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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前章炳麟设计了一种过于隆重的训政会礼节规格鉴于形势的紧迫和训政的迫切性，宋彪选择将训政会的礼仪规格降低只是身穿着帝国陆海军大统帅的日常军装出席训政会，坐在长会议桌的正首席位，内阁总理大臣唐绍仪坐在他的左侧第一席外务大臣坐在左侧第二席，陆军部大臣舒方德坐在他的右侧第一席，海军部大臣程璧光坐在右侧第二席，其他依次类推。
中央会议桌外围的左右两侧各有另外一排会议桌，内阁办公厅、国家海警总局、税务总局、海关总署的内阁大臣则坐在这一席位上。
在全员抵达后，宋彪才在内侍官的陪同下出席，在皇帝进入训政厅之前，各位内阁成员已经起身，见到皇帝便统一躬身行礼，等待宋彪坐在席位上，诸位才重新坐下来虽然是训政，严格意义上，宋彪身为君主立宪制的皇帝并无必要说太多的话，但他还是先开口和诸位说道：“此为帝国第一次的训政会，又面临日军的严峻威胁，民族存亡旦夕，国运荣辱难料，希望诸位能同心协力，与国家共存亡，与朕和国民共荣辱。”
听着这样的一番话，身为总理大臣的唐绍仪只觉得肩膀上的压力沉重无比，他起身再躬身行礼，道：“请陛下放心，臣等必将生死置之度外，不惜一切代价保全国家疆域和尊严，绝不割让一寸国土，绝不出让一分国利。”
其他诸位大臣只能也再次起身行礼，大家沉默无语，似乎唐绍仪所说的就是每个人的内心话。
在日本的逼迫之下，中国和中华民族的命运确实已到了最为危急的时刻，胜则国家统一，伟大复兴指日可待，败则国家分裂，民族继续沉沦，继续要被外国列强压迫和残害。
宋彪此刻还不能在这样的会议上公开说“肯定是要开战”之类的话，他也不想多说其他的话，示意诸位大臣坐下来继续开会。
会议行程一切按照原先的预定进行，唐绍仪先开始谈财政危机的问题。
中华帝国的第一任总理注定是一位过渡总理，要带领中国从旧官僚体系走向新政府体系，唐绍仪则是一位从旧官僚体系中走出来的新派知识分子和新派官僚，在税务、通商、海关、外交、开垦、省政等方面都有很不错的表现，从政经验丰富，也是从基层一步步磨砺到一省巡抚的新旧交替时期的特殊官僚，绝对要比革命派的宋教仁、黄兴、陶成章、蔡元培等人更适合主持中央内阁总理的工作。
如果没有意外，宋彪在原则上会支持这位总理走完十年的两届任期，但不会更久，身为皇帝，宋彪不会支持其他人和他分享这个时代的领袖权威。
唐绍仪的旧官僚生涯起步于天津税务衙门，这是他的一个重要优势，对于政府的财政和税收工作他的理解是非常深入的。
在财政大臣张康仁和税务总局局长欧阳锡的帮助下，唐绍仪提前整理了一份关于新政府财政危机的全面报告，以沙俄帝国为重要的参照物，按照常规来计算，如果中国按亩正常收取每年10％的农业税，平均每亩地的农业税可达到1。2银圆，全国统计14亿亩耕地则可以带来16。8亿银圆的税收，约合1。6793亿英镑。…；幅员辽阔，耕地面积庞大是新帝国最为重要的优势。
即便将全国的农业税调低到1/15的6。67％水平（这是绝无可能之事），以及考虑税收征收过程中的豁免、疏漏、人为过错等等问题，国家的农业税也不应该低于7。85亿银圆，同时考虑中央和地方各省在农业税上的3：7分成，中央财政的农业税总额也不应该低于2。35亿银圆，而往年清政府的农业税总额的中央收入仅有五千万两银子。
这里面足以说明很多问题。
然而，这一点并不是中央财政危机的主要因素，主要因素是地方财政的混乱，各省独自为政和府县一级官员的缺失导致了税收工作的荒废，使得1910年的税收未能有效流入中央。
依据税务机关在各省的摸底调查，事实证明在大多数的地区，去年的税收并没有停收，各地所谓的革命军还是大量征税，乘机扩充兵力，地方团练、保安团也纷纷以各种名义征税，中央所推行的厘金杂税取消政策不仅未能得到推行，各地农民所承担的税收反而较之去年有所增加。
即便在北方和江浙地区有所减少，减少的幅度还是未能达到中央的标准，如此巨额的赋税则大幅落入地方各种小型私人武装的手中。
唐绍仪说了很多问题，最后的结论就是想要清理中央财政问题，必须大幅度清理国内遍及各地的小武装，无论对方打着何等旗号，不管是光复革命，还是自治革命，不管是保安队，还是团练，一概要予以打击，各地要追查税务，争取将去年各地征收的税务突击提交上来，哪怕是按照分税制，也必须确保三千万白银的中央财政增收。
唐绍仪是很着急的，他必须尽快解决中央财政危机，即便此前通过查封清政府户部、内务府库银和满清权贵财产得到了大约一千六百万两白银的资产，此外又和远东银行拆借的四千万银圆贷款外，中央国库实际上并无余钱，完全是靠发行货币来解决财政危机。
各省新军的军饷开支，各地官员和政府日常开支都让内阁政府举步维艰，同时还要面对一场即将到来的大规模的举国战争，唐绍仪这段时间是急得两鬓斑白。
宋彪并不急于说话，他一直是很沉默的听唐绍仪主持中央内阁会议，听着各位内阁大臣表述现阶段的各种困难问题，焦点还是集中在地方小武装过多和税收工作混乱不堪两个领域。
此一刻，宋彪心中感慨良多，如果没有日本的突然发难，他完全能很轻松的处理这些问题，各地小贼也无胆量和中央军对抗，现在则是两回事了，一边是国内的各种举步维艰，一边是日本举国之兵压境。
在唐绍仪将财政危机之事做出各种预设的部署意见后，先和宋彪询问道：“陛下，臣等意见大致如此这番，还请陛下圣裁！”
诸位内阁大臣彼此微微垂首，不能抬头直视，侧耳倾听着皇帝即将发表的最终意见。
宋彪沉默的思量片刻，这才说道：“古语说攘外必先安内，凡事都有重点，如今外患为重，切忌不能让国家处于内忧外患的状况，所以，不因急于将追缴去年税款作为解决财政危机的主要着力点，此事应该先侧重于调查，能在近期追回则追回，不能追回则通过立法的方式依法查处，拖延几年解决也不是问题。现阶段的中央财政可以继续通过借款和加紧海关税款拨调的方式处理问题。我已经和远东银行及其他几家外国银行询问过，大致可以拆借四千万两白银，以此发行中国银圆，大体可以让中央政府度过财政危机。海关方面去年实收税款是两千四百万两前朝库平银，目前还有一半未入账，务必要尽快和海关方面交涉妥当，将这笔钱取过来。其他不足之处可另外发行国债。总之，当务之急是要稳定国内民生，不要激起新的矛盾，一切维稳，使得全国上下能够同心协力应对日本的军事威胁。”…；他这番话一说出来，等于唐绍仪此前的那些话都没有了任何意义，必须重新调整策略，唐绍仪也全无半点质疑，更不敢挑战这番定论。
唐绍仪当即称是道：“陛下圣明，臣等当全力办理，安稳国内民政，以利于全国一致对话。”
随即，唐绍仪又和宋彪禀告道：“陛下，我国关税历来是控制在英国人手中，名义是上清政府雇佣这些外国官员，实际上一直是英国驻我国公使直接操控，臣等已经极力和英国人交涉，他们虽然是一直给予积极的回答，实则是一拖再拖，分明是有意拖延，继续利用我国政府的财政危机要挟我们，试图让我们承诺在未来继续将海关交由英国控制。”
宋彪道：“在日本以军事威逼我国之时，英日同盟的关系迫使英国必须站在日本一方，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既然事已至此，那就不要留有太多余地，限期让他们将税款交出来。你就说是我说的，正因为屡次到了这种时候，英国总是要借机敲诈勒索我们，所以，英国永远不是中华民族和帝国可以信任的朋友，我和内阁政府，以及全体国民都不应该对英国报有任何幻想。做事情不要拘泥于具体的手段，媒体和国民也是可以发动的力量，可以发动社评组织学生示威，让全体国民都知道英国正在帮助日本继续侵略我国，说的厉害点，要组织全国反日反英大游行，如今已是民族存亡之时，不能说只有我们清楚这一点即可，要让国民都知道这一点。”
唐绍仪不免觉得这样的方式有点过激，万一彻底激怒英国站在日本那边就得不偿失了，可他也全无反驳宋彪的勇气，只能继续点头称是，好消息是远东银行和外国银行愿意继续拆借一些钱，至少能让他这位内阁总理过上一段时间的好日子，不至于连官员的俸禄和军饷都发不出来。
宋彪稍加停顿的思索片刻，继续和唐绍仪补充道：“发动全国和民族之力积极备战已是必须之事，不能有片刻犹豫，但在清理税款之事上，内阁政府也要务必有快速的行动和长远的谋划。解决国内的税务问题要有三个策略，首先是要建立完善的税务体系要尽快的在直隶鲁豫江浙等省先建立各省税务厅、地方各府的税务局和各县的税务分局，各乡镇设税务所，委任合格的税务官员，精挑细选，不得浮滥；其次是要加强各地巡防军的编制和正规化建设，消化、解散地方杂乱武装；第三则是尽快通过各临时税务法规，确定中央和各省的分税机制，收回地方货币权，统一全国货币，实施现代货币体制；通过此三点的努力，三管齐下，标本兼治，从根本上避免地方势力插手税务工作，逐步建立全国的税务体系。”
唐绍仪再次顿首，道：“请陛下放心。”
宋彪想了想，另外补充道：“国债的事要抓紧时间办理，可以巧妙利用英日同盟的谋害论来积极在全国推销，各级官员务必拿出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