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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始皇帝下诏，向天下郡县派出御史，全程监督，凡在规定期限内未能完成任务者，就地革职，如有故意拖延或抗令者，严惩不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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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皇帝的态度非常明确，坚持“法治”，坚持“大一统”基础上的“中央集权”。
始皇帝下诏推广的不过是一本代表法家学术思想的著作而已，但它的影响力太大了。
法家学术做为官学得到了天下士人的承认，但它现在竟然成了天下士人入仕的基本条件，那就等于严重打击了私学，打击了除法家学术之外的其他诸子学术，断绝了研习其他诸子学术的士人主要是关东地区士人的“饭碗”，更严重的是，它将断绝其他诸子学术的传承。
关东士人的入仕之路没有了，他们世代传承的学术要衰败乃至灭绝，他们必然要反抗。
始皇帝的这一策略也可以说是统一中土文化的一种办法，这种办法简单快捷，虽然是以灭绝其他诸子学术做为代价，但相比用保存和融合其他诸子学术的办法来逐步实现文化的统一，它具有时间上的优势。
此策实际上也是对“分封”贵族集团的一种打击，如果此策得以顺利实施并取得成功的话，“分封”贵族集团也就失去了“分封诸侯”的学术思想上的支持。可以想像，随着时间的流逝，等到中土官僚集团都是法家子弟，帝国的整个官僚集团都信奉“大一统”和“中央集权”，那“分封”贵族集团还能实现自己“裂土封侯”的梦想吗？
“分封”贵族集团首先是大秦的官僚集团。从这个集团的利益出发，他们当然反对关东士人加入到帝国权力和财富的分配之中。但“分封”贵族集团又妄图分封诸侯，妄图在帝国的权力和财富的再分配中获得最大的一块利益，所以他们的思想发生了变化，他们逐渐把自己从大秦的以坚持“法治”思想为主的官僚集团中分裂了出来，他们试图借助关东博士集团和关东本土地方势力来抗衡中央。
从有利于推进“分封”的目的出发，以右丞相隗状为首的在京豪mén权贵和以吴王公子高、齐王公子骧为首的地方势力纷纷上奏，他们虽然没有明确支持太子，支持关东博士集团，但也建议始皇帝和中枢考虑到当前的局势和关东地区的实际情况，行“仁义”之举修改严酷刑律，拓宽选才渠道以保全私学，延续除法家之外的诸子学术的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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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皇帝三十一年深秋，大秦迎来了实施休养生息之策的第二个丰收年。
“上计”开始，各郡国使者赶赴咸阳。经过初步统计，因为全国连续两年大丰收，而北疆镇戍今年的支出大幅削减，中央财政以最快的速度“触底反弹”。乐观估计的话，只要下一年度风调雨顺再获丰收，中央财政就能摆脱危机，迅速增长。
风调雨顺固然重要，而国内外局势的稳定则更是至关重要。
始皇帝书告武烈王公子宝鼎，授权他与匈奴人展开进一步的议和谈判。虽然双方结盟的阻力太大，但始皇帝认为，宝鼎可以在其职权范围内，以北军统率部的名义，与匈奴人在有限的范围内进行官方贸易，一方面赢得更长久的边境和平，一方面尽快挑起匈奴人和大月氏、东胡之间的战争，另外也可以利用这种贸易获得更多的战马，增强北军远征的能力，为几年后的北伐做好准备。
因为中央财政状况得到改善，未来一年的预期也非常乐观，所以中枢不少大臣建议重新开始直道的修筑，同时考虑到咸阳宫太xiǎo，更多的大臣建议在渭南上林苑中修建一座宏伟的新皇宫。还有就是始皇帝的骊山寝陵已经停修数年，也应该继续修筑了。
始皇帝有所心动，征询宝鼎的意见。
宝鼎毫不犹豫，断然阻谏，而且言辞非常犀利。
直道的主要工程量集中在子午岭和白于山，削山填谷，耗费惊人。前期在子午岭段的修筑之所以缓慢，就是因为其工程量超过了原先的估算。新皇宫和骊山陵也是庞大工程，保守估计仅仅所需征发的民夫就多达百万以上。百万人的建设大军，需要耗费多少财政？
现阶段帝国的国策就是“与民休养、轻赋薄徭”，就是要集中力量恢复国力，任何损耗国力的土木工程，不管是不是急需或者必要，一律禁止。凡违令者，等同于谋反叛国，杀无赦。
中央财政摆脱危机，持续增长，并形成良xìng循环，是确保帝国稳定和中央权威的基础。没有充足的财政，中央拿什么戍边？拿什么供养军队？没有军队，中央拿什么保证帝国的稳定，保证老嬴家对中土的统治？
宝鼎随后再上一道奏章，他在奏章中严厉警告文武百官，北疆镇戍关系到中土的存亡，南北战争迫在眉睫，中央财政在改善之后都要投到这场战争之中，谁敢打中央财政的主意，谁敢置北疆危机于不顾，那他就是大秦的敌人，十恶不赦，人人得而诛之。
此奏一出，咸阳震惊，所有关于大兴土木的呼声瞬间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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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冬来临。
宝鼎看到咸阳政局平稳，随即决定西巡，与大月氏王紫苏会晤。
就在这个时候，关东出事了。
《韩非子》在全国郡县刻制，凡帝国官僚都要研习，各级学府都要教授，但现实情况是，大秦本土郡县基本上能严格执行，而在关东地区却遭遇到了巨大困难和阻力。
秦人官僚毕竟有限，即便以武将领文职，也一样严重不足。治理一个郡县需要真本事，仅靠认识几个大字远远不够，再加上不同的地区有不同的实际情况，所以关东地区尤其是边远地区的各级府署中，大量征募关东士人充任掾属。
法家大贤和法家学术在关东诸侯国中的变法中曾经辉煌一时，但因为关东各国的变法先后失败，所以法家学术必然衰落，唯有在变法成功的秦国大放异彩。关东士人研习法家学术者寥寥可数，这导致咸阳的这一命令在关东地区根本无法执行。
难道把这些不是研习法学的掾吏统统赶走？当然不能驱赶，就靠这些人做事了，再说秦人的地方军政官长还要靠他们来培植和发展地方势力。既然这些人不能驱赶，要继续留用，那地方的军政官长如何执行咸阳的这一命令？
这些人根本不会研习法家学术，即便在强制情况下不得不学，也是一目十行，敷衍了事。不过考虑到他们自己的“饭碗”，他们尚不至于与官长们直接对抗，但地方的名士大贤不能不反抗，这关系到他们的生存，自身的生存和学术思想的生存。
按照咸阳的命令，中土的士子若想进入仕途，就必须研习法家学术，入仕考试的基础就是法学，而官僚的考核还是法学。学而优则仕，否则刻苦学习干什么？所以中土的士子只能去研习法学。
如此一来，其他诸子百家怎么办？没有士子研习，这些学术思想岂不失传？
第一个跳出来反抗的就是儒学，就是鲁国故地的孔氏世家，就是山东大贤孔鲋（fu）和他的数百名弟子。大秦博士之一的叔孙通就是孔鲋的弟子。
儒学领袖孔鲋振臂一呼，其他儒学大贤、名士当然响应，于是中原、河北、山东和两淮的儒家弟子纷纷以上书、进言等方式向咸阳和当地郡县官长提出抗议，其中一些情绪失控者更是直接冲击当地的府署和学府。
儒家为生存而战斗，其他诸如道家、墨家、名家等诸子百家随之响应，反抗大cháo迅即席卷关东。
六国潜匿余孽乘势而起，遭到秦人杀戮的神仙家方士也乘机散布谣言，更有图谋复国的六国流亡贵族和逃亡任侠在其中推波助澜，关东形势骤然紧张。
关东地方郡县的掾吏有的公开支持，有的默许和纵容，有的即便态度不明朗，但也想方设法保护自己的师长和同mén，而地方郡县官长们不管从自身利益考虑还是从地方大局考虑，在咸阳没有做出明确指示之前，也以劝说和安抚为主，只有极少数地方官长态度强硬，打算以武力镇制的方式强行压制，然而，通风报信者众，不待有所动作，反抗的士人就逃逸而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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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郡国纷纷上奏，以稳定地方为借口，有的恳请咸阳改变政策，平息事端，试图以此来赢得关东士人的好感，得到他们的支持；有的则恳请咸阳下诏镇制，以便乘机扩大地方权力，尤其是扩张地方镇戍力量，借机掠夺地方财富。
咸阳的文武百官在朝议上也是各执一词，有的坚持安抚，有的坚持镇压。
太子扶苏、右丞相隗状、驷车庶长公子腾等大臣以及关东博士集团从稳定国内局势出发，奏请始皇帝马上调整政策，不要让事态继续扩大，让形势失控；左丞相李斯、太尉蒙恬、护军中尉王贲等大臣则坚持武力镇压，以维护中央权威。
就在咸阳为此事争执不下的时候，从山东传来一个惊人消息，薛郡的学府被当地儒生纵火焚毁，学府内的教授和士子死伤惨重，闻讯赶去的薛郡太守在混luàn之中被人刺杀而死。
薛郡的治府就在鲁城，也就是孔氏世家的所在地，孔鲋带着儒家子弟第一个举起了反抗文化统一的大旗，也第一个引发了流血冲突。
薛郡都尉愤怒之下，当即武力镇压，当场斩杀数名儒生，抓捕了数百名孔氏弟子，羁押了孔鲋。
这一举动彻底激怒了鲁城民众。当夜鲁城暴*，暴民和背叛的掾吏里应外合，攻占了府署，杀死了薛郡都尉，占据了鲁城。
齐王公子骧和山东镇戍统率蒙信十万火急禀奏咸阳，请求发兵平叛。
始皇帝大怒，下令山东镇戍统率蒙信火速平叛。
始皇帝下诏山东各地，以强硬手段镇制关东士人，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允许动用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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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城的叛luàn尚未平定，从洛阳、邯郸、大梁、临淄、陈、寿chūn等地陆续传来关东士人在激愤之下，与当地府署发生冲突的消息，而中原的颍川郡、山东的琅琊郡，淮南的九江郡，江东的丹阳和吴县都发生了官员被刺事件，一时间关东风起云涌，局势急剧恶化。
始皇帝紧急下诏，蓝田大营十万将士即刻集结，做好东进准备。
又下诏给北军东行辕官长章邯，集结军队，随时南下平定关东地区的暴*，确保河北安全。
两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