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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战阶段，火炮称之为陆军的灵魂真是一点也不为过。
日军终究不是一个陆军大国，即便是在日俄战争结束后，日本陆军也未能真正有效而深入的研究、贯彻一战前期的陆军火炮体系理论和战术，而东北军则已经完成了这一阶段性的变革。
炮步协同作战是东北军的第一战术理论支架，所有的战术训练都是围绕这一理论要求发展起来的。
如果说普法战争是德国炮步协同作战理论出现和实践的时期，那么，一战就是穿插作战在陆军发展起来的一个阶段。
“穿插”一词在汉语中是一个极其形象的比喻词，在德语和英语中，这一词的原意都是“侧方向的攻击”，法军的术语则是“捷径进攻”，实际含义翻译为“避实就虚”更为贴切。
这一战术的理论原则是避开敌军重点防御的区域，在敌军防御区中寻找空隙，用小股精锐部队渗透过去，实施突破和反击作战，以此用更巧和更精准的力量撕开敌军的防御。
穿插作战之所以在一战中后期不断发展成型，并在二战中发扬光大，逐渐成为陆军步兵进攻的主导战术其中所依赖的正是陆军武器装备的不断进步，尤其是轻重机枪、自动步枪、迫击炮、榴弹炮、手雷的大规模出现和改良。
随着坦克、装甲车、直升机逐渐取代步兵成为后二战时代的陆军主角，步兵的穿插作战也成为不可逆转的大势。
在轻机枪、炮击炮的大规模列装的同时，东北军在穿插作战领域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摸索一直是持续不断的进行中相对于停滞在日俄战争后期的日军不同，东北军不仅在装备上快速变化，其作战理论相对于日军已经形成代差。
宋彪和马尔托斯将军在深夜里谈了非常久的时间，基于对日本陆军和东北军的了解，关于这场即将到来的战争，他们都很乐观的预判一旦作战计划成功，日军将会很快速的被歼灭三到四个师团，而东北军所有付出的代价也将是非常惊人的除了人员的牺牲和伤亡外，弹药的消耗量将会超过整个光复战争。
他们在会议室里做了很多算术题，将可能的作战地点抽出来，截取最可能的一段作为双方的炮兵交战要地，以他们所需要的火炮密度和覆盖率、单炮会战额开始计算，核算所需要的炮弹数量。…；两根铅笔，二十张白纸就是他们对这场战争的主要规划基础。
一次又一次的核算给出的结论都存在或多或少的差别，但是，有一点是绝对不会变的，那就是东北军的作战思想需要一个大工业国作为支撑即便在这一次战争中给予日军沉重一击也未必能长期保持东北军的战争优势。
即便这一次打胜了前提也是建立在东北军有点匪夷所思的巨额军费开支之上，而且是那些大量的隐秘开支和日军完全不知道的额外支出正是这些开支让东北军拥有突然歼灭日军主力部队的装备总量和弹药总量，以及充裕的人力、物力。
……
战争是政治的一部分，政治也是战争的一部分。
在整个二战之前日本内阁政府一直在日本军方争权夺利，这种争斗绝非是正义和军国主义的争斗，而是温和派军国主义和激进派军国主义之争。
在局势愈发变得更为紧张之时，以长州阀出身的桂太郎为首的日本内阁政府并没有中断和中华帝国内阁政府之间的联系，就在东北军不断抽回东三省后，考虑已经达成打断中国统一的步伐这个基础的目标，此时的内阁总理大臣桂太郎开始更倾向于用谈判来解决问题。
就在中央军部按照新的作战规划作出全面调整的次日，日本驻华公使伊集院彦吉正好以日本政府的新命令前来和唐绍仪总理会晤，两人在上午会谈之后，唐绍仪下午就到塔园觐见，向皇帝禀报双方会谈的结果。
虽然宋彪并无同日本和谈的意愿，可这方面的资讯还是要即时掌控于心。
签署了一份保密令，安排陆军部正式筹建直隶巡防军后，宋彪就让唐绍仪进入办公厅觐见。
经过在在多年政治生涯中，唐绍仪在天津税务衙门工作了四年，在朝鲜担任过十年的总领事，主持过天津海关道的工作，担任西藏全权协议大臣期间在英国的压力之下通过会谈巧妙的维护了西藏主权，此后又在东三省垦办大臣和奉天省巡抚的位置上经过了五年新政的历练，如今正是帝国第一任内阁总理的最佳人选，因为他有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留学经历，外国政府和驻华外交界对其也有极高的期待。
因为外务大臣欧阳赓一直在欧美积极劝说各国减少对日本的支持，以及尽快承认新的中华帝国政府和皇帝，京师的外交工作一直是唐绍仪亲自负责。
在一等内侍官蒋作宾的陪同下，身穿着一身墨蓝色西装的唐绍仪匆匆步入办公厅，在距离台阶前一丈远的地方向皇帝宋彪躬身敬礼，道：“内阁总理大臣唐绍仪觐见皇上。”
比起清政府时期，帝国时代的君臣礼节显然是弱化的处理了，对唐绍仪这种本质上还是更偏向于美式共和的伪革命者而言，这显然也是一种不小的中国社会之进步。
宋彪正在继续看着自己昨天晚上和阿图尔。马尔托斯将军所编写的军事手册，在心里重复计算军事行动的各个细节，以避免有疏漏的地方。
他并没有抬起头看唐绍仪一眼，而是继续翻了一页手册，再看后面关于火炮统计的数据，道：“你来的正好，先坐下来谈吧。”
听到这番吩咐，蒋作宾作为一等内侍官亲自为唐绍仪这位内阁总理大臣搬上椅子。…；唐绍仪的椅子是红木中的鸡翅木所制，铺设有黑色的描金牦牛革软垫和靠背，雕花镂空，并且有宽厚的扶手。
在内廷提供给各位大臣和外国使节的椅子中，有无扶手是代表级别高低的一个重要参数，内阁大臣和外国公使都有扶手，而扶手最为宽厚的椅子仅有内阁总理大臣，以及前来访问的外国首相一级才有资格享有。
在礼仪上，唯有内阁总理大臣可以无需严格遵守《内廷法》的御前坐姿，至少双足不用并列靠拢，双手也不用严格放在胸前，这就意味着他实际上是唯一可以真正享受扶手的大臣。
这些都是帝国总理的特殊优待。
身为第一任帝国内阁总理，唐绍仪却一贯是谨小慎微的绝不去享受这一切，谢过皇帝的隆恩之后，他严格的按照其他内阁大臣的规格坐下来，双足并拢，坐姿僵硬，双手也谨慎的交错在胸前，不敢有丝毫的怠慢。
直到这时，宋彪才将手中的军事手册放回桌案上，抬起眼帘看了看唐绍仪，又漫不经心的喝一口茶，和唐绍仪问道：“听说日本公使今天上午和你洽谈了几个小时，怎么，是不是日本那边又提出了一些新的要求？”
唐绍仪谨慎的回答道：“回禀陛下，日本目前已经修改了此前的提议，提出了四个新的要求，只要我国答应这四个条件，日本即可将布置在朝鲜北部的四个师团撤回，并且保证中日两国在未来永远和平，绝无战争。”
宋彪靠着他的椅背，闭上眼帘思量了片刻，道：“说说看吧。”
唐绍仪道：“第一，日本要求我国承认日本对朝鲜拥有唯一宗主权，而我国保留问政权，日本承诺朝鲜国重大政策调整必将提前通报我国批准，而《中韩通商条约》也将继续有效，而此前约定的朝鲜关税二十五年不变之事，亦当缩减至十五年，并以甲午年为起始计算；第二，中韩之间的边界争议相互退让，我国只需要承认延吉间岛、长白山天池、鸭绿江口岛群三地归属韩国，其余争议一概可折中处理；第三，我国应当向国际社会公开承诺内战已经结束，以避免国际社会继续担忧亚洲局势之恶化，危急日韩两国经贸利益；第四，我国需当承诺承认此前中外及中日之间的一切条约的永久有效性，不得反悔及追诉。”
宋彪听完这番话不免是一声呵呵的冷笑，道：“日本人倒是想的很美，他们是断定我一概都不可能接受，逼着我们和他们交战啊。”
唐绍仪额头悄然渗出一层冷汗，道：“陛下所言甚是，臣等也是如此以为，不过，日本公使伊集院先生也承认，此是日本军部提出的要求，政府目前并未真正以此为底线，只要两国继续谈判下去，理论上完全可以继续协商一个更为合适的条件，确保双方能够避免战争。”
宋彪问道：“你如何看这件事？”
唐绍仪道：“我以为俄美两国首先就不可能接受第一条款，以此为基础引入外国干涉，必定能够让日本政府和军方退让，只是日本方面也深知这一点，故意将第四条款提出来，想要和此一条款捆绑起来逼迫其他各国就范，以牺牲我国之利益来成全日本。所以，真要引入外国干涉也极其被动，只是不知道陛下如今以为若是中日全面开战，我国可有胜利的可能性？”…；宋彪不想回答这种问题，反而问道：“你觉得呢？”
唐绍仪不免是一阵尴尬。
他的尴尬恐怕只有他自己能明白。
外人都以为他是根生蒂固的帝党，深得皇帝信任才有机会当上内阁总理大臣之位，其实他心里很清楚，自己并非真正的帝党，即便是身在光复会中，他其实也和宋教仁、黄兴等人一样并不绝对支持君主立宪制，只是形势比人强，现在只有宋彪一个人有实力稳定和统一全国，宋彪想当总统就是总统，想独裁就独裁，想当皇帝就是皇帝。
所谓“帝党”绝非光复会一派和支持宋彪称帝的人，而是皇帝身边真正的嫡系亲信，比如说秘书局和东北军的这些人，以及容星桥等商界名流，光复会中的蔡元培、章炳麟、汪兆铭之流。
严复身在光复会，鼓吹帝制极为卖力，陶成章是光复会领袖，对于光复会在各省的扩大有不可磨灭之功劳，张謇、梁启超同样是鼓吹君主立宪制的名流，这些都绝非帝党。
唐绍仪其实也不是，身在帝党之外，即便是坐在内阁总理大臣的位置上，他也不知道宋彪此时到底是如何计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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