甲苦战也。”（《国榷》卷62）
就王直评价而言，我以为应当将其划分为两个阶段，即前半期的冲破明朝海禁政策、冒险进行海外走私贸易的徽州商人，后半期即在日本五岛称“徽王”、建立“宋”政权以后，率领倭寇大肆侵犯中国东南沿海，烧杀抢掠，成为倭寇的元凶首魁，这是不能原谅的。尽管他以开放海禁进行通商相要挟，但其性质显然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当我们翻阅当时文献，发现大量关于诸如歙县商人凌珊（歙县沙溪人）、程元利（休宁人）、邵鸾（休宁人）和徐正（祁门人）等分别在经商所在地镇江、嘉定、海宁和淮安捐资抗倭事迹的时候，当我们看到嘉靖三十四年（1555）八月倭寇自杭州长驱直入徽商故里歙县南乡和绩溪以及旌德、南陵、芜湖、当涂等地，人民生命财产倍受荼毒的时候，当我们回顾歙县岩寺备倭乡约同仇敌忾的时候，我们还应再为王直的行为辩护吗？
显然，对王直的评价应当放在当时特定的历史背景下进行。否则，我们可能就会误读历史、枝解历史，从而造成不必要的麻烦，最终走入历史的误区。
二，明朝海禁以及倭患、汪直和海商
更新时间2005810 12：26：00 字数：21764
明朝海禁以及倭患、汪直和海商
作者：碧血汗青
明朝中叶，东南沿海倭寇为祸，生灵涂炭，是为当时九边之外的又一大边患。
幸得当时武有戚继光、俞大猷这两大不世名将，而文臣如谭纶和胡宗宪等督抚大吏也都大力支持剿除倭寇，因此“俞家军”和“戚家军”两支精锐，杀敌灭寇，歼灭倭寇无算，东南沿海方得一时安定。时有漳人为民谣道：“戚虎俞龙，杀贼如土”（《防海辑要》），倭寇畏称戚继光为“戚老虎”，有明一朝则把谭纶和戚继光这一文一武合称为“谭戚”，以彰其功绩之彪炳。
而在谈论明朝倭患时，时常会提到一个明朝人叫汪直的，也称王直，大多称他为汉奸，指其为倭寇做向导为祸内地，所以寇害尤深。
但汪直此人的身份，实际上长期以来都是有争论的，争论的焦点集中在此人到底是海盗还是汉奸这个问题上。其实说他是海盗也是不太准确的，严格地说，汪直所部是一个势力庞大的武装走私集团，也就是明代历史研究中经常提到的“海商”。海盗一般主要指在海上或沿海地区以抢劫船货、财物为生的武装集团，而汪直势力显然不是靠掳掠为生，缺乏海盗的普遍特征，因此更符合走私集团的定义，所以准确地说，汪直是个武装走私集团的头目。
至于他是不是投靠了倭寇成了汉奸并给他们做向导入侵内地，这需要仔细分析，我们不妨就他到底是海商还是汉奸的问题来讨论一番。
一， 中日邦交和明朝的海禁
中国东南沿海的倭寇之乱，起自于元朝，在明朝实行海禁后，其祸害程度逐渐达到顶峰。
在元朝以前的中日两国关系，自正式邦交以来，主体上基本是友好的。
中日两国之间的正式邦交，应该起始于三国时期。魏景初二年（公元238年）六月，倭女王卑弥呼遣使来华，魏文帝曹丕很是高兴，于是互赠礼物，并诏封其为“亲魏倭王”，对两位使者也都有封赏。日本其时颇依赖于中国，甚至国内有宗室纷争，亦要来华找曹丕分辨曲直，求为仲裁：“倭女王卑弥呼与狗奴国男王卑弥弓呼素不和，遣倭载斯、乌越等诣郡说相攻击状。遣塞曹掾史张政等因赍诏书、黄幢，拜假难升米为檄告喻之”（《三国志》）。而日本近年更出土了曹丕所赠之五尺宝刀及铜镜，器物上所铭年代与与《三国志》无异，由此可知记载不虚。
到蒙古入主中原后，元世祖忽必烈听信高丽人赵彝之言，于至元十一年（公元1274年）、至元十八年两次远征日本，结束了两国自三国到唐、宋以来相对友好关系，开始了敌对状态，进而东南沿海开始出现倭寇。
为了对付倭寇，元朝先于大德七年（公元1303年）取消了市舶机构，并“禁商下海”，在至大元年（公元1308年）又重新恢复，至大四年再度取消。而日本政府也因为恐惧元军的再度入侵，因此加强海防，终元一朝不曾与中国来往。
到了元末明初，由于陈友谅、张士诚、方国珍等人所部多有水师，而他们在被朱元璋消灭后，部下颇有逃至海上在两国间以走私和海外贸易为生的，甚至后来的明建文帝，也有说是去了南洋，而郑和下西洋的原因，就有人认为是去寻找建文帝，并试图将其消灭以绝后患的。
于是朱元璋在消灭南方敌对势力准备北上灭元前，很担心南方敌对残余势力勾结倭人入侵沿海，因此于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二年、三年、五年数次遣使去日本交好，但日本这时正好处于南北朝交战时期，道路为南朝所断，朱明交好的意图未成，因此开始实施海禁政策。到后来日本南朝为北朝所并吞，有相当部分武士成为了为浪人，部分浪人则沦为了海盗，前来骚扰中国沿海。但因为此刻明军战斗力强盛，水师也堪称一流，外加日本也是战后百废待兴，所以倭寇属于零散现象，没有形成气候，为祸不算太大。
只是倭寇的出现，却使得明政府采取了一项重大的错误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