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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或许，你们又要拿刘长给我说事儿了。拜托了，千万不要给我唱那个什么一尺布，尚可缝，兄弟二人不相容的歌谣。在这里，我要严正声明，刘长的死是他个人性格的悲剧，我只能负一半责任。
我知道，问完了刘长，你们又要叫我解释那个薄昭自杀事件了。我告诉你们：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啊。除此之外，我什么都不想多说了。因为我就知道，问完了这个，你们就像狗仔似的追着问我和贾谊的感情，甚至怀疑我和邓通是不是搞同恋性。
我只能这样说：我所做的一切，都是出于政治的需要。
所以，你们不要老是揪着我的隐私不放。想窥视我的心灵是可以的，但也要点到为止。如果我把心底的所有私密都托盘而出，那以后那帮汉学家还有什么啃的呢？还是留给人家一个饭碗吧。
其实，你们更应该关心的是，我这些年来为天下做了什么。不然，别人还以为我当皇帝只是有事吃喝，没事拉撒。不过呢，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历史对我的评价本人是甚为满意的。因为，我二十三年皇帝路，只突出一个重点：孝治天下！
关于孝，孔子先生已经有过专门论著。在我们这个家天下的时代里，所谓国家，就是扩大的家庭；所谓家庭，就是缩小的国家。所以，儒家才会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这句话不仅指的是做事要从小事做起，更重要的是，以治家的观念去治国，以治国的理念治家，都是可通的。
比如，孝道就是一个。孔夫子说，居家，子孝父；出仕，臣孝君；反过来也可以这样说，君爱臣，犹如父爱子。孝道就像是一条看不见的线索，更是整个国家的润滑油，它只会使国家变得更加稳定和谐。
在家，薄太后就是我的父母；做了皇帝，百姓和人民就是我的父母。为了让父母有饭吃，有衣穿，我听贾谊等人的重农之策，亲自种田以作表率。除此之外，我甚至把许多莫名其妙的苛捐杂税通通废除。甚至是，还把加于百姓身上的刑罚，撤的撤，改的改，还百姓一个宽松的政治环境。
应该说，对于这一点，我做得问心无愧。因为，我没有表面一套，背后一套。我自代地来长安当皇帝以来，新衣服都舍不得穿，新房子都舍不得盖，就连小老婆吵得要块好布做衣裳，我同样舍不得让她们拖着裙布落在地上。我自始至终都保持着节俭从约的习惯，不仅是我有一个好家教，更重要的是，是要为天下苍生着想啊。
因为如此，我才不想发动对匈奴的战争。
讲到匈奴，我真的有一肚子的怨气和冤气。怨的是，天生匈奴，就是促进汉人进化的天敌，让我们这个国家屡屡被骚扰，攻击，掠夺，简直就像是长夜里永远挥不去的梦魇。
也正是如此，后世有许多愤青甚至骂我软弱，不敢对匈奴做深入追击。他们之所以能骂出口，是因为他们统计过，在我的任期内国家经过长时期的休养，老百姓有饭吃了，有衣穿了，心里也有新想法了。
这个新想法，当然是指可以向匈奴讨回尊严了！
面对着这些零零碎碎的指责，我就在想，在生命的长河中，生存权和尊严权，同等重要。如果偏要在这两者之中选出一个更更重要的，那你们会选哪一个呢？是人民生存权，还是国家尊严权？
是的，我们是受到了匈奴三番五次的掠夺和骚扰。但是，自我老爹刘邦，甚至吕太后以来，我们汉朝基本上都达成了一致的国家发展方略：在国家尊严的底线下，允许匈奴的无理挑衅。我们的底线就是，不把战争扩大化，不使国家失去一寸领土。
本来就是嘛，匈奴爱抢，我们就花点钱消灾，这也是无可厚非的。
有位名人曾经说过，中国要想走向富强，必须韬光养晦一百年。其实，在两千多年前，我们汉朝也是这么干的。我们暂时和亲，不过是权宜之计。一旦幼鸟成雕，幼虎成王，我们就可以挺着胸膛这样说：
匈奴，你等着！
我相信，汉朝人终会等到这一天的！
因为，我们祖辈几代人忍辱负重，等待的就是这一天！
二 恒前，启后
刘恒崩，汉朝又得忙活了。
第一件要忙的当然就是太子登基变皇帝。公元前157年，六月九日，太子刘启举行仪式即皇帝位，立薄妃为皇后。薄妃是薄太后之家女，可惜的是，薄太后给自家孙子推荐的是一只不会下蛋的老母鸡，无子可立，所以太子之位就暂且空缺。
汉朝第二件要忙的活就是，组织专家小组评估刘恒生前政绩，并且给他戴两个重要的帽子：谥号和庙号。所谓谥号，指的是皇帝崩后，专家小组集体讨论给皇帝起的外号。听说，这套方案是周王朝发明的，而且有一定的规格和标准。
比如，尊贤贵义称“恭”；刚强直理称“武”；温柔贤善称“懿”；渊源流通称“康”；由义而济称“景”；柔质慈民称“惠”；除残去虐称“汤”；悯民惠礼称“文”。
这些帽子当中，各人因治民及性格特征，各有所属。比如，刘盈史称惠帝；刘恒，史称文帝；刘启，史称景帝；刘彻，史称武帝。
除了谥号外，庙号更不可少。厚黑学大师李宗吾就说，人活一世，谁不想死后能进供庙吃冷猪肉。但是，对一个国家来说，皇帝会越来越多，这些人死后不能都挤进一个庙里，必须各立新庙。然而，新庙犹如盖房子，不是想盖多高就盖多高，多论功而盖。于是，就论功盖庙，就有了庙号。
庙号主要有两种：祖和宗。一般情况下，打江山的才能叫祖；享江山的都是宗。所以，打江山刘邦被称为汉高祖。可是，后世坐江山的皇子皇孙多了，也不能只叫一个宗字了得。又得分不同档次。
如，太宗发扬光大产业；世宗、高宗等是守成令主的美号；仁宗、宣宗、圣宗、孝宗、成宗、睿宗等皆乃明君贤主；中宗、宪宗都是中兴之主；哲宗、兴宗等都是有所作为的好皇帝；神宗、英宗，则功业不足；德宗、宁宗，则过于懦弱；玄宗、真宗、理宗、道宗等好玄虚；文宗、武宗名褒实贬；穆宗、敬宗功过相当；光宗、熹宗昏庸腐朽；哀宗、思宗只能亡国。
关于刘恒，由丞相牵头的专家小组最后讨论决定：孝文皇帝庙，宜为帝者太宗之庙！
第三件要忙活的，就是赦天下。这是所有皇帝登基必须要做的一件好事。除此之外，刘启还替天下小民多做了一件好事——改刑罚。
刘恒和刘启这对父子开创的文景之治，到底给百姓带来了什么实际好处？我想，无非有以下两种：吃饱穿暖，少受罪。
道理是很显然的。在中国历史上，文人永远没有停止过替百姓呼喊的声音：亡，百姓苦；兴，百姓苦。前者往往受战乱之苦，后者往往受皇帝大兴土木工程之苦。但是，刘恒的确是个例外。他没有大兴宫殿，连穿的衣服几十年都没有变。
兴，让百姓乐。我想，这才是文景之治的魅力所在。
关于国家刑罚，刘恒生前把许多重罚改为轻罚。然而，刘启却认为，文帝废肉刑，貌似轻刑，实则杀人。刘启之所以这样说，那是有原因的。刘恒规定，凡是刑砍左脚趾的，改鞭打五百；应割鼻子的，改鞭打三百。刘恒以为，劳改犯就此只吃点皮肉之苦，少了些短脚少鼻之苦。这样，无论于谁，都是有好处的。
可事实呢？这些劳改犯根本就没几个能顶得住三五百鞭的。这些人不被鞭死，也多半是残废，要不就是落得了鞭打后遗症。于是，本来只是少脚缺鼻的，竟然被活活打死。做好事竟然变成了做坏事。
刘启认为，这样鞭打怎么行，简直就是不把人当人看嘛。于是，马上下诏：鞭打五百下的，改三百；鞭打三百下的，改二百。
如果还是没有人顶得住打，那就只好下次再各减一百了。我想，刘启打心里就应该做这样的思想准备。
历史上几乎没有只做好事，不做坏事的皇帝。刘启亦不过如此，他做完好事，就想找个人使坏了。说白了，刘启就是想杀个人，此人正是刘恒生前的宠幸之人：邓通。
邓通得罪刘启，不在于他拥有数百万巨财被嫉妒，他的死穴恰恰是他最善长的活儿：拍马屁。
夜路走多了，总会有碰到鬼的一天；拍马屁拍多了，也会有拍到马脚的时候。邓通拍到刘启这只马脚，过程大约如下：
刘恒崩前得了痈疽病，这个病是要流脓血的。那时，邓通为了显示爱的伟大力量，亲自为刘恒吮吸脓血。刘恒不知何故，心有不乐，奇怪地问邓通：“你说说，天下最爱我的人会是谁呢？”
邓通从容答道：我想，应该是太子吧。
刘恒一听，就笑了。
爱他，就不要让他吸脓血，这是刘恒对邓通说的。
爱他，就要让他尝尝血化于脓的滋味，这是刘恒对太子说的。
于是，刘恒马上把太子召到病床前，让他吸脓血。刘恒这个伟大的创举，实在让刘启面露难色。当然了，刘启可以选择拒绝；可问题是，刘启必须做好足够的心理准备：那就是让即将到手的皇帝大位泡汤。
事实是：在皇位和拒绝吸脓血面前，刘启选择了前者。深呼吸，深封喉，紧闭眼，他真吸了。
吸完脓血不久后，刘启才得知，他之所以遭这一回恶心之举，完全是邓通整出来的。于是，刘启心里也长起了一个恶心的脓包——恶心的邓通！
此脓包一日不割，刘启一日心里不安。终于，他等到了这一天。
刘启对邓通这个脓包动手术的过程大约如下：首先，免职；其次，教唆手下，搜集罪证；再次，罪证成立，逮捕下狱，没收所有财产。更让邓通绝望的是，他多年积累的数百万巨财落到刘启手里不说，反倒欠政府数百万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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