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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治天皇本人固然雄才大略，但更重要的是他恰好遇上了合适机遇，在时代潮流和民众选择双重推搡下，这才一步步走向神坛，成为万众膜拜的人间之神。如今大正天皇精神欠佳。时有怪诞失常之举，本非国家统御合适人选，但依然被捧上皇位，接受日本国民拥戴，其原因就在于他可以继承明治天皇衣钵。成为民众心中的信仰偶像。眼下中国形势与四五十年江户幕府第十五代将军德川庆喜大政奉还、明治天皇正式掌权时何其相像！明治天皇的崛起之路难道不值得我们思考学习么？
“尤其百熙一直以来在青年学子心目中地位崇高，被誉为‘当今圣人’。西部各省民众也视你为万家生佛。恰值现在大战将至，亟需一个强有力的人物站出来收拾人心以御外侮。在此大有为之时，难道我们不该乘势而为？难道任由黎黄陂、段芝泉等辈蛊惑人心？”
孙元起闻言顿时眉头大皱，忍不住厉声叱责道：“皙子你这是什么意思！您是想让孙某像袁项城一样破坏共和，然后身败名裂？还是想让孙某承继紫禁城中的大清衣钵，登上皇帝宝座？”
杨度却丝毫不为所动，依然慢条斯理地说道：“百熙你是格致宗师，对于万物本源之理应该更加透彻才是，既然大清皇帝、袁项城能够存在于世，并且能执政理国这么多年，难道其中就没有半点合理的地方？难道因为他们现在已经身死权灭，就要把他们留下来的所有东西全盘否定？若真是这样，那你的学问还不够纯粹，你的思想还不够通透，你的政见也未免偏激！在杨某看来，只要有利于国家、有利于民众、有利于时下、有利于将来，国会自然可以解散。若是时机得宜，便是皇帝也照样做得！
“此刻屋内之后百熙、蛰翁和杨某三人，咱们平心而论，民国成立这两三年来，国会除了沦为政争工具外还干了哪些有益之事？除了掣肘大总统府和国务院外，还有哪些积极意义？在杨某看来，袁项城解散国会并非昏聩之举，而恰恰证明他眼光独到，只可惜他为人所误操之过急，才最终身败名裂。好在上天待我们不薄，给咱们留下了一个虚弱的大总统府和一个残缺的国会，否则百熙你想随心所欲在山东与日本决战，无异于是异想天开！”
汤寿潜急忙打圆场道：“皙子说的确实很有道理，眼下大战在即，既要收拢人心，鼓励贤达建言献策；又不能放任自流，任由那些民党孑遗、北洋残部蜚短流长动摇人心，破坏大局。当然，百熙担心的也并非杞人忧天，如今国家已经走到这一步，肯定不可能再走回头路，谁胆敢破坏共和谁就会成为众矢之的，袁项城便是前车之鉴。更何况是复辟帝制？”
孙元起也道：“皙子槃槃大才，能想到的收拢民心、汇聚民力的法子肯定不下数十种，何必非要走破坏共和、复辟帝制等冒天下之大不韪的邪路呢？稍有不慎你我都会声名狼藉的！”
在另一个时空的真实历史中，杨度便积极主张君主立宪，串联孙毓筠、李燮和、胡瑛、刘师培及严复等人发起成立“筹安会”，为袁世凯登基称帝大肆鼓吹。袁世凯对其也恩宠有加，曾亲自赐匾题字，称他为“旷代逸才”。然而袁世凯的洪宪帝制刚一出炉，杨度便遭到全国上下齐声唾骂，在其家乡湖南被称为是“汉奸”，其好友梁启超也称他为“下贱无耻、蠕蠕而动的嬖人”。后来黎元洪继任总统，发布惩办通缉帝制祸首令，杨度名列第一，当真是臭名昭著遗臭万年！
杨度打开折扇摇了片刻，才接着说道：“古人有两句名言，一句是‘夫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一句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虽然这两句话都是古代君上对于普通民众不太信任的言论，但眼下公众民智未开，对于这场关乎国家气运的生死大战只怕是消极躲避远远多于积极支持，所以百熙真要想收拢人心，恐怕对日作战的消息暂时还不能公之于众。
“好在中国民众民智未开，虽然有些人已经接触到一点民主共和思想，但绝大多数民众在两千余年皇权统治下，心中对于皇帝、京城还有眷眷之心，对于政府颁布的公告、法令还有几分畏惧之心，这也是百熙你树立名望，拉拢民心的上好机会。所以你要尽快返回京城，用国务院命令对各府道州县的孝子、顺孙、义夫、节妇乃至高年耆宿、学问纯粹等名人加以褒奖，挑选严厉方正之人到各地巡视督查，对贪官污吏、匪徒恶霸加以严惩，借以彰显威权！”
汤寿潜笑道：“此计大妙！古往今来民间最喜欢的故事便是良善之人得到上官褒奖、奸恶之辈受到上官严惩，若是再加上钦差巡查、清官断案，那就更加广为传颂了！如此一来，百熙你的名字自然也会不胫而走，随之传遍四方，深入万千民心。”
对于这种俗套的情节，孙元起谈不上厌恶，更谈不上喜欢，当下只是淡淡地点了点头，然而提出了另一个思路：“自古以来，无论是皇上太子还是文武百官，都喜欢稳坐在戒备森严的深宅大院里，凭着各地报上来的奏章文书来了解民间疾苦。稍有外出则是前呼后拥如临大敌，等闲难得见上一面。究其原因，无外乎是当时交通不够发达、通讯不够便捷、风气不够开放、礼制不够宽松，即便偶尔有几个皇帝出京巡访，轻则被御史认为是靡费公帑、扰动地方，重则被后世讥为寻欢作乐、不务正业。现在交通通讯如此便利、民主共和风气渐开，咱们为什么不能走出去、请进来呢？”
杨度稍稍一愣：“百熙的意思是？”
孙元起解释道：“所谓‘走出去’，就是上至大总统、内阁总理，下至各部部长、次长等，在合适时间选择具有代表性的地方进行走访慰问、调查研究，乃至探究实情。比如近期苏北遇到旱灾，就可以前去探视灾情具体如何，然后决定应该如何救济；再比如河南地方不靖，便可以亲临该地区检查战备、督促作战等等。如果时机允许，甚至可以到周边的国家走访交流。”
在孙元起的印象里，后世各国元首至少有三分之一的时间是花费在奔赴各地调研、出国访问上面。而在民国初年，从上到下，大家根本就没有主动走出京城的念头和意识！
第四八六章得民心者得天下（下）
汤寿潜大吃一惊：“难道百熙你打算四处巡视，乃至出国访问？如今军旅未息，民生艰苦，四海动荡，八方告急，我们本应当镇之以静，无为而治，与民休息。何况现在民党余孽横行江南，北洋残部密布华北，若是有不逞之徒，效博浪之椎（张良在博浪沙命人用大铁椎行刺秦始皇），行豫让之举（豫让埋伏在桥下行刺赵襄子），那可如何是好？都说‘千金之子，坐不垂堂’，百熙你一身不仅关乎新中国党的兴衰成败，更关系到国家气运，岂能轻易以身犯险？”
这也难怪汤寿潜吃惊，中国古往今来数百位皇帝中，外出巡狩封禅或者借着体察民情名义出京胡天胡地的皇帝倒也有那么几位，可出国访问的事情还真没人干过。据历史记载，中国国家主宰第一次以“元首”身份出访外国的还数常凯申，那是1942年2月4日至21日他在出席开罗会议之前顺便对印度进行了国事访问，并会见了甘地、尼赫鲁等人。
——虽然在此之前，曾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数次浪迹海外，与日本首相等磋谈“中日提携，拯（gua）救（fen）民国”计划；常凯申也曾于1923年受孙中山委派，以孙逸仙医生代表团团长的名义访问苏联；或许还可以追溯周丞相、朱太尉、邓太宗等人早年周游亚欧之事。但这些人在出国之时都不是国家元首！
杨度也道：“现在大总统软弱无力、国会名存实亡，百熙你虽然名为内阁总理。实际上就是国家最高元首。一旦外出，警卫森严则地方扰攘。费用浩繁；轻车简从则容易被宵小之辈所乘，为祸非细，当日在东北为人所刺身中三枪便是前车之鉴。所以百熙你最好还是谨慎外出！”
听到杨度提起三四年前东北那桩子事，孙元起仿佛觉得受创处还在隐隐作痛，却还是摇头道：“当年东北遇刺之事纯属意外，咱们岂能因噎废食？再者说，现在是民主共和社会，朝为总理暮为路人。何必端坐在九重宫闱之中故作高深神秘？”
汤寿潜又劝道：“可是现在天下初定，政务繁殷，事事都需要你拍板定夺，你怎么能一走了之呢？而且眼下距离清帝逊位不过两年多时间，国内对于君上的看法还秉承皇权时代的规范，觉得君上应该勤勉节俭、仁慈爱民、摒除私欲、戒绝冶游。若是百熙经常出京巡视，只怕民间舆论会有负面之词！”
孙元起知道改变这种成见绝非一朝一夕之功。当下只好稍稍退让：“当然，孙某出京之前定会仔细权衡好政务与巡视的关系，不会如同黄鹤似的一去不返，更不会根刘禅一般乐不思蜀的，还请蛰翁、皙子尽管放心。”顿了一顿又说道：“所谓‘请进来’，既包括把各省民众请到京城来。也包括把洋人请进中国来。在过去几十年里国家积贫积弱，为了防止东西洋各国窥伺，便严禁外国人在中国内地随便经商游学、开矿建厂，唯恐他们见到好东西便动手抢走。
“现在中国境内到底有什么好东西，只怕洋人比咱们自己还清楚。已经不用再提防什么。而且马上欧洲就要爆发大战，各国兵力都会留在本土。失去了坚船利炮作为凭恃的洋人就好比被打断了脊梁，也硬气不起来，咱们终于可以站直腰板跟洋人们打交道了。客观地说，洋人们在工业、农业等领域还是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把他们请进来，心平气和地向他们请教求学，咱们可以少走不少弯路！”
汤寿潜道：“百熙把洋人请进来，无非是想师夷长技以制夷，这个道理倒是好懂。可为什么要把各省民众请到京城来呢？”
孙元起答道：“刚才咱们不是提到现在中国技术落后、民生多艰、民智未开、民气不振么？于是我不禁想到宣统二年（1910）四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