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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权其实如一尊金光灿灿的器皿，越是置于高台之上，越能增加其神秘感，最后足以让臣民匍匐跪拜，崇敬万分。故而日本皇室宣扬‘万世一系’，西方君主曾称‘君权神授’，我国则说‘真龙天子’。既然现在皇帝已经宣布退位，共和政体开始肇端，君权便如器皿跌落尘埃摔得粉碎，世人都看清楚了它的本来面目。即便现在把它黏合好再捧上神座，谁还有崇敬之心？所以如今别说君主立宪，便是虚君共和也是难以施行了。”
徐佛苏道：“难道任公打算就此寄情山水、归隐田园？”
梁启超愤懑地说道：“在下除了寄情山水、归隐田园，还能干些什么？办报？没钱！组党？没人！从政？没权！除了天天躲在院子里看看书、写写字，还能干啥？”
梁启超表面是在说自己，其实是在麦孟华面前隐晦地表达出对老师康有为的不满。
康有为的“维新变法”主张，只在甲午战争（1894）到戊戌变法（1898）年之间火过几年。自从庚子国变（1900）之后，这个主张就越来越远离时代，最终陷入穷途末路。然而康有为却始终抱着保皇主张不放，而且也不许他的学生弃暗投明，稍有忤逆便遭当头棒喝，动辄扣以“欺师灭祖”“大逆不道”的大帽子严加斥责。所以大部分学生碍于师道尊严，不能越雷池半步，只能跟着他一条道走到黑。
而且康有为野心很大。他的目标就是继孔子创设儒家学派之后，将儒家学派改造为儒教并成为儒教教主。与孔子并立并超过孔子。便成了康有为一个令其无法割舍的梦想。于是，他给自己起了个名号为“长（zhang）素”，即长于素王（素王即孔子），弟子则称呼他为教主、南海圣人等。由此可见康南海的雄心壮志。不仅如此，他还给自己五个得意弟子分别取了号：陈千秋号“超回”，即超过颜回。话说陈千秋和颜回有两点颇为类似：第一点，颜回是孔门七十二贤之首，而陈千秋则是康有为十大弟子中的大弟子。曾任万木草堂学长；第二点，颜回早死，陈千秋也是。可见康有为在取号上还是花了心思的。
梁启超号“轶赐”，即超过子贡。端木赐，字子贡，是孔子最亲近的得意门生，曾称其为“瑚琏之器”。从这个号上可以看出康有为对梁启超有多满意。所以康有为对梁启超也非常留意，不允许他稍有越轨。在这种顽固“保皇”标签影响下，梁启超1910年前往台湾募款，居然颗粒无收！
麦孟华号“驾孟”，即凌驾于孟子之上。麦孟华不仅是康有为忠实弟子，还是他的女婿。此次梁启超在他面前表达不满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康有为和麦孟华有翁婿之亲。麦孟华青少年时与梁启超齐名，在万木草堂弟子中有“梁麦”之称。
曹泰号“越伋”，即超越子思之上。孔伋，字子思，孔子之孙。被后世尊为“述圣”。曹泰与陈千秋齐名，不过也死得极早。
韩文举号“乘参”。即追逐曾参之意，唐德刚则戏谑为“把曾参当马骑”。曾参为孔子得意弟子，得到孔子真传，后世认为《大学》、《孝经》都是他的著述。韩文举也是万木草堂学长。
不仅孔子被康有为立志超过，而且孔门四圣（亚圣孟柯、复圣颜回、述圣子思子、宗圣曾参）和得意弟子都要被康门弟子蹂躏，足见康有为的狂傲无边。对此，章太炎用两字准确评判了康有为：妄人。
徐佛苏道：“现在海外华侨对于保皇一说确实不感兴趣，募集捐款较为困难，无钱办报倒可以理解。不过小弟记得前不久汤济武（汤化龙）、林宗孟（林长民，即民国著名美女林徽因的父亲）、孙伯兰（孙洪伊）、张士林（即著名哲学家张君劢）等人在上海发起成立共和建设讨论会，曾请你入会。会中负责人也时常与你书信往来，讨论民国建设各种问题，隐然有以任公为该会党魁之意。怎么你还说组党无人呢？”
梁启超冷哼一声：“他们之所以邀请在下入会，无非出于两个目的，一是以在下为幌子，招揽他人入会；二是以在下为幕僚，隔三差五帮忙出个主意。什么隐然党魁、精神领袖？都不过迷魂药罢了！”
徐佛苏又问道：“那从政呢？去年袁项城出山，就曾邀你归国任职，你坚辞不就；如今梁燕孙（梁士诒）又数数请你出山，你又婉拒。明明是你不想从政，为何推说没权？”
梁启超气咻咻地说道：“我要是回国任职，公路能给我什么职位？”
公路，三国袁术的字，这里是指袁世凯。这种文字把戏在清末民初的电文、日记、报章中经常采用，熟悉历史典故的人在看到这些名号的时候会自动翻译成真实人名，不熟悉的则如坠五里云雾，完全不知所云。其实它只是一个很简单的典故联想游戏，套路大致可以分为五种：第一种是用古代同姓人物的名、字、号、籍贯来借指现代人，这种情况最多，常见的有过庭（唐代书法家孙过庭；借指孙中山）、叔度（东汉名士黄宪，字叔度；借指黄兴）、龟山（北宋学者杨时，号龟山；借指杨度）、江陵（明代首辅张居正，湖广江陵人；借指张謇）；第二种是用同名人物的名、字、号、籍贯来借指现代人，比如巨源（竹林七贤山涛，字巨源；借指载涛）；第三种是用姓名的笔画部首来指代某人，比如山公（岑春煊）、土头（袁世凯）；第四种是典故中某人来指代现代人，这种也很多，也很晦涩难解，比如周公（周公摄政辅成王；借指摄政王载沣）、冢骨（《三国志》：“袁公路岂忧国忘家者邪？冢中枯骨，何足介意？”借指袁世凯）、城北（《战国策》：“城北徐公，齐国之美丽者也”；借指徐世昌）；第五种是现代人姓、名、字、号、籍贯反过来说，看上去几乎不知所云，比如北江（实际是指康有为，广东南海人；南对北，江对海）；徐佛苏道：“去年袁项城便允以法部副大臣，如果先生今年早些回国，想来内阁司法总长一职是不会花落他家的！”
第三二七章已见庙谟能喻蜀
梁启超怒道：“从事司法岂是梁某所长？梁某自束发受教以来便攻书读史，以修齐治平为己任。师事南海夫子之后，更是立志除旧布新与民更始。维新变法因故不成，梁某足迹踏遍日美加澳，苦读欧美政史财经诸书，意在一朝东山再起，可以为天下万民除弊。去年武昌兵变，如果项城真能知我，以国士相待，我自问对于图治方针可以献替于项城者不少。然而项城徒以名士待我，一则以法部，二则以副大臣，此种职位无关痛痒，即便梁某归国就任又能有多大作用？
“如今各省独立，局势混乱，如果项城能和我握手推心，天下事大有可为！项城坐镇于上，理财治兵是其所长。而鄙人则以言论宣传转移国民心理，使大多数人由激进而趋于中立，由中立而趋于温和。分途赴功，交相为用。待国富兵强、民心温和，便可渐次荡平全国各省，实行民主共和还是虚君立宪皆一言而决。而项城仍然虚言相邀而无诚心举动，即便归国后能以司法总长之职相待，又与共和建设讨论会笼络之举有何区别？”
梁启超求学于康有为，其他本领没学到，这虚妄狂傲的技能倒学个十成十！
学弟汤觉顿在一旁怂恿道：“任公才略盖世，尤富于政治思想，古今中外无与比伦，方今天下多事，端赖先生出山为天下苍生谋幸福。如今中国风云四起，正是豪杰大有为之时。以前你不也说过么：‘英雄造时势。时势亦造英雄。’虽然我辈不一定能做造时势的英雄，却可以做时势所造的豪杰。袁项城可辅则辅之。如不可辅，任公又何必俯仰依违因人成事？
“南方诸省响应革命党的虽然很多，但大半都是虚声恫吓激成民变，本身并没有多少实力维护局势，真要遇到什么事情就会作鸟兽散。就拿我们广东来说，新政府绝少人才，政策朝令夕改，地方漫无秩序。士绅民众人人怀有怨恨之心。只想要克复广州，简直易如反掌。广东是革命党倡乱之地，尚且如此，其他各省情况可以想见！
“任公和南海先生为海内外人望所归，若能率我同志自成一旅，返回广东提倡义声，两广之地翻手可得。十万之师唾手可集。然后整军北上驰骋中原，弭平祸乱，手定宪法，复我旧京，扶我皇室，执牛耳而为天下宰辅。岂不伟哉？如果舍此不图，依违于袁项城和革命党之间，他们需要贤才的时候就置于高位，他们不需要的时候就弃如敝履，一念及此。便觉英雄气短！”
别看梁启超刚才气焰熏天，一副“天下英雄。惟使君与操耳”的架势。听说让他回广东举兵造反，顿时矮了半截，神情也有些犹豫：“这——”
这就是秀才造反，三年不成！
徐佛苏也道：“明水兄说的颇为有理！想当初，任公和南海先生在京城搅动天下的时候，那孙百熙不过是经世大学一介教习。经过武昌叛乱，孙百熙摇身一变，成为内阁教育总长、新中国党党魁，掌有四川、陕西、甘肃之地，即便袁项城也不敢小觑。如果现在任公回广东起事，成就未必就输于孙百熙！”
汤觉顿见有人赞同自己的提议，更加兴奋：“正是、正是！孙百熙有经世大学，我们南海夫子有万木草堂，任公也在时务学堂担任过总教习；孙元起有赵行止、程虎臣、蒋介石、张石侯等学生，南海夫子则有十大弟子，任公的学生中还有蔡松坡（蔡锷）、范静生（范源廉）、蒋百里等。无论从哪一方面来说，任公也不输于孙百熙。”
梁启超摇摇头：“梁某连孙伯符（孙中山）都不如，怎么敢与孙仲谋（孙元起）相比？不说别的，赵行止、程虎臣、蒋介石、张石侯等人麾下数万将士，只要仲谋一声令下，不管对方是清室、北洋还是革命党，都会立即发起攻击，不会有丝毫犹豫。而南海夫子的弟子根本无人懂兵；至于梁某的学生几个学生，他们都有自己的想法。他们或许会尊重梁某本人，但绝不会依照梁某指示行事！
“再者，聚兵起事最重要的是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