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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景范摇摇头，欲言又止。
孙元起停下脚步，指着路边一座大院子介绍道：“这里是去年年初刚刚成立的中华科学院，中国科学技术学会、中央学会等机构也在这里合署办公。虽然科学院成立未久，但经过国内外学子这一年多的辛勤努力，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比如与北平铁厂、汉阳铁厂、攀枝花铁厂联合组建的金属研究所，在金属材料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工程化研究方面取得了可喜的进展，极大缓解了我国工业发展对于各种金属材料的需求。再比如与山西省共同建设的煤炭科学研究所，目前对煤炭资源勘探、开采、加工乃至火力发电等方面初步形成相对完善的研究团队，假以时日必然做出一番业绩。
“现在中华科学院还有一大批研究所正在筹建，比如与海军联合成立海洋研究所，对我国海洋地质地貌、海洋气候环境与观测技术、海洋生态与生物资源等进行研究。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可以在化学研究所下面搭建一个自己的研究室，也可以自己动手另立一个生物化学研究所，争取在类胡萝卜素和维生素研究方面取得重大突破，为国民健康贡献自己的力量。”
第四四三章道心淡泊对流水
赵景范还是摇了摇头。
孙元起有些纳闷：“那行先准备去哪里？”
赵景范终于鼓起勇气：“先生，学生在回国途中曾认真思考过以后的人生将往何处努力，究竟是把自己的才智使用到科学研究之中，还是把自己的毕生精力奉献给主？就在我因为抉择而踌躇彷徨、痛苦思虑之际，偶尔在《圣经》中看到一则启示，说‘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圣经？腓立比书》）我顿时若有所悟。
“我当时就想，纵使我做出再大的研究成果，也不过是证明了主的意志与存在；而在凡事都能的主看来，一介凡人的才智无疑是微不足道的，唯有虔诚和光大耶和华的荣耀才能摆在神的祭坛上，此外再无其他苛求，所以我决心把世界和由世界而来的荣名厚利全都抛掷得干干净净。随即我把这些年发表的研究论文、荣誉证章等全都扔到了海里，只把博士文凭留了下来，为的是以此取悦年老的双亲和报答先生的厚恩！”
说罢，他从怀里掏出一纸MIT的博士文凭呈递给了孙元起。
孙元起兴味索然地看完文凭，然后递还给他：“给你父母也看看吧！他们虽然不认识上面的文字，或许他们更希望你能回心转意，逢年过节能在祖宗牌位前烧柱香、磕个头，但是信仰的事情谁又能说得清呢？这纸文凭也许能让他们在心灵上有所慰藉！”然后转过身，倒剪双手在前面踽踽而行，背影中居然有几分萧索落寞之意。
并不是孙元起不想说服赵景范脱离宗教，而是他知道自己的影响力根本无法与宗教媲美，自己说服赵景范只能是一时一刻。但宗教对于赵景范的诱惑却是时时刻刻！
晚清以来，西方传教士随着列强的坚船利炮一起敲开中国的国门，并在政治生活中发挥巨大影响，典型的例子就是各种教案层出不穷。据统计，从1856年到1899年这43年间。共发生重大教案700多起，直把清廷折腾得焦头烂额。最后发生了义和团运动，其实还是因为教案，结果大清从此一蹶不振。
当然，教会和传教士不仅是在政治层面，对于中国世俗社会的影响也远超今日所能想象。以至于很多知名人士都是出生基督教家庭或者成为信徒，比如首届中国科学院唯一的女学部委员（院士）、中国现代妇产科学奠基人之一的林巧稚女士就是出生于基督教家庭，并笃信基督教；被称为中国古生物学和地层学奠基人的杨遵仪虽然后来以75岁高龄入党，但也是出生在基督教家庭。再比如著名学者洪业、林语堂、简又文等都是幼年受洗，与陈寅恪并称“史学二陈”的陈垣、“落花生”许地山等都是虔诚信徒，而像著名历史学家方豪。本身就是天主教的司铎！
在这种氛围下，想要劝说一个笃信基督教的青年放弃信仰，无疑是非常困难的，而且吃力不讨好。所谓“宁动千江水，不动道人心”，破坏别人的道心被很多宗教视为是最重的罪业。
半晌孙元起才接着说道：“既然有志于传教弘道，我也不多阻拦你。只是你如此年青。又有如此才华，现在就全身心投入宗教事业未免可惜。而且你这出国一走就是四五年，回来便宣言矢志传道，惹得二老雷霆大怒，恐怕亦非为子之道。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摩西十诫中应该也有‘孝敬父母’这一条吧？”
“是第四条。”赵景范低沉而清晰地答道。
摩西十诫在犹太教和基督教中都具有重要的地位，是生活和信仰的基本准则，但在不同教派中对摩西十诫的理解和排序也不尽相同。就比如“孝敬父母”，在犹太教、新教、圣公宗、东正教中都排第五条，但在天主教、路德宗却排第四条。
孙元起自然不知道这里面的玄奥。继续说道：“《论语》中有云：‘四十五十而无闻焉，斯亦不足畏也已。’人这一生最富创造力的阶段就是二三十岁这个时候，年青人应该趁着这个时候勇猛精进，在知识上有所创造，方为不负韶华。——如果条件允许。我倒很希望建立一个国际性科学技术奖项，只颁发给四十周岁以下做出卓越贡献的科学家；而不是像某些奖项一样，把评选变成是科学家寿命大赛或老年科学家临终关怀。
“你现在虽然确定以传播福音为职志，但并不等于必须要放弃科学研究，相反，很多神父本身就是著名的科学家，也有很多科学家本身就是宗教的信仰者与传播者。比如文艺复兴时期著名的天文学家哥白尼，本身就是一名教士；被称为‘现代遗传学之父’的奥地利科学家孟德尔，本身也是天主教神职人员；而伟大的物理学家、数学家牛顿晚年虔诚信仰宗教的故事，更是载在科学史册。由此可见，科学与宗教这两者很多时候是并不矛盾对立的。
“虽然神职人员也可以依靠教会资助或者教友捐献而生活，但我想行先你这么年纪，又学有所长，必然不屑于依靠这些经济来源。在我看来，你大可以一边在经世大学或者中华科学院任职，从事科学研究工作，顺便照料双亲；一边利用假期或工作的余暇，进行传播福音工作。随着你工作业绩的日渐显露，你对教会的贡献也会越来越大。等你过了科学研究的黄金阶段或者双亲百年之后，再全身心投入宗教事业也不迟！”
孙元起提到建立一个只颁发给四十周岁以下青年科学家的奖项，是受后世菲尔兹奖的启发。不过菲尔兹奖要到1936年才首次颁发，而且只颁发给数学家，在孙元起看来有些遗憾，所以他想设立一个类似于诺贝尔奖、沃尔夫奖、邵逸夫奖、京都奖等既有丰厚奖金又有国际性影响的青年科学大奖。
但由于各种原因所限，孙元起终其一生也没能设立这个奖项。直到他与世长辞之后。才由民国政府、中华科学院、经世大学、华熙银行等共同设立“孙元起国际杰出青年科学家奖”，该奖项奖金高达50万元，颁发给在物理、化学、生物、天文、电子、农业、数学等领域做出卓越贡献且年龄不超过40岁的青年科学家。习惯上被简称为“孙元起奖”。
尽管该奖项几乎囊括科学技术所有领域，但每年最多只能评选出4名获奖者，还有不少年份出现空缺。所以也被全世界公认为最难获得的科学奖项。但凡能获得这一奖项的青年学者，几乎都在科学技术史上镌刻下了自己的名字。
见赵景范有些意动，孙元起又接着说道：“明清时期，西方传教士想要在中国打开局面，往往是通过各种先进的科学技术来打动上层统治者，比如维修钟表、铸造大炮、观测天象、修改历法等等。从而在朝野之间取得一席之地。自前清道光以降，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中国国门，进而威胁上层统治者，传教士的手段方法也为之一变。除了传统的‘奇技淫巧’外，他们更多的是利用医疗、教育等日常方式来消除隔阂，接近民众。从而传播福音。
“事实也证明，这些手段确实比走上层路线或真刀真枪胁迫更为有效。现在各种教会兴办的大中小学遍布中国大江南北，很多学校也因为教学成果卓著而成为开明士绅教育子女的首选之地，比如我之前任教过的崇实中学就是美国基督教长老会资助创立的，还有美国公理会创立的贝满女中，而美以美会资助的汇文中学更是遍布京津苏沪各地。
“当然，更有名的是培养高等人才的各类大学。像北京有美国公理会、长老会、伦敦布道会、美以美会及伦敦医学会合办的协和医学院，美以美会独办的汇文大学；上海有美国圣公会设立的圣约翰大学、美国南北浸礼会兴建的上海浸会大学（后来的沪江大学）、天主教耶稣会主办的震旦学院，苏州有美国监理公会创办的东吴大学，南京有美国美以美会建立的金陵大学，杭州有美国长老会主办的之江大学等等。这些兴办教育的传教士不仅达到了传布福音的愿望，也客观上推动了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
赵景范低声辩解道：“我只想宣讲《圣经》、传播福音，并不想依伴哪个教会，更没有兴趣和能力创办学校。”
不知是孙元起没听见，还是他不想纠缠于这个内容，依然在教育问题上大肆发挥：“在我看来。神父的传教布道与老师的传道受业其实并无二致，大家都是言传身教，只不过传授内容不同罢了。现在中国民众民智未开、生活困苦，无论是做神父还是当老师，首要目的都是开启民智。让他们拥有赖以谋生的技能，从而积极向善。而作为神父的你，或者作为老师的我，难道不该率先垂范么？
“现在你有能力得到一份工作，薪酬足以让自己衣食无忧，而且行有余力还可以用来助人，为何还要以传教布道的名义去夺取贫苦民众菲薄的收入？我觉得传教布道不一定非要是衣衫褴褛、头戴荆冠奔走四方，也可以用自身的一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