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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种立法一开始人们以为又是一种变法，当初王安石变法设立的各种新法，如今只剩下《市易法》还在勉强实行，徽宗朝的时候，太师蔡京作为新党人物，曾要求恢复所有新法，但遭到了很多人的反对，也就《市易法》保留了下来。
封建社会的立法除了一些刑法之外大多朝令夕止，当权派颁布新法，但很快随着失势而新法被废止，当萧明所说的立法要作为国家长久留存的时候，很多人并不理解，但他们发现萧明的立法只是一些基本原则时，则都解除了顾虑。
如一般民法的相关原则上，则之规定了大宋国民的权利和义务这些简单的东西，在还未得到意识的时候，当然还不适宜过早的提出法案，但民法的建立，他作为法理的根本依据则是萧明在试图推进资产阶级法制化的道路上的一种尝试。
其实在大宋朝来讲，政府就是朝廷，但慢慢地被内阁在名义上取代，而官府和官员的问题要远远大于民间的问题，萧明试行的淘汰机制是一种原始的问责制，官员在处理政务的过程中，凡是出了任何的差错，则立刻会被人替代。
政务繁杂，出一点错误在所难免，被人替代则是要看你犯错的大小，这是一种行政记过的措施，如果所犯的错误过大，则在被人替代的过程中，两年到永久不会再被启用。表面上好像非常的严格，但仍旧有宽容在里面。
宽容的原则则是每一年进行的官员考核！这是由监察属的御史台共同完成，不合格的官员也会被替代，原则上替代不等同于免职，而是让其他候补的官员有一个机会，被人替代的人，还可以从事其他的职权。
替代的人保留原来的官职，只是不领薪俸，仍然有机会再次被启用，这要看你两年之内的表现了，在试行初期还不怎么地，但正是实行之后，竟然有大批的官员被替代，是的一些闲散的官员和候补的官员马上就填补了空缺。
但这些新手在当政没多久，由于经验不足又很快被替代，很多人心灰意懒的致仕回家了，于是冗员的问题得到了大大的缓解，甚至有的官员犯得错误比较大，被直接永不启用，这也使得他们请辞回家。
这实际上也是一种利益交换的结果，留下来的官员也并不可能庸庸碌碌不事作为，如果过不了官员考核，一样会被人替代，这也就很大程度上的杜绝了那些尸位素餐的官员，新任的官员只得兢兢业业丝毫不敢懈怠！就算犯小错被替代，仍旧有再次被启用的机会。
于此同时萧明再一次提高了官员的待遇和福利！现在整个社会上官员的薪俸并不是最高的，一个高级工匠的年薪能够到四五百贯子，折合成金币能有四五十枚之多，而七品官员的薪俸一年还不到三百贯子，提高之后基本上能与高级工匠持平了。
待遇的提高使得很多为官清廉的人得以改善了生活，但同时萧明给冯澥放权，大力扩张监察属的职权，监察官员设置到了县一级的地方，随时查出以权谋私和贪赃枉法的官员，而检察署的机构品级也被提升为正二品！
设立新法当然少不了监察属的支持，同时吏部和刑部也会参与进来，而《商业贸易法》取代《市易法》成为最新的法规，这也是大宋商业贸易大发展以后迫切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有关于金融银行借贷的相关法规，也在其中。
立法院是萧明非常在意的一件事情，曾经花了他大量的时间，如今总算有点成效了，事实上在官员内部淘汰规定的基础上，到目前只实行了不到半年，成效就立刻显现了出来，一时间被代替的官员一大堆！这些人甚至无话可说，毕竟是自己犯了错误吗。
萧明则考虑着这件事情的延伸后果，那就是在两到三年之内肯定会出现人才的短缺问题，所以他去找高宗商量此事，他对高宗建议在大庆之后，可以开始举行科举考试了！因为随着战乱，大宋朝的科举考试已经断了七八年了。
新京迁都完毕之后，大宋朝一直在准备大庆之事，历来朝政清明之时，科举的举行都是百姓最为关心的事情，如今战乱一了，大宋朝千古盛世，举行科举考试自然是先是皇帝恩宠天下，恩泽万民的一种表示，所以高宗马上就同意了。
关于科举今番的举行自然是需要户部和吏部联名，以行政诏书的行书广传天下了，这无疑是让天下百姓十分关注的事情，那些十年寒窗苦读的学子们更是兴奋不已，可是萧明在这次科举考试内容上却增加了一项特殊的试题。
也就说此次科举，跟以往并不一样，经史子集本不能少之外，还增加了策论的分值，同时还要有一样那就是自己精通的其他杂项，比如你懂得农医卜算，天文历法，工程水里等等，有一样说一样，多了不限，越多越好，这个也是取第的重要衡量标准！
这无疑是一石激起千层lang了……！
第三百四十六章 科举与大庆
这次惹起争议的的主要就是考试的科目，过去的诸科很有讲究，但也全是旧制，也就是说宋代开国之初，科举制举大多沿袭唐代，大致可分为三类：制举，在国家需要某种人才，由天子随时招考，不常设置，也没有一定章程。学选，由太学的三舍选充，仅在北宋哲宗元符二年到徽宗宣和三年，施行了二十二年。当时因新党当国务，使全国人才悉由学校出身，所以停办“常科”专由“三舍法”升贡。
最后才是贡举，宋初原仿唐制行科举，实行的时间亦较久，其科目亦有“进士”；“九经”；“五经”；“通礼”；“三史”；“三礼”；“三传”；“学究”；“明经”；“明法”诸科。此诸科中以“明经”；“进士”二科为最普遍，尤以“进士”一科得人最盛。
虽为唐制，但在五代之时，也有沿革和改变，像五代之时，有些国家采用的“进士科”和“诸科”的做法就被宋代照搬过来，虽然五代之时战乱不断，但当权者在选拔人才之上仍然会坚持科举考试，这也是”朝代更易”，不废科举的由来。
宋代以后宋太祖赵匡胤在当年就开恩科考试，于是后来贡举科当初常举每年举行一次，到仁宗时才改为二年举行一次，神宗时仿周三年大比的遗制，故为三年举行一次，此後相沿不改，即成定制。
贡举的手续大概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由州县将应试士子保送至本道考试官，於秋学先考选一次，谓之“秋试”第二阶段：由礼部考选诸路所贡的举人，谓之“省试”，经礼部考试合格後，称为“进士”。但在太祖开宝年间，落第的举人常常讼考试不公，於是由天子另派大员在殿廷覆试一次，或由天子亲自主持覆试，是为“殿试”，作为最後的决定。
要说起宋代的科举实际上相比于唐代还是有很多的不同，有创新有发明，也有弊端，总体来说，唐代士人及第不易，唐代每年（进士科）及第人数，通常在五十人以下。宋太祖时，增加到九十六人。太宗时，“进士科”多至一百九十人，诸科二零七人。其後录取名额随时变动，有多至五百馀人。比之唐代增加甚多。
但宋代简化了唐代的考试制度，并且抑制了唐代那种贵族公卿子弟才能参加科举的制度，让很多贫民学子也能够一举中第，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这是消除阶级化的最大益处了，但唐代考试在礼部，分发任用在吏部；礼部合格，未必即获任用。因而仍多在各部门长官任僚佐，籍此对政治有一番实习。
宋代则因经历五代长期黑暗，人不悦学，人才匮乏，朝廷刻意奖励文学，重视科举，只要及第则得美任；因此反而没有唐代般还能保留两汉以来一些切实历练的遗风美意，这又是宋制不如唐制之处。
也就是说，虽然代於抑制门第政治科举居功至伟，但唐代应考的多是门第贵胄之子弟，在家庭中有家教薰染，亦早得很多政治掌故，在政治；知识上都有一定质素。晚唐，高门大族衰落，应考者多是苦读的寒门子弟，他们除留心应考科目外，国家对他们没有教育，门第家训也没有了，政治传统更茫然不知，白屋书生，骤然中举，进身仕途，对实际政治不免生疏。
这种利弊属于教育范畴，国家科考是为了选拔人才，可是人才岂是完全能够通过考试所能获得的，众多学子寒窗苦读从然是为国为民有所作为者有之，但大多数却是将科举当做敲门砖，一朝中第，无非是让自己能有个封妻荫子的前程罢了。
为了一个官身，很多人铤而走险不惜徇私舞弊，关节托带之风自隋唐一来屡禁不止，宋代在防范这些弊端时也下了很大的力气，如发明了“糊名制”等，将名字糊住的做法是使得阅卷之人不得照顾自己的门生故旧和新朋子弟。
萧明在触碰这块科举制度时，的确也是经过了长时间的思考，他让那些太史院的白胡子老学究将宋代以来的科举科目和制度作了详细的讲解，从中也发现了一些有趣的现象，原来宋人不安定制屡有创新的地方在科举考试这块也有体现。
像宋代沿袭唐制，进士科考帖经、墨义和诗赋，弊病很大。进士以声韵为务，多昧古今；明经只强记博诵，而其义理，学而无用。王安石任参知政事后，对科举考试的内容着手进行改革，取消诗赋、帖经、墨义，专以经义、论、策取士。
所谓经义，与论相似，是篇短文，只限于用经书中的语句作题目，并用经书中的意思去发挥。王安石对考试内容的改革，在于通经致用。熙宁八年，神宗下令废除诗赋、贴经、墨义取士，颁发王安石的《三经新义》和论、策取士。
“罢帖经墨义”和“考试重策论”就是宋人不拘于祖宗定制而作出的改变，宋自神宗以策论取士成为定制，少有变动。唐以诗赋取士，使唐代文学以诗赋见称。宋以策论取士，故宋代文学以散文见著，如欧阳修；司马光；王安石；苏氏父子等，皆精於散文创作。连及史学亦为之发达，如《新唐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