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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第一种近代手榴弹，居然是这么弄出来的！
手榴弹的历史悠久，其实最早的手榴弹应该说就是中国人发明的，只是在注重文学不注重科学的中国渐渐趋于没落，欧洲是在15世纪出现了装黑火药的手榴弹，当时主要用于要塞防御和监狱，17世纪中叶，欧洲一些国家在精锐部队中配备了野战用手榴弹，并把经过专门训练使用这种特殊武器的士兵称为“掷弹兵”，到了19世纪，随着枪炮等武器的长足发展和城区攻坚作战的减少，手榴弹曾一度归于沉寂，大规模的用于战场，那是后来的日俄战争时期的事了。
因为孙纲这只小小蝴蝶，日俄战争将来还会不会打起来，他现在已经没法知道了。
自打“找存折”发明了手榴弹后，遂有“一发而不可收拾”之势，他把自己身边一些常用的东西全都变成了可怕的“炸弹”，诸如砚台，毛笔，怀表，座钟甚至帽子等等，周围的人知道后无不对他“敬而远之”，生怕哪一下让他不小心给“爆”了，他一再向大家保证，说自己身边的所有“爆炸物”全都有“保险装置”，别人是打不开的，“绝对安全”，可无论他再怎么“保证”，也没有人敢和他走在一起了（马玥管他叫“火爆唐人”，这让孙纲想起了后世的一个经典的小电子游戏“炸弹人”。）
经过了几天的试射和军械人员的讨论，孙纲还是决定在“找存折”发明的热气球上安装改进后的加特林机枪。
之所以选择加特林机枪而不是马克沁机枪，孙纲是经过仔细考虑的，水冷式的马克沁重机枪枪身重不说，还得多人操纵，不光射速慢，而且打完500发以后枪管就“开锅”了，必须更换枪管或等待枪管冷却下来，否则就会自己搞定自己，而多管的加特林机枪在这些方面就能强一些了。
这一天，在军工人员的努力下，中国的第一支“空军”——北洋特攻队气球队就此诞生。
装备了六管加特林机枪的热气球部队表现果然“不俗”，看着飘忽不定的热气球从天上往下倾泻弹雨，前来观看的林泰曾，张文宣和徐邦道都十分吃惊，只是在孙纲看来这只“武装热气球”表现的还不算太好，由于热气球的飞行状态并不稳定和加特林机枪的后座力问题，“气球兵”们不易瞄准，而且热气球载弹量也有限，热气球本身也极易受到攻击，不能用于支援前线作战，侦察和夜袭还差不多，但对于因循守旧的大清国来说，能有这个“兵种”本身简直就是奇迹。
他哪里想到，自己的这个“创意”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了以后战争的进程。
孙纲的这个“发明”提醒了林泰曾等人，他们分别也订做了几个热气球，不过不是用来支援步兵作战的，而是用来为部队提供侦察的。
林泰曾在向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丁汝昌的报告中说，“以热气球载兵勇升空俯瞰，所有山川地理，海中船舰，营防布置，一览无余，实为窥敌瞭阵之利器，德人亦惊叹心服”，建议在诸军中大力推广，但是，这样一个小小的“发明”，又因为朝中顽固派的阻挠而无法实行，丁汝昌只得命令在北洋海军及北洋护军中“试行”，等“经习战阵之后，再行推广。”
孙纲知道了也不以为意，因为这也在他的意料之中。
再等等吧。
因为，他这只小小蝴蝶，很快就要在大清朝廷当中掀起一场史无前例的“政治风暴”！
（九十五）民教问题
这场“风暴”最初的创意，是孙纲从白里安那位漂亮的女儿身上得来的。
这个金发美人很孝顺，自母亲去世后她就一直同父亲生活在一起，照顾父亲的饮食起居，耳濡目染之下，也算半个造船专家了，由于比较喜欢东方文化，法国人的浪漫不羁和东方人的沉稳含蓄在她的身上都有体现，总去白里安那里拜访的北洋船政大臣夫妇现在和他们父女俩已经很熟了。
和这个叫丽妮的姑娘接触多了才知道她居然还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从后世穿越来的孙纲对基督教倒并不陌生，在他原来的那个时代，周围的邻居老太太有一大帮人都是基督教徒，他手里还有一本《圣经》是高中的一位“红颜知已”送的，当初为了追她，他老人家可是把这本《新旧约全书》好一顿狂背，差一点就改了宗教信仰，后来她高中毕业远嫁东洋他才又重新“恢复”到了原来的“状态”，想不到那时候下的功夫今天居然用在了和金发美人的“沟通”上，让他无限唏嘘感慨之余也有了一丝“东边日出西边雨，东方不亮西方亮”的感觉。
自从知道了北洋船政大臣居然和大清国的其他高官不一样，对基督耶稣还颇有研究，可是让金发美人开心了好久，她立刻就动了让孙纲“改信归宗”的念头，在她看来，让一个大清国的高级官员“投入到上帝的怀抱中来”，其意义远大于正在建造中的战列舰对中国的影响。
可孙纲显然没有这个“思想觉悟”，他本人早已投入到另一个无比温暖的怀抱当中去了，当然，这个怀抱肯定不属于上帝的范畴。如果金发美人知道对北洋船政大臣来说她自己的怀抱比上帝的吸引力要大得多的话，不知道会不会放弃这个让这位大臣信奉基督教的念头。
但是丽妮的“热情”却让孙纲获得了一个灵感。
在西方基督教社会，基督耶稣的地位是至高无上的，与此相类似，在古老的东方，大成至圣先师文宣王孔子的地位也是一样的，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位一生历尽坎坷的伟大教育家，到死也没能实现他的政治理想。他生前可能根本没有想到，他的一言一行都会在今后的几千年里被奉若神明，到了大清朝，已经被多个朝代的封建统治者扭曲异化成了人们思想意识的牢笼，“儒学”变成了“儒教”，可这个“儒教”，和基督教相比，不一样的地方太多了。
说到底，是因为中国和西方的迎面相遇在广义上是一种文化冲突，这种冲突可以说是一把双刃剑，它可以给中华传统文明造成巨大的伤害，也可以使古老的中华文明发生有利于自身的转变，这要看中国能否因势利导了。事实上，许多改革志士——包括19世纪六十年代的薛福成，丁日昌，七十年代的李鸿章，郑观应，严复在内，都在大力敦促国人利用这一时机，让中国发生有利的变化。
可那些旧的势力，无论吃了多少的亏，仍然选择固步自封抱着自己的“教主”孔圣人的牌位去背对着这个“千年未有之变局”，以“不变应万变”。
对此，李鸿章曾经哀叹，中国“自商鞅，王安石变法而诛绝，后世人臣遂以守法取容悦，今各国一变再变而蒸蒸日上，独中土以守法为兢兢，即败亡灭绝而不悔，人耶？天耶？何得而至此耶？”
而今天，孙纲想拿着这些早该烂掉的家伙们和他们的陈芝麻烂谷子来开开玩笑了。
当然，他这次学乖了，绝对不会自己出这个头滴。
只是他后来才知道，这个玩笑开得有点大了。
那天他从丽妮那里回来后，一时兴起，看了一些关于最近的邸报和北洋军情处弄来的关于外国传教士在中国活动的历史和现况，才知道了为什么那个法国金发美人一心想让他改信基督教了。
其实基督教在中国本来也不是什么新鲜事，唐朝的时候中国就有了，当时好象叫景教（他是从电视里看到一件古老的文物“大秦景教中国流行碑”才知道的），明朝中期和清初就更多了，甚至于传播到了士大夫的上层，象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甚至崇祯皇帝也信过一阵子）等著名学者，都是有名的中国教徒，可见其影响之大。
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后，外国人在中国的传教变得公开化和合法化了，在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外国传教士获得了在中国内地购地置房，建堂传教的权利。由此，基督教各教派的活动便活跃起来，由此也引发了诸多的事端。究其原因，仍旧是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冲突，特别是在西方文明已经显现出其优越性而中国已经相对落后的情况下，这种冲突便显得更加的激烈了。
如果仅仅是信仰上的冲突，问题倒还不大，在中国传统的士大夫眼中，基督教不过是些“异端邪说”罢了，大可不闻不问，孙纲也知道，中华文明具有很大的包容性，能使五十多个民族能够长期和平相处（唐德刚在《晚清七十年》年里也说，中国从历史上来说就是一个无宗教的民族，群众百姓随拜随信，神佛道杂然相处，多个耶稣上帝也不为多，但若要全听全信，则断无可能。），信仰方面更是“儒，释，道三教合一”，没有谁觉得有什么不对（孙纲在起点看书这么多年了，在好多异世穿越和仙侠神话题材的书中，甚至可以说N教合一了，照样看得很爽），但实际上，事情并没有他想的那么简单。
时间到了十九世纪下半叶，传教活动已经有些变味儿了，失去了本来的面目，当时的欧洲列强在中国的传教活动并不是出于对中国的同情，而是传教事业和西方文化渗透的需要。欧洲列强对中国的资源和市场很感兴趣，而这帮传教士的“雄心”更大，他们志在改变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并企图用基督教义来取代中国的传统儒家文化。
和同样毁在基督教向外传播中的中美洲古代文明不同，中华文明历经数千年，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传统的儒家文化早就渗透进了人口众多的中国人的生活，西方传教士们根本无法达到他们的目的，为了吸引尽可能多的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