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战前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大全第二卷)主编:[英]阿诺德·托因比-第9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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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供应品上岸；这种策略证明是无效的，尽管它带来了许多困难。日本人施加压力要求立即任命一名日本籍督察，其地位应仅次于首席警官。如果能办到这一点，他们答应支付日本督察的工资。但是工部局得到美国、英国和法国驻厦门领事的支持，坚决抵制了这个建议。工部局相信，如果接受了日本人的要求，日本人不达到使首席警官去职的自的是不会罢休的。他们然后就能控制巡捕，并处于一种支配公共租界的地位。谈判从夏天拖到秋末，但工部局最终证明，它在拒绝任命一名巡捕房日本籍高级督察这件事上是做得成功的。当欧洲侦争爆发时，英国和法国的登陆小分队就从鼓浪屿撤走了，但是与那里的日军力量不相上下的美国小分队仍然留了下来。10月17日，鼓浪屿工部局和日本总领事达成了一项协议，并得到领事阶的批准。工部局同意在它的巡捕队中再任命一些额外的日本警察，并在镇压恐怖分子活动方面同日本当局合作，但是并没有作出什么让步来削弱它对公共租界的行政控制。10月18日，美国和日本的登陆小分队同时撤走。鼓浪屿仅仅是一块很小的地方，大约只有二百五十个外国人。但是如果日本人在那里达到了他们的主要目的，他们就会更加大胆地去上海也试试这同样的方法。然而，在对公共租界进行威胁时，他们触犯了所有其他主要缔约国的利益，结果是，他们遭到了集体的抵抗。此外，他们更加合法的要求，即公共租界工部局应竭尽全力来防止政治暗杀，很快地就被接受了。在1939年的春天和夏天，一种不同的情况在天津出现了。在这里，日本人能够集中力量主要对付一个大国，即英国；也正是在这里，象下面将看到的那样，他们有着一个较好的机会。在1938—1939年期间，英法两租界当局同驻在华北的日本军事当局之间的关系已发展到了危险的状态。正如在上海那样，日本人抱怨说，外国人管理的地区正在被亲重庆的恐怖主义分子利用来作为一个基地，以发动一场针对日本人扶植的华北临时政府的暗杀运动。日本人还断言说，向活跃在华北农村地区的中国游击队偷运武器和货币的走私分子，在英租界和法租界设有他们的总部。驻华北的日本军事当局指责英租界和法租界当局不仅没有能制止这种活动，而且缺乏协助搞好这项工作的诚意。这些非难也得到了东京日本政府的呼应。日本人还进一步声称，由两租界巡捕房的中国巡捕进行的调查和搜捕是十分无力的，因为他们自己就同情恐怖分子和游击队。他们要求把被控告有恐怖行动或参加恐怖组织的中国人引渡给亲日政权控制之下的当地中国地方法院审理。在这种情况下，英国驻天津的总领事建议，并得到英国驻华大使的同意，凡属在租界内从事非犯罪性的抗日活动的中国人应就地拘禁；但是，实际的或潜在的暗杀人犯则应移交给事实上的当局，如案件表面上的证据已属确凿的话。总领事也愿意开除工部局巡捕房的任何雇员，只要能够证明他确曾帮助过抗日活动的参预者。在这里，实际情况是，虽然日本人可能确实有证据来反对他们所控告的中国人，但他们要向英租界当局提供这种证据，则不能不使他们的情报来源遭到破坏，或者使被控告者预先得到通凤报信。另一方面，英租界当局也不愿意按对方的要求就把中国人移交给日本人或他们的下属人员，因为这样做会引起合法的中国政府方面的不好的反应。他们在租界中确实拘留了一些嫌疑犯，其中有一个叫苏敬武（译音）的，据说是一位著名的游击队领导人。但这远远不能使日本人感到满意。除了这个争论不休的恐怖分子活动的问题之外，正如在上海那样，还有其他争端问题。1938年2月，日本人在北平开办了联合储备银行，这是一家发行钞票的银行。他们希望联合储备银行券会排斥法币，即合法的中国政府的货币；同对他们采取措施，在华北日本占领区强迫使用储备银行券。但是要想取得普遍的信任，则新货币还需要有足够的硬币来支持。为此目的，月本人希望把属于合法的中国政府的两家银行——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的白银拿到手，并移交给联合储备银行。1935年11月，中国政府实行了币制改革，它包括发行一种管理通货和停止白银流通。但是在当时，日本人以出面干涉相威胁，阻止了北平和天津的这两家中国政府银行分行的存银运往上海。总值约五千三百五十万中国圆的银锭就这样存放在天津英法两国租界和北平使馆区的银行库房中。如没有这些地区外国当局的合作，日本人是不可能占有这批白银的；但日本人没有能得到这种合作，因为这批白银仍然是中国合法政府的财产。因此，允许日本人或联合储备银行的官员取走白银，或命令把它从会被抢走的外国管理区运走，都将是一种非中立的行动。这样，日本人就被剥夺了他们所支持的货币的一笔准备金，其价值超过三百万英镑；与此同时，由英国政府担保，英国在华的两家主要银行提供了五百万英镑，作为稳定中国638合法货币的基金。因此，日本人为这件事而对英国产生尖锐的敌意是可以想象得到的。到了1938年10月，日本人还怀疑放在英法租界的大批白银可能会被装上一艘英国船送往上海或其他地方，在那里可以用来增加法币的准备金。法国总领事建议，最好的办法是由各有关方面达成一项协议，把这批白银封存起来并就地存放，直到中日战争结束为止。英国总领事表示同意。英国和法国政府也是这样；最后（1939年1月）也得到了中国政府的赞成。在1939年4月危机之前，看来日本人也可能会同意，尽管他们仍然主张那批白银应移交给临时政府。他们对英租界和法租界当局拒绝下令禁止在其地区内使用法币，和除非存入不能兑换中国法币的特别账户，否则外国银行拒绝接受联合储备银行券这两件事，也大为恼火。到了1938年12月，根据日本军事当局的命令，大部分日本侨民和商号己从英租界和法租界迁走。随着他们的撤离，在英租界和法租界四周通往中国地区的各出入口都筑起了路障。表面上这样做据说是为了侦查恐怖分子，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有可能的。但是对待外国人，也要求他们出示护照；即使是这样做了，也还可能遭到留难。运往租界的食品也被拦截下来了。英国向东京提出抗议，得到的回答是，租界当局在对待恐怖主义问题上的行动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和使人感到遗憾的”。日本人还企图使意大利政府放弃其天津租界，但罗马方面并不准备走得那样远。1939年1月底，天津日军司令官本间中将到任。本间以前曾任日本驻伦敦武官；他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并被认为是英国的一个朋友和一个反对日本同轴心国结盟的人。他到达后接着就拆除了路障；他在会见英国领事馆当局时也是谦逊有礼而且友好的。但在反对恐怖分干活动方面，他坚决要求更有效的合作，而他的一些部下——或许是名义上的——则显然已准备强制这样执行。639日本人在英租界和法租界周围架起了电网，并着手修建一座跨河桥梁，把日租界同意租界连接起来。这样，他们就可以关闭原有的万国桥，而又不至于把他们自己封锁起来。领事馆的询问和抗议都没有回音，于是，英国和法国驻东京大使再提出抗议。3月11日，日本驻天津总领事宣称，这种措施的目的是为了防止租界里的抗日分子同外面的人接头联系。他还说，在这个目标方面的租界当局的真诚合作，将使这些障碍物的设置没有必要。一名军方代表柴山少将要求撤换工部局巡捕房中“不受欢迎的分子”，在那里任用日本人，并交出所有的嫌疑犯。日本人还开始在外国人身上搜查中国钞票（法币）并将其没收；这又成了引起新的抗议的原因。由于罗伯特·克雷吉爵士的建议，英国驻东京武官皮戈特少将在4月初访问了天津和北平，他同本间将军和华北日军司令官杉山将军原先的关系都不错。看来他的访问似乎有可能缓和一下紧张关系。4月8比英国总领事E·G·贾米森同本问进行了一次长时间的友好会谈，本间说，他只要求把从事反日政治活动的人驱逐出英租界。但随后就发生了造成危机的那起事件。直到1939年4月为止，在英租界范围内没有发生过反日政治暗杀事件，虽然在毗邻的法租界发生过两起这样的案件。政治罪行和其他形式的不法行为，在“特区”，即日本军队所控制的前德租界和俄租界内曾不断发生：一起特别恶劣的案件是天津英国商会会长H·F·戴奥特在1939年3月17日被武装匪徒绑架，一直到4月3日才得到释放。日本人不准中国巡捕携带枪枝，这也助长了法律和秩序的破坏。然后在4月9日，联合储备银行天津分行经理，新任海关监督陈连熙（译音）在英租界大光明大戏院被一名中国人暗杀。凶手还杀死了一名瑞士人，另有一名俄国人因640想抓住他也受了重伤。英国总领事立即要求日本总领事派日本宪兵带领英国工部局巡捕到日本人认为恐怖分子躲藏的地方去。他还说，暗杀陈的真正凶手和任何同谋犯（如果抓到的话）将移交给事实上的当局。其他恐怖分子嫌疑犯可以由日本宪兵或英国工部局巡捕加以审问，但在接到英国外交部的指示以前，只能予以拘国。根据已公布的英国总领事的电报和其中提到的一些未公布的电报的内容来看，以后的事情大概是这样的：进行了联合突击搜查并捕获了几个人。在被捕者中间有四个人被日本人指控是谋杀陈的同犯；另外两人没有被控告同此案有关，但也是同一帮的人，并发现他们藏带有炸弹。所有这六个人都是中国九路军的人员，他们利用租界作为他们的总部已有一些时候了。四名被控告为暗杀陈的同谋犯被移交给了日本人，由日本总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