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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贸易。明太祖“严交通外藩之禁”；堵绝了沿海地区人民的正常谋生之路。如“信国公汤和巡视浙江、福建沿海城池，禁民入海捕鱼”（《明太祖实录》卷159）。他们除起来进行斗争之外；已经没有其他选择。诚如顾炎武所指出：“海滨民众；生理无路；兼以饥馑荐臻；穷民往往入海从盗；啸集亡命”。“海禁一严；无所得食；则转掠海滨”（《天下郡国利病书》；册26）。此外，滨海地区的居民还采取了另外一种斗争的手段，逃亡、潜往海外。“国初。。。。。。两广、漳州等郡不逞之徒，逃海为生者万计”（张煊：《西园见闻录》卷56。《防倭》）。所以；海禁一开始就得不到切实的贯彻；反复发布的海禁令；也说明了这一点。还有一些人干脆参加了民间的对外贸易活动。“缘（沿）海之人，往往私下诸番贸易香货，因诱蛮夷为盗”（《明大祖实录》卷231）。“东南诸岛夷多我逃人佐寇”（谈迁：《国榷》卷12）。昌国县“民常从倭为寇”（《明太祖实录》卷183）。
2。朝贡贸易政策及失败
永乐年间以后，全国政局相对稳定，经济恢复迅速。嘉靖年间以后，东南地区经济发展尤快，出现了许多商品生产基地，如苏州、松江一带“其民独耗于木棉”，“郊原四望，遍地皆棉”，湖州以生产蚕丝著称。此外，手工业产品如杭州的绸缎，江西的瓷器、纸张，安徽的笔墨文具等也能大批生产。这为明中叶海上贸易的广泛开展提供了优厚的物质基础。
但是，明政府在对外贸易中仍一贯地采取朝贡贸易政策。
朝贡贸易（又称勘合贸易）是指海外诸国与明政府间进行的以朝贡为名的有限制的贸易。明政府明文规定：“贡船者；法所许；市舶之所司；乃贸易之公也；海商者；王法之所不许；市舶之所不经；乃贸易之所私也”（邓钟：《筹海重编
对明朝政府来说；贸易是为政治服务的；是“抚御四夷”、显示皇威的手段。通过朝贡形式的贸易；其政治意义向来大于其经济和商业价值。它充分体现明王朝的尊严与高高在上，体现明王朝当时在国际关系中的高姿态与高地位
朝贡贸易非常死板、僵硬。它有许多具体而繁琐的规定。明王朝不厌其烦地下令规定各国朝贡贸易的期限、入贡的船只、船只停靠的港口、随从人员、贡物品类；还规定勘合制度。如规定琉球2年一贡；安南、占城、高丽3年一贡；日本10年一贡；且每一贡期人限200名；船限2艘；并发给一些编有号码的许可证勘合；勘合不符者不予接待。并且每一个新皇帝登基；旧的勘合作废；必须等到新的勘合颁布才可贸易。
明朝政府在宁波设立市舶司，专门负责接待日本的贡船。而在当时；日本经济有了进一步的发展。随着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进步；商业也发展起来了。这样；一方面提高了各地诸侯的奢侈yu望；他们需要更多的货物和钱财；另一方面；也需要进一步扩大国外贸易；以换取他们所必须的东西。明朝是日本所需进口货的主要供给国。明朝的丝、丝棉、棉布、锦绣、红线、水银、针、铁锅、瓷器、古钱、古字画、古书、药材、毡毯、马背毯、小食箩、漆器、醋等；都是日本所喜欢的。这些货物从中国运到日本后；价格都相当昂贵；如：丝绵匮乏时每百斤银至200两；红线每百斤价银70两；水银的价格10倍于中国；缺少时每百斤银300两：针每根价银7分；川芎每百斤价银60多两（胡宗宪：《筹海图编》卷2；《倭好》）。商人运货到日本可获得原本5～6倍的利益。但日本要想获得这些中国货；其正当途径只有向明政府“纳贡”。通过“纳贡”；一则可以得到超过贡物价值的赏赐；二则可以随贡船携带货物到中国进行贸易。因此；日本的实力派都争相夺取遣明贡船的组织权；并乘机捎带私货。为此；终于爆发了争贡事件。
嘉靖二年五月，日本藩侯的两个朝贡使团在宁波为入贡资格问题爆发了“争贡之役”，使很多无辜的中国军民被杀或被掳，“浙中大震倭自是有轻中国心矣”（《明史纪事本末，卷55。沿海倭乱》）。
此后，明朝统治者认为“倭患起于市舶，遂罢之”，并对日本“闭绝贡路”，实行更加严厉的海禁政策。虽然，日本的大内氏又派遣了最后两次遣明船；但每次都受到严格限制（10年一贡、船３艘、人员百、禁止带用兵器）。还有；从明朝方面的记录中可以知道；在此前后曾有船舶请求以日本入贡船方式通商；但都被以没有表文（国书）或不逢贡期为理由；而予以拒绝。由此；对严格管制下的勘合贸易敬而远之的日本一部分海商；开始参加当时正在兴起的中国海商的海上贸易活动；往来于各港口；开展东亚海上的民间贸易。这些海商贸易所经营的中国商品是多方面的；有生丝、绢织物以及丝绵、棉布、锦绣、水银、铁锅、陶瓷器、药材等物品。
恰恰在这个时候，国际环境出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15世纪末16世纪初，随着地理大发现，西方航海贸易商人的势力开始向东方扩展。特别是葡萄牙人的向东发展，活跃在印度洋和太平洋上，他们以满刺加为根据地，逐渐将势力伸张到中国的沿海。先是到广东，继而至福建、浙江，与中国海商发生联系并展开竞争。但由于西方资本主义刚刚兴起，经济实力不够雄厚，有竞争能力的商品也不多，此时，他们还不是中国海商的对手，早期西方殖民主义者不仅未能垄断东方市场，对中国海商构成威胁，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海商的活动。于是，到了嘉靖年间，舟山的海商应势而生，并形成一定规模，他们不再受着朝贡贸易的支配，改变了以往仅仅是被动、消极地从事经济活动的态度，而是勇敢地冲破政府的禁令，积极地参与对外贸易活动。
3。舟山群岛海上贸易基地的产生
舟山群岛历来是浙东和长江流域的出海门户，是与日本、朝鲜半岛诸国通航的主要港口，海外贸易的重要商埠。相传秦始皇派遣徐福入海求仙，就是在浙东大陆入海经过舟山抵达日本的；唐朝的舟山是日本遣唐使的中间站，著名的高僧鉴真和尚东渡日本也多次经过舟山；明朝的郑和３次出使日本、７次下西洋，也都经过舟山。
舟山群岛位于对日实行朝贡贸易的宁波港外围；有千余岛屿组成；岛与岛之间的海湾错综复杂；避风防浪条件良好；许多港湾航门狭窄；两侧岬角突起；形成许多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水道。岙山岛、普陀山及沈家门外港域是日本贡船待港的地方。据景泰四年（1453）入贡的日本使臣允澎记述： “当他们的贡船到达普陀山；在莲花洋停泊后；便有彩船100余艘，绕使船前来迎接；赠给酒、水、食粮等物。进抵沈家门后；有官员乘画舫50余艘；吹角打鼓前来迎接。接着就有巡检司来的官船作向导；经由定海进入宁波”（木宫泰彦：《日中文化交流史》）。但日本的船只或因冒充贡船；或因贡期未至；或因超过规模；未准进入宁波港；只能在上述地方等待。碰到这种情况；一部分日本人在等待勘合中；与舟山的百姓或海上商人偷偷地私下交易了。
虽然舟山群岛的居民（除舟山岛外）在洪武二十年被明朝军队强行迁走了；但仍有部分居民不顾禁令；偷偷潜回老家他们没有户籍；对明政府来说；属于非法居民；也不能从事正常的生产。他们先是偷偷地与“贡使”的队伍接触，在日本人的教唆下；把 “贡物”偷运到浙东大陆；甚至更远；并把日本人需要的货物采办回来；贩卖给日本“贡使”。这种买卖“获利颇丰”。以后他们就不满足于从日本贡船中获取“二手货”。巨额的利润；与日本便利的交通条件；吸引着他们直接前往日本采购明朝所需的日本货物；同时把中国货偷运至日本。他们发挥擅长的航海技术；参与16世纪初期的海上贸易活动。况且；这些岛屿（除舟山岛外）已基本荒芜；但遗留下来的房屋、道路和水利工程稍加修复；即可利用。
这里离省会杭州的距离比较远，明政府势力鞭长莫及；与大陆距离适中；既可以方便地把货物偷运进（出）大陆；又可以在大陆的官兵如采取军事行动时；有准备应付的时间。当然；到了后来；这些沿海的官兵大都被海商收买了；以致朱纨最后要捣平双屿港时；调动的部队大多是福建的兵马。
据明范表的《玩鹿亭稿》中记载：“浙东自来海上无寇；渔民也遵纪守法；不敢越雷池半步。渔船出洋打鱼樵柴；而不是交易通外。后来；则气势鼎盛；情形有变；冒出一二家胆大的海商；从事海上渔盐的贸易；其经营范围只限福建、广东等近海。他们“潜迫关外；贿求地方官以小船早夜进货；或托乡官说关；祖宗之法尚未破也”。时至嘉靖时期“前项贪利之徒；勾引番船；纷然往来；而海上寇盗遂亦纷然也”；他们“往则载货扬航以市海为名；归则熔金随身贸原舟而返；甚至远赘异类；持献图略；效中行翕侯之为者。”他们大批出海经商；下海通番的规模越扩越大；发展极为迅速。
起初；大多数海商都是独家经营的小商人；“各船各认所主；承揽货物；装载而还；自自买卖；未尝为群”（范表：《玩鹿亭稿》卷5；《海寇议》）；后来由于海上竞争；“强弱相凌；自相劫夺”，他们就“因各结，依附一雄强者；以为船头”，形成了“或五只、或十只，或十数只，成群分党；纷泊各港”（同上）的海上贸易集团。这些海上贸易集团；不但雇用本地的舵工、水手。“又哄带日本各岛贫穷倭奴；借其强悍以为护翼”，有的还“纠合富实倭奴；出本附搭买卖”他们既到日本、暹罗、南洋等地做买卖，又“于沿海兼行劫掠”（同上）。
二、舟山海商集团
在明政府厉行海禁，残酷打击海上贸易的情况下，一些海商为了生存和发展，不得不武装起来，组成武装海商集团，以对抗官军的追捕和残杀，这些人，就是所谓的海寇。其实，这些海寇并不同于当时到东方来从事侵略、掠夺的西方海盗，他们大多是从事海外贸易的商人，只因冲破海禁樊笼，触犯了海禁律法，而被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