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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封国制的实施。封国在边陲，边陲要镇戍军，镇戍军多少直接决定了封国的实力，而镇戍军建设由兵制所决定，所以兵制不但要改革，而且现在就要改革，以未雨绸缪，扼制封国实力的膨胀，确保中原对封国的控制。
牵一发而动全身，国策变革就是这样，尤其是基础国策的变革更是如此。
这个时代中土各诸侯国实行的都是征兵制，全民皆兵，凡适龄男子都要服兵役。自变法以来，郡县制逐渐在各国推广，于是实行以郡县为单位的征兵制，也就是郡县征兵制。服兵役的年龄一般在十五岁到六十岁之间。变法的另一个核心就是中央集权，君主要维护自己的权力，必然要增加自己的直属武力，于是由此就诞生了中央卫戍军。卫戍军是常备军，将士们是职业军人，由此就建立了常备兵制度。
变法之前，中土各级贵族都有宗族成员及其私属人员所组成的军队。打仗的时候，诸侯国君主和士卿贵族们的军队是主力，与征发的国人、庶民和奴隶一起作战。变法后，这一制度改了，以中央卫戍军和征发的郡县兵为主力，士卿贵族们的私属军队渐渐沦为贵族们的护卫军队，不再是战场上的主力，由此他们的实力下降，权势和财富减少，对君主和中央的威胁也被降到了最低程度。
现在大秦重建分封，重建封国，虽然封君和封国的权力受到严重制约，但假如没有完善的制度维持和巩固这种“制约”，没有一套坚硬的“枷锁”绑缚这些封君和封国，中央必定会渐渐失去对他们的控制，而绑缚他们的枷锁就是“军、政、财”三大权力，其中军权是重中之重。
封国在边陲，起到了“藩卫”中央的作用，但边陲的镇戍军数量庞大，中央在财赋上又要全力支持镇戍军，如果封君控制了镇戍军，那就等于中央拿钱增加封国的实力。自己给自己培养对手，中央岂肯做这种事情？
矛盾就在这里。封君和封国的作用就是藩卫中央，当然需要一定的实力，而中央若要控制封君和封国，就必须扼制封君和封国实力的膨胀。这个矛盾不解决，中央和封国的矛盾很快就会爆发，而爆发的后果太可怕了，不仅仅边疆镇戍要出问题，国内更会陷入战乱。
如何解决这一矛盾？最终要靠中央对镇戍军的直接控制，中央要牢牢掌控军权，于是兵制改革自然就成了迫在眉睫的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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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制改革的核心就是国防策略。
在国防策略上，是守外虚内还是守内虚外？是重兵镇戍边疆，还是重兵屯驻京畿？是采用以攻代守的积极防御策略，还是采用固守要隘的消极防御策略？
国策策略的选择，直接主导了兵制改革的方向。
如果是守内虚外，采用固守要隘的消极防御策略，那边疆镇戍主要由边郡和封国承担，平时可以征发兵役戍边，如遇外寇入侵，则加大征发兵役的力度，征发范围可以扩大到邻近郡县，而主要作战任务则由中央军承担。
此策的好处显而易见，因为边疆镇戍军武力有限，中央可以有效扼制封君和封国实力的膨胀，而大秦的主力中央军因为直接受控于中央，中央牢牢掌控了军权，导致中央可以凭借武力牢牢控制地方，加强中央集权。对于普通国人来说，尤其对中土腹地的郡县来说，一定程度上可以减少兵役的征发，这既有助于国人的安居乐业，也有助于王国经济的发展。
如果是守外虚内，采用以攻代守的积极防御策略呢？很显然，边疆镇戍军是大秦的绝对主力，封君和封国的实力必然因此而膨胀，更严重的是，因为频繁的对外战争，王国的财赋会被大量消耗，国人的兵役会被无度征发，最终不但损害了国力，也损害了中央集权，损害了王国的长治久安。
从两种国防策略的利弊上可以看到，中枢明显倾向于守内虚外，也就是消极防御的国防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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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选择守内虚外的国防策略，就涉及到一个中央军的建设问题。
中央军在内，边疆战事爆发，需要马上赶赴边疆作战，这个赶路时间的长短可能直接决定了战争的胜负，所以中央军必须是常备军，必须时刻处在战备状态。如此一来，常备军的数量就要扩大，职业军人就要增加。养军队需要钱，养一支十万或者二十万的常备军需要多少钱？这个耗费太大，中央财政目前无法承担。
中央军建设实行常备军制度，就牵涉到了兵役制度。常备军将士既然是职业军人，那郡县征兵制就不合适了，就要改为募兵制，征募壮勇为职业军人。两种兵役制度并存，那么中土腹地郡县的国人所承担的兵役就大为减少。
既然国人承担的兵役减少，那么国人就因此获利，既然国人因此获利，那么为什么不能让他们把获利部分上缴王国，做为王国养护军队的支出？
由此就牵扯到赋税制度的改革。
兵制改革在前，赋税改革在后，必须先把兵制改革的策略确立下来，然后就可以着手修改赋税制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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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鼎仔细看完中枢的书信后，心里异常窒闷，一股无名怒火更是喷涌而出。
他想到过变革的艰难，想到过在权力和财富的再分配中将有一番激烈博弈，但他没有想到的是，变革的最终承担者竟然是普通的国人，统治者们为了自身的利益，最终在权力和财富的再分配中，不但没有给予国人更多的利益，反而肆无忌惮地吞噬普通国人本来就少的可怜的利益。
王翦也在沉思。王翦看到的不是普通国人在变革中的利益损失，而是国防策略的选择，他无法接受守内虚外的国防策略，更无法接受把一支庞大的中央军放在京畿。此策说白了就是为了中央集权，就是为了实现高度的中央集权，但由此带来的恶果是中土在未来的南北战争中完全处于被动。中央是集权了，但中土的危机也严重了，这不符合中土的利益，更不符合本利益集团的利益。
中央都集权了，在权力和财富的再分配中挖去了最大的一块，我们吃什么喝什么？尤其赋税制度的改革，很明显就是要把财富集中于中央，那损失的不仅仅是普通国人，贵族们的利益同样受到吞噬，这是绝对不能容忍的事。
公子扶苏从储君和未来帝王的立场思考这个变革方案，倒是理解中枢的想法，不过他现在身在边陲，看到的是广袤而蛮荒的疆土，看到的是对中土财富垂涎三尺的北虏诸种，他的想法也就完全不一样了。消极防御肯定是错误的，大秦必须积极防御，必须以攻代守，必须杀出长城之外，赢得南北战争，否则中土根本就没有安宁之日，安居乐业长治久安更是白日做梦、痴心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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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鼎最终还是没有忍住心里的怒气，一掌拍到了案几上，他想骂，但不知道骂谁好。
治理一个王国太难了，尤其处在这个大变革时代，不管是君王还是士卿，都看不到未来的路如何走，都是在黑暗中摸索，哪一个不是如履薄冰如临深渊，战战兢兢的唯恐一失足成千古恨？
秦王政统一之后，当真不想与民休养？当真不知道与民休养对一个王国的长治久安意味着什么？他难道不知道穷兵黩武将给中土带来可怕的后果？
他知道，但他没办法，在中土刚刚统一百废待兴的时候，在中土历尽数百年的战乱终于可以停下来喘口气的时候，匈奴人从大漠蜂拥而下，他只能倾尽国力去北伐，只能去修长城，开直道，一切都是为了中土的安危，都是想把这个襁褓中的帝国保存下来，救活过来，为此他要集权于中央，要控制军队，要把中土的财富集中到一起。
只有集中中土所有的力量才能拯救中土，这是当时唯一的办法。秦王政做到了，但中土的生产力有限，中土当时的条件太差，秦王政掏空了中土的血肉，帝国在他死后终于轰然倾覆。
其实，就算秦王政没有死，是不是就没有陈胜吴广在大泽乡的揭竿而起？就没有六国贵族的疯狂反抗？帝国已经被掏空了，国人的反抗是必然，只不过需要一个契机而已，这与谁在皇帝的位置上没有任何关系。
看看当时的南征。王翦率军渡江之后，是不是横扫江东？楚国和其他各国的贵族后裔是不是都战死在江东？如果他们都逃到了南岭的南方，联合百越人一起负隅顽抗，甚至不断反攻江东、江南，秦国怎么办？当然只有继续攻击。
屠睢带着五十万大军，分五路南下，难道仅仅就是为了开疆拓土，仅仅就是为了满足秦王政的个人私欲？这显然经不起推敲，最好的解释也就是秦国为了集中力量对付匈奴人，为了避免陷入两线作战的窘境，不得不采取的一种战略。
再看看当时老秦人和楚系贵族的没落。统一后分封甚嚣尘上，隗状、王绾和冯劫这些公卿大臣显然都支持分封功臣，但一旦分封了，贵族们各自忙于掠夺权力和财富，大秦哪来的力量去对抗匈奴人？南北战争还怎么打？所以秦王政非常果断，以雷霆手段把这些贵族统统赶出了朝堂，赶出了军队。
统一刚刚结束就大举南征，但统率却是屠睢、任嚣、赵陀这些人，那么王翦呢？王贲呢？蒙武呢？李信呢？这些功勋卓著的大将都在哪？秦王政为什么不让他们率军南征？秦王政为什么要放弃他们？为什么要弃置不用？唯一的解释就是这些人和秦王政政见不合，是秦王政在朝堂上的政治对手，秦王政不能用，也不敢用。五十万大军交给这些人，一旦他们以武力胁迫咸阳，秦王政怎么办？
南征尚未结束，北伐就开始了。秦王政为什么要两线作战？肯定是没办法，北方边疆的形势已经到了不打不行的地步，否则他断不至于倾尽国力，断不至于以吸噬大秦国人的血肉为代价同时进行南征北伐，同时在两线作战。
北伐的统率是谁？是蒙恬，那些老将还是全部弃置不用。打下了河南，夺回了云中，然后就是迁徙人口屯田，把几道长城连为一体，期间还有一个大工程，那就是直道。
直道的修建肯定比北伐要早。直道肯定是为北方战场而修建，先修到白于山、横山，这样就可以支撑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