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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往台湾的国民党情报系统退役特工人员于八十年代后以回忆录为名发表的文章内找到线索（这些文章想必曾受到台湾有关当局的严格审查删改，其未被允许公开发表的部分至今仍保存在某个档案库内）。根据这些线索，我们翻阅到“孤岛”时期驻沪日本侵略军特高课档案。在光复后上海卢家湾公安分局的其它档案内，看到一份法语手写的证明信，仔细辨认信件底部花哨的字体，正是大家所熟悉的萨尔礼少校。信件内甚至提到薛维世先生与那名白俄女军火商的接触，声称薛的所有活动都是在他本人授意下进行的。我们还在法租界警务处工资登记册内查到薛维世先生不断得到提升的职位和收入，他受到的各类奖励和表彰（甚至包括由率舰队视察上海的法国海军上将对其授勋的一项记录），我们在许许多多的搜查记录和报告内看到他的签字。
四、在一九三一年春夏之交的上海中外文报纸上，能够查阅到很多与顾福广的暗杀团有关的消息，虽然语焉不详，有些纯属记者闭门造车胡编乱造，但所有报道的指向仍很明确，显示在那个时间段，顾与他的暗杀团体，确实在上海租界居民的内心造成极大震撼。查阅现已解密的英法外交部官方通信文件汇编文献，在相关时间段内，有几条涉及“上海自由市”和“租界频繁发生的暗杀”问题的来往信件，信件是由驻沪英法总领事（由驻北京的外交代办处首长附签或转呈）对伦敦和巴黎的外交部发出的述职报告。相关文字常常只是出现在主要报告的附录便条内，反映出外交界人士在处理敏感问题时的喜好和习惯做法。
五、关于殖民地欧洲人那种老式的谋略（三十年代欧洲列强的绥靖政策是这一传统策略符合逻辑的延续）：以上海为例，我们观察到国民政府的“大上海发展计划”，其地理位置的中心恰好处于这座城市的东北区域。这与两租界的外国地产商以越界筑路方式向上海的西部、南部发展形成冲突。事实上，“一·二八事变”后，上海东北部正在进行中的、由国民政府“大上海计划”主导的城市基础建设几乎毁于一旦。而就在战后不久，西区越界筑路呈现越来越兴旺的趋势，大量资金涌入，建造新式的道路、住宅、商业建筑、大型娱乐设施，高级休养院。当然，没有任何现存的档案文献可以证明我们对于这些现象的推测。
六、有关顾福广、林培文、冷小曼等人的事迹，只能找到零星的片言只语，想必这些至今仍属不可公开的保密档案。如果作者在这里俏皮地说道，这做法其实倒是给小说虚构一块很大的空间，读者不会怪罪他吧？
⑴加黑字体为直接引用原档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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