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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五天赶到的志愿者分成一批·负责检查所有南下旅客，阻止疫情向关外扩散。之后赶到的志愿者每二十人编成一组，学完后按照规定，陆续进入东北从事隔离、消毒、焚尸等工作。至于相关差旅费用，你去找章行严讨要。还有什么问题吗？”
赵景行在随身携带的笔记本上记下任务后，抬头说道：“学生有两个请求。第一，此次任务动用人员在2000人以上，仅凭我一个人·就算三头六臂也忙不过来所以请先生把大学的保安拨给我一半，另外再请先生写信给阎百川、程颂云、蒋志清等师兄弟，让他们暂时过来帮忙。
“第二·此次任务涉及弹压、隔离等武力行为，东北民风彪悍，治安状况也不好，如果志愿者赤手空拳手无寸铁，难免会遇到危险。为了震慑宵小，请先生为我们准备2500支后膛步枪，新旧不论，单发连发都行，关键是要能用、带刺刀，子弹按每支枪30发配备。”
孙元起点点头：“派遣保安、给阎百川等人写信·自然不成问题。只是步枪需要朝廷批准，我不能先给你答案。不过不用担心，如果朝廷不给你们枪，我从北平铁厂给你们调拨门迫击炮！”
“那不如先调拨给我们吧？”赵景行急切地说道。
“…”孙元起顿时无语，在赵景行软磨硬泡之下才松口说道，“先给你们30门。”
赵景行大喜·兴冲冲去了。杨度也随之告辞退出。孙元起没有多想，继续伏案撰写《防疫手册》。
杨度一出门，就急忙去追赵景行，口中低呼道：“行止老弟，请留步！”
赵景行回过头疑惑地问道：“杨师爷，先生还有什么吩咐吗？”
杨度一边喘息一边说道：“行止老弟，能借一步说话么？”
赵景行眉头微微一蹙，婉言拒绝道：“你看，先生让我在20天尽量动员志愿者，这要涉及好几千号人，我必须尽快着手才行。如果你有什么事情，不如就在这儿说吧。”
杨度迟疑片刻说道：“百熙要你招募的志愿者，必须岁以上的学生。这里面自然有他自己的考虑。不过在我看来，却应该是‘韩信用兵，多多益善，。所以，不妨在年龄上适当放宽一些，比如14岁以上？”
“？”赵景行一言不发，双眼紧盯着杨度。
杨度自顾自接着说道：“家师湘绮老人曾给在下讲过一则陈年趣事，说他当年在曾文正公帐下平定发匪时，感觉发匪虽然号称悍勇，其实也是良莠不齐。行止老弟，你觉得发匪中应该哪一部分最悍不畏死？”
“自然要数跟随洪秀全从广西起事的老长毛！”赵景行答道。
杨度摇摇头：“老长毛自然凶悍，不过遇到形势不利，也知道暂避锋芒，并不是一味送死。要说发匪中最悍不畏死的，还数那群十四五岁的半大小子。他们奋勇直前，不死不休，丝毫不顾及身家性命，连成年人见了也退避三舍。你明白我的意思了吗？”
古往今来，童子军都是战场上一支不可轻视的力量，有时候甚至是打江山的中流砥柱。他们年轻，受伤后恢复较快他们单纯，极易受到他人蛊惑他们无知，漠视他人生命有如草芥。很多政治家、军事家都敏锐地认识到这一点，有意识地在军队中征召未成年人。远的不说，就说天朝吧。
我们先来看一组有趣的统计数据：
从1q55年到1965年间，共授予16人少将以上军衔，包括10位元帅、KO位大将、57位上将、177位中将、1360位少将。在这16人中，江西籍最多，共有325名，包括上将｀、中将38人、少将284人，占总人数的20148。其次是湖北籍，名湖南籍，22人安徽籍，128人。
177位中将授衔时平均年龄为45．1岁，其中最年长的是傅连璋，61岁最年轻的是刘西元、张池明、周志坚、谢有法，均为38岁。也就是说，多数是1910年左右出生。
1360位少将授衔时平均年龄为448岁，其中最年长的是史克全，63岁最年轻的是曹达诺夫·扎依尔、徐斌，只为35岁。当然，如果把这个范围缩小到1955年授衔的位少将身上，他们授衔时平均年龄则为43岁。其中50岁以上的少将85人，38岁以下的少将90人，多数人是在1914年左右出生。
所有的将帅中，共有1083人参加长征，占总数67．10％其中，江西人有303人，包括上将｀、中将37人、少将263人。
逻辑很混乱？数据很莫名其妙？不过我们根据这些数据，可以简单排出一位普通少将的年谱：1914年，出生在江西或者周边的安徽、湖南、湖北。
1929年，5岁，家乡闹革命，参加活动。
1930年，16岁，参加红军。
1934年，20岁，开始长征。
1955年，41岁，被授予少将军衔。
发现没有？很多人开始革命、参加红军的年龄都才十五六岁！
在我们耳熟能详的革命故事里，也有很多未成年人的身影，少共师、儿童团、少先队，潘冬子、王二小、小兵张嘎、刘胡兰。
赵景行再次深深盯了杨度一眼，没说任何话便转身离去。但杨度却没有丝毫失意，反而满脸微笑，因为他知道赵景行已经采纳了他的意见。
第二三九章苟利国家生死以
二三九、苟利国家生死以
忙完了赵景行的事情，孙元起又赶紧以朝廷名义在各大报纸上刊登信息，向全国征集医生和看护。令人感动的是，中外医生和医学院的学生十分踊跃，很快就足以组建一所合格的传染病医院。外务部右丞施肇基更是主动向自己推荐了一位大牛：伍连德。
伍连德，字星联，祖籍广东台山，1879年出生于马来西亚槟榔屿。1896年，他以优异成绩考取英国女皇奖学金，留学英国剑桥大学学医，专业研究传染病和细菌学。1903年，以有关破伤风菌的学术论文出色地通过剑桥大学博士考试，被授予医学博士学位。之后回到马来西亚开设诊所。
虽然他自幼生长在海外，但却有一颗赤忱报国之心。1907年应清政府之聘，出任北洋陆军军医学堂副监督。在真实历史中，他作为东三省防疫总医官主持了此次抗灾工作，短短四个月就扑灭了疫情，挽救了无数人的生命。
但这位被誉为“中国检疫与防疫事业先驱”、为中国的现代医学建设与医学教育、公共卫生和传染病学作出开创性贡献的医学家，却很长一段时间都消失在科学史研究人员的视野中。直到2003年**大爆发，这位“鼠疫斗士”才被人从故纸堆里翻出来，重新赋予他应有的荣誉和光环。
2007年诺贝尔基金会披露，伍连德在1935年曾以其“在肺鼠疫方面的工作，尤其是发现了土拨鼠在其传播中的作用”而获得诺贝尔生理或医学奖的提名。这意味着，他是华人世界第一位诺贝尔科学奖的候选人。伍连德的名字再次引起科学界的极大关注。
对于这样的人，孙元起觉得应该给予最大的尊敬。接到施肇基的推荐之后，他不敢怠慢，连忙和赵景惠等人一起搭乘火车赶赴天津，登门拜访伍连德。
赵景惠等人研究青霉素已经取得阶段性成果，本来准备一鼓作气完成项目。听说孙元起北上主持防疫事务，她们放下手中工作，主动请缨前往。鉴于她们态度执著，防疫也确实需要专业的药物研究队伍，而且赵景惠等人在研究黄花蒿素、青霉素时积累大量对付病毒的经验，于是就同意了。
到了天津后，孙元起穿着棉袍，轻车简从来到北洋陆军军医学堂。
北洋陆军军医学堂是袁世凯于1902年在天津创立，专门以培养北洋陆军军医为目的。最初学生为四十人，从天津附近居民中招募。1906年，学校从天津东门外海运局搬迁到海河北岸的黄纬路，学生人数逐渐增多，如今在校学生有一百五十名，分为三个班。
就像后世的军事院校一样，北洋陆军军医学堂门口站着两个荷枪实弹的哨兵，边上立着块大牌子：“军事禁区，严禁入内。”
孙元起径自走上前问道：“我们来拜访伍连德伍先生，他在学校么？”
哨兵看了他一眼：“伍监督在，但你不能进去。”说着，嘴朝大牌子方向努了努。
孙元起道：“还麻烦你去禀报一声，就说孙元起前来拜访，商谈东北防疫事宜，还请拨冗相见。”
哨兵硬邦邦地吐出两个字：“不见。”
孙元起皱起眉头：“我和你们伍监督有要事相商，你说不见就不见？”
哨兵嬉笑道：“有什么要事？是老婆感冒发烧，还是孩子出天花？”
孙元起冷冷地哼了一声：“既然你不去，那我自己去！”说完迈步朝校园里走去。
哨兵见他硬闯，赶紧卸下肩头的汉阳造，就想拦人。跟在孙元起后面的程子寅，用手轻轻拨开刺刀：“小子，我们老爷可是钦差大臣、学部左侍郎。你要敢乱动，小心诛你九族！”
“啊？”在哨兵淳朴的想象中，钦差大臣都是穿着簇新官服、坐着八抬大轿的主儿，前面鸣锣开道，后面侍卫环拱，哪有这样书生打扮的？难道是明察暗访？
哨兵不敢怠慢，利索地把枪挎在肩上，在前头一路小跑：“小的给老爷带路。”
离伍连德的办公室估计还有二三十米，那哨兵就大声叫道：“钦差大人驾到！”不用说，这小子肯定是相声听多了。
这一嗓子把周围屋里的人全都吼了出来，大家四下张望，除了看见哨兵身后跟着几个青年人，并没有发现任何钦差大人出现的迹象。正疑惑间，孙元起朝大家抱拳说道：“本人孙元起，奉旨负责东北防疫事务，特来拜访伍监督。”
一听这个年青人自称是钦差大臣，周围人纷纷上前跪倒，包括学堂总办徐华清、副监督伍连德。让孙元起非常意外的是，这位剑桥博士居然也戴着瓜皮帽、穿着长棉袍，和其他中国人并无二致。
几个不跪的想来是日本教习，听说是“孙元起”，赶紧凑上来问道：“您就是经世大学的孙百熙先生吧？”
“正是孙某。”
四五个日本人立马恭敬起来，规规矩矩地鞠了九十度的深躬：“敝人平贺精次郎等见过孙先生！初次见面，请多指教。”
寒暄之后，孙元起在伍连德办公室坐定，开门见山地说道：“数月前，东北鼠疫爆发，国民死者无数。日、俄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