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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日，刘伯承指挥第386旅在昔阳以东的黄崖底设伏，歼日军300余人。
11月7日，刘伯承率第129师部队与第115师部队协同作战，在广阳、户封地区重创日军主力一部。
1938年1月后，刘伯承又与新上任的师政治委员*一起，率部广泛开展独立自主的敌后游击战，又连续打了几个列为典范的伏击战，比如长生口、神头岭、响堂铺等。
短短一年时间，刘伯承率部打了十余场堪称是具有教科书价值的名仗、好仗，并创建了晋冀豫和冀南根据地。这正是刘伯承把军事理论转化为军事实践的成功证明。
1940年8月20日至11月15日，刘伯承指挥所部参加了百团大战三个阶段的反“扫荡”作战。第129师所属部队在百团大战*歼日伪军8000余人，破坏根据地内外的铁路、公路共500余公里，攻克和收复城镇据点共60余座，取得了巨大的战果。刘伯承曾对新华社记者发表关于百团大战的谈话，盛赞百团大战对推进全国特别是华北抗战的作用及取得的巨大战果。
解放战争时期是刘伯承最辉煌的时期，以劣势兵力纵横南北，率部打了一个又一个可圈可点的漂亮仗。如上党、邯郸、定陶、临浮、鲁西南、临汾、襄樊、郑州、淮海等诸多战役，还有历来为人所称道的千里跃进大别山。1947年8月，刘伯承与*率部千里进军大别山，直插国民党军战略腹心地区并立足生根，对推进全国战局起了关键作用。这种以弱兵搏击取得战略后方的举措确实不同凡响，可谓神来之笔。刘邓通过时间换空间，逐步建立起较巩固的中原根据地和游击区，部队逐步积累起在中原的战略优势，为后来取得中原逐鹿和淮海大战的胜利打下了良好基础。
“军神”刘伯承元帅（4）
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是一般人所不能打或打不好的难仗。千里跃进而不要后方，基本上是败多胜少的恶仗。红军的长征、抗日战争后期的359旅远征、中原突围，都是艰苦卓绝、伤痕累累的壮烈远征。在刘邓大军千里跃进之后，毛泽东曾经计划让粟裕率领华野主力渡江南进，千里蛙跳至闽浙赣，给敌人以相当的威胁和牵制，因其前景的不可预测，经过粟裕斗胆直陈的分析和毛泽东最后从谏如流的让步，并及时采纳了部下的意见，取消了南进方案。
刘伯承的综合秉赋非常高，被人们盛赞为当代中国难得的军事家，甚至敌方的名将白崇禧也称他是“*第一号悍将”。
刘伯承在长征后期受中央的派遣到红四方面军加强领导工作，他见证了红四方面军鼎盛时期达到8万之众的辉煌，同样看到了在张国焘的错误领导下，红四方面军倾力南下误入歧途，兵败四川，由盛而衰的窘况，也感受到了以红四方面军为主组成的西路军，在西征途中遭遇的惨烈的失败之痛。所幸，在随后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中央果断让刘伯承担纲执掌这支曾经大起大落的部队。接着，从八路军第129师，到晋冀鲁豫军区，再到中原野战军，最后到第二野战军，刘伯承和他的最佳搭档*一起，一点一滴，一步一步，把这样一支并非主力的部队打造成了一支誉满中外的名军，
刘伯承以一位著名军事家的卓越指挥艺术和精湛统驭能力，率领第129师直至第二野战军，与其他各大野战军一起，为中国人民革命战争的胜利建立了巨大功勋，不愧为一代“军神”。
刘伯承一生军事著述颇丰，重要著述已收入《刘伯承军事文选》。刘帅的军事理论家地位很高。抗日战争时期发表《论游击战与运动战》、《对目前战术的考察》等著作，系统阐发了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理论。
关于人民革命战争中人民军队的作战，刘伯承认为要注重三点，一是作战特点：在于把战术与群众的斗争结合起来运用。要以民兵（群众武装）为“肉”，游击队（地方武装）为“筋”，正规军（基干军）为“骨”，形成一个动作一致的有机“拳头”，陷敌于四面楚歌之中。二是作战形式：实行综合群力的战争，游击战、运动战和阵地战，开展“到处都有”的全面游击战。游击战与运动战是相互融合贯通并适时灵活地转换，贯通的“环”就是趋利避害的机动。三是辩证指挥：作战指挥上，指挥员和司令机关要随时随地周密研究任务、敌情、我情、地形和时间这五个对作战最有影响的要素，即“五行”，据此定下正确的作战决心，即“五行术”。
刘伯承的军事理论，一篇篇，一章章，不论古今中外都能引经据典，而运用起来又能比拟通俗，深入浅出。讲到运动战，他就比画个“伸拳头打汉”，能缩方能伸展；论到不与强敌争一日之短长，他就比喻为“乞丐与龙王爷比宝”；关于破釜沉舟，与黄维兵团拼死一搏，他用了“瘦狗屙硬屎”的谐语，使二野的将领心领神会。
“贺胡子”贺龙元帅（1）
1936年冬天，时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的贺龙，与毛泽东第一次见面、第一次握手。两人都是大高个子，都是仪表堂堂，只是毛泽东更瘦更高一些。渊博、睿智的毛泽东，浑身充满着领袖的气质；威猛、忠勇的贺龙，处处洋溢着帅才的干练。
当两双巨人的大手紧紧地握在一起的时候，贺龙以一种倾慕已久的神情望着毛泽东。彼此用熟悉的湖南口音互致问候。激动的神情和热忱的话语溢于言表。
毛泽东微抬着头，望着贺龙说：“我们对你贺老总早就是如雷贯耳哟！”
贺龙的眉眼和嘴唇都情不自禁地舒展飞扬，他朗声对毛泽东说：“主席，我在1916年就听说过你呀，敬仰得很呢。那时就认定你是个了不起的人物。”
毛泽东接着说：“在三湾改编时，我就是以你贺龙两把菜刀起家的精神来鼓舞士气的，你是一个大英雄呢。”接着，毛泽东又夸赞道：“你们2、6军团在乌蒙山里打转转，很聪明，没有吃亏。你们一万多人，走过来还是一万多人，基本上没有蚀本，是个了不起的奇迹，是个大经验，大家要总结和学习。”
贺龙谦虚地说：“主席过奖了，主席过奖了。”
1936年7月初，贺龙率红2、6军团在甘孜与红四方面军会师。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军委立即电令红2、6军团和红32军组成红二方面军，由贺龙任总指挥、任弼时任政委、关向应任副政委。当朱德将张国焘另立中央、分裂党和分裂红军的活动告诉贺龙、任弼时等人时，贺龙明确表示只有一个中央。随后，张国焘又散发反对*中央的文件《反对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逃跑主义路线》。对此，贺龙明确表示：“张国焘分裂党中央是错误的，这个材料不能散发。”并立即通知红二方面军各部队：“接到小册子统统收起来。”贺龙、任弼时等通过与张国焘的分裂主义作斗争，促成了红四方面军北上，最终与一方面军胜利大会师。
陕北窑洞的会见，奠定了贺龙在毛泽东领导下施展帅才的良好基础。
贺龙除了“贺胡子”的绰号外，还有一个非常响亮的别称，叫“岳飞岳鹏举”。意曰“精忠报国”的民族英雄。而且这种称谓早在“八一”南昌起义之前，早在中国工农红军诞生之前。也就是说共产党称他“岳飞”，国民党也称他“岳飞”，可见贺龙被称作英雄的宽泛性。
“红军之父”朱德是这样称赞贺龙的：“贺龙同志又高又壮，真是强壮得像老虎一样。我在长征中，一次也没有看见过他显出疲惫的样子。好几次，他还背着负伤的战友呢！”
毛泽东十分欣赏贺龙在威猛中带有的平和宽厚气质。的确，如果从贺龙的外貌看上去，他的全身，从头到脚，都充满跃动的活力。他那充满俏皮的眼睛，总含着笑，仿佛在寻找幽默的好材料。喜动不喜静的他，行走动作都和他那声如洪钟的南方乡音一样令人瞩目。他的个人嗜好同样也具有魅力，喜欢用烟斗，胡须浓黑而整齐。
毛泽东对贺龙很宽厚，连他留胡须的样子也喜欢。贺龙曾对毛泽东说：“我开始留胡子的时候，还是一个赶马的娃子。那时，也只有地主军阀才留胡子，我就想，不相信为什么农民就不能有胡子。所以，我就留了胡子。”
毛泽东听后哈哈大笑：“老总留胡子都有一段反潮流的故事。”
“贺胡子”贺龙元帅（2）
在猛将如云的解放军将领中，留胡须的人并不多，一个是贺龙贺胡子，另一个是孙毅孙胡子。一方面他们是从旧军队中过来的，另一方面显示出毛泽东对他们的喜爱。
1927年7月，已升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军长的贺龙，在武汉首次会见*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周恩来。贺龙向周恩来表示，我认定共产党是最好的，我服从共产党的领导。
7月23日，贺龙率部到达九江。*中央政治局委员谭平山就*中央决定在南昌举行武装暴动，征询意见，希望贺龙率第二十军一起行动。贺龙当即表示：“感谢党中央对我的信任。我只有一句话，赞成！我完全听从共产党的指示。”
7月28日，周恩来到第二十军，告之南昌起义计划，并征询意见。贺龙表示：“我完全听从共产党的命令，党要我怎么干就怎么干。”周恩来说，*前委任命你为起义军总指挥。
8月1日，贺龙与周恩来、叶挺、朱德、刘伯承等在南昌指挥起义。
9月初，起义军南下途中，在瑞金，贺龙由周逸群、谭平山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周恩来出席入党仪式并讲话。出席仪式的还有李立三、恽代英、谭平山等。
10月7日，南昌起义失败，贺龙和刘伯承、叶挺、林伯渠、吴玉章等从陆丰抵香港。又从香港到达上海，并会见周恩来。周恩来对贺龙说：“*中央安排你去苏联学习。”贺龙很高兴。后来被敌人发觉，遭到通缉，未能成行。
11月中旬，在上海等待*中央安排工作时，贺龙通过周逸群，向周恩来请求，愿去湘鄂边重新组织武装。贺龙对周恩来说：“不出三年，我一定为共产党再拉起一支像二十军那样的队伍。”
1928年2月20日，贺龙把鄂西的农*动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