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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元起道：“中国法学会作为中央学会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学部的当然成员，以后由中央学会资助也在情理之中。只不过将北京法学会整顿升格为中国法学会之事，却大有商榷余地。”
“这是为何？”王锡銮皱眉道。
孙元起答道：“诚然京师法律学堂和北京法学会在中国法学发展史上都具有发凡起例之功，但它们能否代表中国法学、组织中国法学会，这还很有疑问。就孙某所知，仅宣统元年（1909）学部总务司统计，全国便有法政学堂47所、学生12282人，分别占学堂总数的37％和学生总数的52％。这些学校有所著述的学者能够对京师法律学堂和北京法学会衷心服膺，唯你们马首是瞻？只怕京城地面上的北京大学、经世大学、北京法政专门学校等学校的法学师生首先就不服！
“此外还有留学海外的学生。仅宣统元年到三年这三年间，赴欧、美、日的公费和自费法学留学生就有958人；若是算是以前的年份，总数不下两三千人，其中不乏伍文爵（伍廷芳）、王亮畴（王宠惠）之类的名校法学博士。他们又会对你们服气？莫要让你们京师法律学堂和北京法学会成为法学界的笑柄！”
王锡銮这才默不做声。
孙元起继续说道：“当然，韧盦兄提出的建议很是很具有可行性的，而且你们京师法律学堂和北京法学会的先导之功也不能忽视，不如由你们召集京师地面上的所有法学专业师生，对有专门著述而又不具有互选资格的学者进行评述，最终选出不超过合格参选人数二十分之一的学者作为你们北京法学会的会员。你们法学学人素来以严谨和公正著称，想来制定的方案、选举的结果都非常公允。等你们选举成功，还可以将此经验推广到其他省份、其他专业。”
京师法律学堂总共不过500名左右的毕业生，即便人人都有著述、人人都来参选，按照二十分之一的比例也只有25人当选北京法学会的会员，还要再参加全国法学会的选举，最终必定无法操纵选举的结果。
王锡銮低着头想了片刻，才闷声答道：“谨遵孙先生吩咐！”
第三九九章系马高楼垂柳边（五）
尽管孙元起给出的最终答案没能让王锡銮完全满意，但全国的法律学堂、法政学堂毕业生毕竟可以通过这一途径，在中央学会会员互选中撕开个小口子，也算是足以告慰同侪了。然而他们也没有高兴太久，司法部就发布部令，规定所有法官均不得加入政党，凡已入党者须立即宣告脱党，未入党者以后也不得挂名党籍。
这也是民主政体“司法独立”的应有之义。但对于热衷竞选的政法系统官员来说，无疑是迎面一拳，直打得头晕眼花：没有政党，还玩什么政治？这回可真的是如同“一群太监上青楼”了！
不过在王锡銮、熊煜等人的主导下，北京法学会还是在年底恢复了会务活动，并重新编辑出版《法学会杂志》，也算是无心插柳柳成荫吧。其他各地各类学会也纷纷汲取、借鉴北京法学会成立的经验，成立了自己的组织，向中央学会发起冲击。
在接下来的一两个月，各省的会员选举还算平静，即便有什么纠纷矛盾，也都在可控范围之内，让孙元起长松了一口气。不过边疆的局势日益紧张，却又让孙元起把心提到了嗓子眼：首先是外蒙。
在民国元年年底的几个月里，政府上下从大总统袁世凯到副总统黎元洪，从内阁总理赵秉钧再到外交总长陆徵祥，几乎都在为外蒙事务忙碌，各地集会声讨、征兵筹饷等动作不断。但孙元起知道咬人的狗不叫，这般大张声势，无非是虚声恫吓而已，他们终究还是秉承袁世凯的指示：只宜镇静交涉，不能轻举妄动。
外交部秉承这一宗旨，先后与法、美、德等国公使沟通，希望他们政府能出面施压，强迫俄国取消《俄蒙协约》。谁知其他列强不仅没有善心大起，反而从中看出民国政府的软弱可欺。一个个像饿狗似的扑了上来，先是德国对山东提出土地利益要求，其次是日本首相桂太郎照会中国：如果中国答应沙俄在外蒙攫取的特权，那么日本将会在南满、内蒙照办，接着英法也在云南、西藏边境增兵，一副虎视眈眈的模样。
沙俄受此鼓舞，态度更趋强硬。俄国驻华公使12月14日提出中俄交涉的六项条件。规定中俄在没有签订条约之前，俄国将视蒙古为主权国家；道胜银行在华的一切损失，应由中国政府赔偿。限中国政府在24小时内给予答复，否则即视为默认。态度之嚣张，简直令人发指！
当然，沙俄的恶行还不止此。
12月27日。沙俄从海参崴调兵，强占呼兰府（现哈尔滨市呼兰区）。
1月12日，俄籍间谍佐治野夫代表土登嘉措与外蒙当局私下签订《蒙藏条约》九条，主要内容包括土登嘉措承认蒙古自治权及哲布尊丹巴的独立宣言，外蒙政府也承认西藏的自治权以及宗教领袖达赖喇嘛的地位，两国政府在此内忧外患的情况下应该永远互相援助等。
同日，外蒙伪外交大臣杭达多尔济抵达莫斯科。以答谢俄国政府承认蒙古独立为名，请求沙俄帮助蒙古训练军队、支援枪械等。随后他们获得了沙皇尼古拉二世接见。
1月26日，俄军三百余人经奉天辽原州（现双辽）侵入宾图王府（现辽宁省彰武县）。
1月27日，库伦蒙军头目丹柏江村率队千余人迫近新疆与外蒙交界布尔干河，并开始构筑防御工事。准备长期驻扎。布尔干河距离迪化（现乌鲁木齐）直线距离不过数百公里，新疆总督杨增新情急之下，赶紧电告袁世凯；也许他知道袁世凯是远水解不了近渴，在给袁世凯致电的同时也给孙元起发了一封电报。并询问该如何处置。
孙元起早就对沙俄及外蒙咄咄逼人的态度大为不满，只是一时间找不到插手的借口。闻听消息之后，相对于袁世凯“静观其变”的软趴趴回复，孙元起的态度显得极为强硬，除了当即命令杨增新派阿尔泰办事长官帕勒塔率兵前往查看之外，还对库伦的哲布尊丹巴提出严重警告：如果不在五日之内撤走布尔干河附近的驻军，将会采取一切手段予以强烈反击。
孙元起可不是随便说着玩的！给杨增新回电之后。马上致电驻扎山西大同的陆军第四十七混成旅、驻扎陕西绥德的陕西陆军第二师、驻扎甘肃宁夏的陆军第四十五旅迅速做好战备，随时准备以一半的兵力出师北伐；同时命令杨增新在距离布尔干河不到五百公里的古城修好简易机场，在西安的西北空军第一大队、在兰州的西北空军第一大队随时做好战斗准备；而航程较远的侦查飞机已经从甘肃最西段的安西府机场起飞，对布尔干河进行拍照侦查。
随后。孙元起又在百忙之中抽空到山西大同、陕西西安、甘肃兰州等地视察，特别是检查军队备战情况和军工企业生产研发情况，以此向外蒙和沙俄显示自己不放弃武力解决的顽强决心，希望他们千万不要会错意，一条道走到黑。
此行视察的重点是位于西安的中国航空技术研究院。
中国航空技术研究院的前身是经世大学飞机研究所，民国元年四月改为现名，并准备搬迁到目前这个位置。这里是秦岭余脉的一个山间盆地，位于西安城南，距离西安城近百公里。虽然距离远，但面积比原来大了许多。陕西军政府动用数千兵力和上万民工，历时半年才解决铺设水泥路面、建筑宿舍厂房、解决饮水电力等诸多问题，于去年年底的时候正式投入使用。
孙元起在陕西军政府都督赵景行、民政长钱能训等人陪同来到研究院，只见入山之后关卡林立，几乎是五步一岗十步一哨，至于看不见的那些暗哨那就更不计其数了。见孙元起面露疑惑之色，赵景行急忙介绍道：“为提防有人刺探情报或者故意破坏，故而由陈公洽（陈仪）率陕西陆军第一师第一旅驻扎在此处严加防守。”
“有效果么？”孙元起问道。
在后世，歼十五、歼二十、辽宁号刚刚露面的时候，沈阳的沈飞机场、成都的黄天坝机场、大连造船厂外不知有多少爬墙党、卧草党，手握着照相机、DV聚精会神地等待奇迹出现的那一刻。这些人中绝大多数都是本国热情的军迷，甚至不少人是从外地特意到此一游的。当然，其中也少不了各国间谍的踪影，想借机刺探情报。
由护理陕西巡抚转职为陕西军政府民政长的钱能训此时答道：“怎么没有效果？隔三差五总能抓住几个刺探军情。甚至研究院刚开始动工，就频繁有人过来窥视。”
“都是哪些人？”孙元起有些好奇。
“哪儿都有！国内的有北洋军的，也有革命党的，还有其他地方势力的。国外也有不少，什么美利坚、英吉利、法兰西、德意志、俄罗斯的，只要是列强都有份！其中最多的又是东瀛小日本，平均每抓住两个外国人中，就有一个是日本鬼子，甚至不少中国人都是受日本雇佣的！”钱能训咬牙切齿地答道。
孙元起摇头叹息道：“狼子野心啊！”
说话间到了研究院门口，李复几、张贻惠、聂帆、张泽宇等专家学者都在门口恭候。大家都是长久不见，见面自是一番寒暄不提。随后孙元起便一边视察一边询问研究进度，研究院众人都知道当前外蒙紧张局势，也知道孙元起前来视察的主要目的。张泽宇最先忍不住问道：“先生，我们真要和外蒙开战么？”
孙元起停下脚步：“打恐怕是要打的！如果外蒙当局能够悬崖勒马，取消独立，和中央政府展开和谈，我们自然不会主动和外蒙开战。只是现在哲布尊丹巴等人正做着皇帝的美梦，背后又有沙俄撑腰，要钱给钱，要枪给枪，恐怕不愿意再过以前的苦日子。而且这几个月以来，中央政府表现得又如此软弱，也让他们野心急遽膨胀，变得不可一世起来。
“不过我觉得打一下也好，和谈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苦苦哀求来的，而是真刀真枪一条条命换来的！打一下也能让外蒙那帮不知天高地厚的喇嘛王公知道，我们中原虽然暂时陷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