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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学，你倒是说句话呀！”某人有些愤怒。
“嗯，你们确信没找错地方？我们这里是经世大学，京城离这儿还有四十里呢！”
第三、经历了孙元起遇刺事件之后，经世大学的安保明显加强。这些学生刚开始喊口号，就被近百名保安持枪监视，气势立马矮了一截。
这群人看应者寥寥，只好改变策略，直奔孙元起在半山居的寓所。保安们一看他们向孙元起住所冲去，顿时紧张起来，开始围追堵截。期间难免发生冲撞拉扯，一时吵闹之声喧天。
孙元起正在看各地提学使递上来的折子，不觉皱眉道：“发生了什么事？”
老赵出门看了看，回来禀报道：“老爷，好像是外地学生来学校闹事。”
“闹事？”如今身为学部尚书，有关学生的都属于份内之事。孙元起放下折子，“推我出去看看。”
“老爷，外面乱得很。你看？”老赵对刺杀事件有阴影，这种闹哄哄的场面自然不愿孙元起出去。
孙元起有些不耐，自己转着轮椅就往外走。老赵只好赶紧过来推着。到了外面，果然是乱成一团，有旁观的、有喊口号的、有指着鼻子叫骂的、还有扭打在一块儿的……
孙元起受伤之后，中气有些不足，便吩咐老赵道：“去，让他们别闹了，有什么事好好说！”
老赵出面，保安们识趣地住了手，赶紧过来围住孙元起。学生见此场景，猜也猜到是正主儿出场了，片刻安静之后，口号声像平地惊雷般的响起来，其中甚至能听见“打倒满清鹰犬”的声音。
孙元起皱了皱眉，推开了前面阻挡的保安，伸手示意这群因为激愤而面红耳赤的学生安静。结果学生们不仅不听，喊口号声音反而一浪高过一浪。他只好叫过老赵：“你过去跟他们说，我有伤在身，不能大声说话。如果他们想请愿，那就安静下来，找两个代表过来好好谈。”
第二四八章风起于青萍之末
总也过了十多分钟，那群学生才渐次安静下来。又过了良久，终于推选出两个代表，过来与孙元起面谈。
两个不到二十岁的小伙子依礼拜见：“学生王世杰、徐谟拜见孙大人！”
这就是清末的规矩。学生闹腾得再欢、再不成体统，见到师长还是会规规矩矩行礼。不像后世闹革命，老师要被游街、批斗、戴高帽、剃阴阳头。华夏被称为礼仪之邦，正是体现在这些细节上。
孙元起和声问道：“这里是学校，不是官衙，我在这里就是个教书匠，你们不必叫我‘大人’，称‘孙先生’便好。你们是到院子里坐下来慢慢说？还是站在这儿说？”
“不敢劳烦先生，我们就在这里站着说吧！”王世杰连忙答道。
孙元起点点头：“也好。只是我身上有伤，就不陪你们一起站着了。”
王世杰、徐谟连忙说道：“是我等打扰先生养病，还乞海涵。”
“说说看，你们为什么请愿？请愿的内容又是什么？”孙元起问道。
两人对望了一眼，由王世杰陈述道：“如今君主立宪，乃是世界潮流，不可阻遏。但我大清自光绪三十二年（1906）颁布预备立宪上谕以来，一直百计迁延，虽经四次大规模请愿，依旧怙恶不悛，使得全国士农工商不胜失望。然而大清近三百年恩泽未衰，国民尽管失望。却只有输诚再请，至于三、至于四。
“顾亭林有云，‘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东林书院的对联也说。‘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我等读书学子不敢忘记前贤教诲，在温世霖先生带领下，成立‘国会请愿学界同志会’，前往直隶总督衙门游行请愿。并决定以请愿同志会的名义，通电各省咨议局转教育会、商会，希望各界再次组团进京请愿。
“谁知直隶总督陈庸庵闻讯大怒。不仅派军警前往镇压，还勒令解散同志会。为了杀一儆百，又下令秘密逮捕温世霖先生，并以扰乱地方罪遣戍新疆。津门学子获悉后。无不愤懑欲死，欲再次请愿。但陈庸庵部堂闭门不纳，而且朝廷有旨，‘倘有罢课请开过会者，立即从严惩办。并将办学之人一并重处，以儆其余’。我等悲愤可以想知！
“近闻先生出任学部尚书，津门学子不胜欢忭。我等自小便读先生编写的课本，直到现在。素来景仰先生风范，知道先生不仅学贯中西。而且道德文章举世无双，熟知各国政体。见识迥出时人之上。所以昧死前来请愿！”
孙元起笑道：“你别给我戴高帽子，再夸我该羞愧而死了。我有几斤几两，自己还不知道？说吧，你们请愿内容是什么？”
心里却暗道：这陈夔龙真不省心，在湖北时就给我添堵，如今到了直隶，依然让我给他擦屁股！
徐谟道：“我们有三个请求。第一条，恳请朝廷无罪开释温世霖先生！”
“温世霖是学堂老师？”孙元起问道。
“不是。”
“那，温世霖是在校学生？”孙元起又问。
“也不是。”
孙元起有些生气：“温世霖既不是老师又不是学生，干嘛找我请愿？我是学部尚书，不是法部尚书！如果你们觉得他有冤屈，尽可以去找法部、都察院，与学部何干？好，继续说第二条。”
徐谟被噎得直翻白眼，半天才说道：“第二条，恳请朝廷速开国会！”
孙元起肃声道：“请这位徐同学记住，学部是分管全国教育的机构。速开国会与教育有一毛钱关系？如果接下来都是这种越俎代庖、问裁缝买菜刀的要求，你可以直接转身回去了！”
徐谟有些抓狂：“第三条，恳请朝廷尽早颁布宪法。朝廷圣旨命你纂拟宪法，你该不会认为这个也与你无关吧？”
孙元起反问道：“你们知道纂拟宪法大臣都是谁么？”
此时王世杰插话道：“知道，是度支部尚书泽贝子（载泽）、农工商部尚书伦贝子（溥伦）以及先生您。”
“既然知道，那我就给你们说个故事吧！”孙元起突然话锋一转，“从前有个屠夫，每天都要杀好多猪。周围的人都劝他：‘你每天杀猪是不对的，应该悔改。’屠夫回到家，便一改常态，亲切地对猪说：‘我杀了一辈子猪，心里也很过意不去，你们虽然是猪，也应该有猪主、有猪权。现在我尊重你的意见和选择，你想怎么个死法？不要怕，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畅所欲言嘛！’猪犹豫片刻，答道：‘其实，我并不想死。’屠夫拍着大腿：‘你看你看，说跑题了吧？’现在的形势就是这样。明白了么？”
王世杰躬身答道：“学生明白了！”
“既然明白了，那你还不走？”孙元起说完，王世杰真的转身走了。
孙元起又问徐谟道：“你明白了么？”
“我不明白！”徐谟直着嗓子嚷道。
孙元起大怒：“连这个都不明白，还来请愿？来人，把他叉出去！”
看着孙元起在众人簇拥下回到寓所，王世杰赶紧扶起被摔了一个大马趴的徐谟：“叔谟，我们也回去吧！”
徐谟还有些恼火，一膀子甩开王世杰：“他孙百熙到底什么意思？三条要求，一个都没答应，就给我俩讲个故事，这样就想把我们糊弄走？”
王世杰道：“孙先生不是已经说得很明白了么？前两个要求是不归他管，后一个要求则是他想管，人家不让他管。”
“对了，雪艇，他讲的那个故事是什么意思？”徐谟问道。
“你把故事中的‘死’换成‘宪法’，把‘屠夫’当成摄政王或者泽贝子、伦贝子，把‘猪’当成孙先生，就该明白了！”王世杰旋即摇摇头，“其实，把‘屠夫’当成满清政府，把‘猪’当成全国四万万国民，也未尝不可。”
听王世杰这么一剖析，徐谟总是明白过来，只好垂头丧气回去了。
1911年是多事之秋，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发生了很多载入史册的大事，比如4月27日爆发的广州起义，“碧血横飞，浩气四塞，草木为之含悲，风云因而变色”。虽然最终还是失败了，但因为孙元起这只蝴蝶，再加上迫击炮的作用，起义足足支撑了二十多天，最后在两广、福建清军围剿下，残部才退回香港。
当然，还有一些事情，最开始看上去是微不足道，最终结果却惊天动地，比如5月5日的一封奏折。
奏折是都察院给事中石长信写的，题为《铁路亟宜明定干路枝路办法折》。在折子里，石长信把铁路分为“干路”与“枝路”两种类型，主张贯通全国的主要线路（即“干路”）应该国有，由政府借款兴办；而其余的普通线路（即“枝路”），则可以由各省绅商集股商办。
看上去很合理，对不？
其实要回答这个问题，至少需要先明白两点：第一，清末铁路状况；第二，清末财政状况。
先说第一点，铁路是舶来品，按照产权可以分为“洋办”、“官办”、“商办”三种。甲午战争之后，清政府意识到铁路对于国防的重要性，除了特殊情况，不再允许外国插手铁路修建，改由自己动手——这也是詹天佑能够出头的原因之一。——但接连不断的赔款，让政府有心无力，只好委托给有实力的商人来集资办理。
效果很显著，短短数年间，就有多条铁路开工建成。但商人办理也有弊端，比如无法筹集到巨额资金、技术不过关、各自为政，影响了铁路之间的互联互通。在这种情况下，很多有识之士意识到了“铁路国有”的必要性。
再说第二点，清末政府财政状况非常糟糕，每年赤字都在三、四千万两，这就需要不停地以各种关税、盐税、厘金等为抵押向外国银行借款。尤其是1910年橡胶股票风潮，中国商人一下子损失了4000万两以上，造成市场急遽萧条，政府入不敷出的情况更加明显。已经把能抵押的全都抵了一遍，可是还有窟窿要填，怎么办？
修铁路之所以能鼓动大量商人参与其中，除了民族主义和国家利益外，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盈利能力非常可观。最初，政府赤字压力还不是很大，虽然也意识到铁路国有的必要性，但还能耐着性子和商人讨价还价。等到了1911年，政府因为金融危机，资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