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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群体里最凶险的一个。”
“可惜没有机会跟她交手了！”叶独开不无遗憾地顿了顿，“不过凭感觉，我面对的对手也不是个一般的角色。”
“如果万一真是同一个人呢？”
“很有趣的假设。”叶独开笑道，“你说过她在南京从不使用无线电通讯，说不定她根本就不会无线电通讯技术。所以如果这个人是她，必须满足两个条件：一是她在几十天之内学成了一流无线电高手，二是她变成土行孙从国民政府监狱里遁土而逃。这两个假设都是不可能的，呵呵……”
“我要告诉你，”王树槐一脸认真地说，“一、她本身就是一个无线电高手。我曾亲自审讯过她，不使用无线电，是因为她自认为有更安全可靠的通讯方式，但这种方式恰恰让她栽在了我们手里。她曾很不服气地说，她的失手不是她的无能而是她的通讯员太笨。二，”王树槐面带愧色地低声道，“说起来难以置信，她真的从铁桶一样戒备森严、专门关押要犯的南京老虎桥监狱越狱逃脱，最后失踪了！”
“什么？”叶独开和万馨一齐惊呼。叶独开注视王树槐足足有五秒钟，看他丝毫没有开玩笑的意思，便苦笑着从烟盒里抽出一支烟抛给王树槐，“看来我真的还有机会！请你再详细谈一谈，怎么捉到她，又怎么让她跑了。我更关心她的通讯联络。”
“好吧，我重点谈通讯联络。”接下来他说得很快。
38。计擒日谍
最高军事会议的泄密、蒋委员长两度险遭暗杀，无可辩驳地证明：日本间谍打入了中枢部门。因此，蒋委员长密令戴处长秘密调查，限期二十天破案。
戴先生不敢怠慢，调特务处足智多谋、经验丰富的专家骨干组成破案小组，我有幸列为小组成员。我们分析，几次泄密，参加人员除几位高级军政人员外，只有陈布雷和黄浚担任记录。陈布雷追随蒋先生多年，历来深得蒋先生信任，且从来深居简出、不事交际。黄浚父子恰恰相反，生活奢侈放荡，嗜烟酒，好赌嫖，支出大大高于收入。二人皆留学日本，与日本人素有来往，被列为重点嫌疑对象。
破案小组一合计，决定从“扩大总理纪念周”开始着手。当时会场宣布搜查刺客之时，一辆轿车向校外疾驰。门卫见是行政院的车子，又有特别通行证，就放行了。几分钟后，军警驾车追到孝陵卫，发现目标汽车着火，驾驶员毙命。而两个刺客已无影无踪了。
轿车正是行政院机要秘书黄浚的，那么他与此案有没有瓜葛呢？警察们一致否认。理由是车子刚出门，他就主动报案：“我的车子被驾驶员擅自开走了，很值得怀疑……”
破案小组可不这么看，贼喊捉贼的事见得多了。
所有参加最高军事会议的人员全部被秘密调查。当然，黄浚被重点关照。对他的调查由我带队具体负责，每天有两个人分班跟踪监视，连续一周毫无发现。黄浚每天上班、下班，除了家就是行政院；中午到国际联谊社吃饭，也是独来独往，从未见他与任何形迹可疑的人接触。我分析认为，黄浚平时爱好交际，一天没有交际活动都不自在，这一周知道风头很紧，突然一反常态，这很不正常，反而说明他心里有鬼。于是我们扩大监视面，他儿子黄晟也被我们监控。
黄浚每天吃午饭的国际联谊社，在新街口附近的香铺营，是跟中央党部、外交部、励志社有关的一个特种勤务单位，主要为南京的外籍人士提供一个休闲娱乐的公共场所。这里餐厅价格公道，质量也不坏。附近上班的官员都喜欢来这里解决午餐，黄浚也不例外。
跟踪的人当然不能进餐厅。好在大厅一侧安放了舒适的沙发，供客人休息和等人、等座位。沙发对面墙壁上，设有一排挂钩，用于悬挂雨具、帽子之类。跟踪黄浚的特工人员，每次都坐在沙发上假装看报或打瞌睡。
我感觉国际联谊社是唯一可能出状况的地方，是不是跟踪的弟兄走了眼？眼看一周时间过去了，案情毫无进展。我心里着急，决定亲自出马跟踪他一回。
这天，黄浚在里面大吃大喝。我咽着唾沫在外面沙发上枯坐，无意中发现挂钩上并排挂着两顶一模一样的呢礼帽。本来这样的巧合也不是不可能，问题是这其中一顶呢帽是黄浚的。这就不能不引起我的注意了。大热的天气，讲究风度的男人通常戴个软边的“巴拿马草帽”，或者流行的“拿破仑帽”，有一个像黄浚那样戴呢礼帽就不寻常了。在这小小的餐厅，居然有两个戴呢礼帽的，而且戴一模一样的呢礼帽，那就太不同寻常了。
其中一定另有蹊跷！
我当机立断，决定看一看另一顶呢帽的主人是谁？因此，黄浚拿了礼帽出餐厅，我没有亦步亦趋跟上去盯梢，而是稳坐沙发上，紧盯那顶呢帽。过了一会儿，终于有个人伸手去取帽子。此人个子不高，穿一身灰色西服。西服的款式有些怪模怪样：一根束腰的皮带，系在肚脐以下。这是日本西服的招牌款式。
我当时内心很激动，感到突破口就在眼前。不过冷静地一想，黄浚跟日本人戴同样的帽子，只能说引起了我无限的联想，我并没有真凭实据。这就需要继续求证，于是我决定再不动声色地冷眼旁观。
第二天中午，黄浚依旧戴着那顶呢帽到国际联谊社，依旧进门脱帽，随手往钩上一挂。过了没多久，那个日本人也来了。这一回他没穿西服，帽子也挂在别处，并未像昨天那样，并排相悬。
惭愧啊！我暗自庆幸。设想一下，那个愚蠢的日本人，如果昨天不穿一件“日本式”西服自暴国籍，如果昨天不把自己的帽子跟黄浚的并排而挂，他如果昨天不同时犯这两个致命的错误，恐怕就很难引起我的注意，也就不可能露出狐狸尾巴了。当然，地下工作随时随地都是以命相搏，犯任何一个小错误都可能带来灭顶之灾。日本人连犯两个大错，真可谓自取灭亡。这也是后来审讯中，井田樱子极不服气、深以为憾的地方。
我假装等人等得不耐烦，站起身在大厅里来回踱步。当然，我眼睛的余光一直通过餐厅大门扫视着里面，看他们会不会接头。结果大失所望，黄浚一个人坐一桌，日本人远远地坐在另一桌，而且有朋友在一起，谈笑正欢。
“这是怎么回事？”我感到沮丧极了，茫然地回到沙发上。也不知过了多久，偶尔抬头一望，不由得大吃一惊，黄浚的帽子不见了！
他走了！我居然没看到！我慌忙奔出门去，左右张望，哪里还有黄浚的影子？我心里懊丧无比，堂堂特务处独当一面的上校站长，竟守在眼皮底下把一个大活人盯得“脱梢”，传出去还不叫团体的同志笑掉大牙！
我满心不快，汗流如浆，懒懒地回去，到晚上躺在床上，还辗转难眠，心里总想着这件不可思议的事。到半夜突然灵光乍现，暗恨自己糊涂，巴不得马上天亮，马上到中午，以证实自己的猜想。
事实证明，我的猜想完全正确：黄浚的帽子被日本人戴走了，但人没走；黄浚走的时候，自然戴走日本人的呢帽。他们在神不知鬼不觉中，交换了帽子，也交换了情报。那天我其实只需望一眼餐厅里面，就会看到黄浚，就会恍然大悟；但当时实在有点心慌意乱了。
日本人的身份很快查明了：他的公开身份是日本大使馆管理员。跟踪发现他跟廖雅权来往频繁。当然，后来我们才知道，他是井田樱子的地下交通员。
余下的事就处理得得心应手了。通过国际联谊社的内线配合，我们分别检查了两顶帽子。黄浚的礼帽，帽檐内侧的一道皮圈中，夹着一张纸，蝇头细字写着中央最新的决定，一条是政府决定向国际联盟提出报告，陈述日军在“七·七”、“八·一三”开衅的经过，指控日本政府负全责，并要求国际联盟对日本的侵略行动加以干涉和约束；再一条是军政人员预备调动的情况。为不打草惊蛇，我们对两张便条拍照后又偷偷放回原处。黄浚的笔迹样本早就搜集了，细加核对，完全相符，他的罪行确凿无疑。日本人的纸条，则指示黄浚重点获取南京城防及长江沿线的布防情况。
重大突破很快呈报到蒋委员长案前，委员长批示：择机抓人！
这时跟踪黄浚儿子黄晟那边的成员也有收获了：黄晟跟汤山温泉招待所服务员廖雅权来往密切。据查，在此之前，黄浚跟此人关系暧昧，并做了她的担保人。破案小组研究了这个情况，几条线一齐指向了廖雅权。戴先生凭着职业的敏感，觉得此事疑点甚大。于是，他亲自调阅廖雅权的资料，并偷偷观察了这个人，觉得疑团更多了。这么个绝色女子，文化程度又相当高，怎会屈就在偏远的汤山温泉招待所当一个区区服务员呢？而且一干就是好多年。经这么一点破，我们也觉得她的破绽露出来了。
委员长“择机”的目的，当然是要我们将整个间谍集团一网打尽。但应该如何采取行动，却大费脑筋，经反复研究才制定了一套方案。
首先要找一顶一模一样的呢帽，这其实也不容易。这顶呢帽不仅质料、式样、颜色必须绝对相同；而且要同样的牌子，同样的尺码，同样的新旧。帽子在南京没买到，这也在意料之中。如果是随处可买的流行帽子，说不定那个衣帽钩上就会挂三四顶一模一样的帽子，叫日本间谍们自乱阵脚。他们选择帽子时一定考虑了这些因素，所以才在夏天选了一顶独特的礼帽。很多事情有其利必有其弊，也正是这一点让我们起了疑心。我们从上海买来帽子，经加工“做旧”并仔细检查，确信毫无破绽后，才开始行动。
第二步，将日本人的呢帽调包。当然，我们准备的呢帽里，模仿日本人的笔迹重写了一封信，要黄浚当天夜里将所有间谍召集到他家开会。晚上十时左右，日本人要到场向各人发放巨额奖金。经过一番周折，成功实现了调包。
第三步就容易了，兵分两路抓人。一路直扑黄浚的巢穴。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