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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总理大臣恭亲王奕訢马上发电向刘坤一询问，而他得到的回答却是：辽东我军完全遵守停战协定，没有放过一枪一弹；如有违反停战协议的军事行动均系各地私立团防和土匪而为。他们也是因痛恨倭人烧杀掳掠而采取的一些自卫行动，实是无可指摘。
其实这次行动还是远征军所为，是王英楷率领三团干的。当时，三团的侦察兵发现鬼子的运输队在汤池堡附近的一个小村庄宿营，押运给养的鬼子兵看到村民都躲到村外，便任意地宰杀村民放养的家禽，糟踏村民家中的家具物什。
村中一位年近七旬的老婆婆因腿脚不灵便，躲在家里没有出逃，见两个小鬼子抓走了自己喂养的两只老母鸡，上前去争夺，被没有人性的强盗用刺刀捅死在自己的家门口。王英楷在得到这一情报后很是气愤，一边派人报告冯华，一边连夜带人进行了一次夜袭，除了将一个中队的鬼子消灭干净外，还将运输粮草的马车全部截获。王英楷并不是鲁莽之人，他知道中日双方已经停战，如果有漏网之鱼很可能会落人口实，因此他在行动前也动了一番脑筋，事先让参战部队都化装成了土匪。
当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调查此事时，刘坤一特意将众将召集到了一起。在了解完事情的前因后果后，宋庆等人都觉得这是困死倭寇的一个不错办法，大加赞美之词。而俞虎恩更是主张再接再厉，把小鬼子全都困死、饿死。
看到众人的议论暂告一段落，冯华开口说出了一句让大家完全没有想到的话来：“各位大人，虽然小鬼子们也确实该杀并且此事还能给日本人以更大的压力，让人感到非常的痛快，但是我认为这种事却只可以干一次，绝对不可以一而再再而三。”
听到这句话与会者一下子全都愣住了，心中不由暗自奇怪：这事本来就是你们干的，现在怎么又说不能再作，冯华的葫芦里装得到底是什么药？
正确处理国际关系，遵守国际法准则，是现代人的政治常识。可是在那个时代，清朝的大部分官员，包括紫禁城里的那个老佛爷，这方面的观念非常淡漠。鸦片战争后，在极端愚昧的情绪支配下，清廷一再干出在枝节问题上制造违约的蠢行挑起更多的衅端。如庚子事变攻打外国公使馆，任意杀戮包括妇女儿童在内的外国侨民等等。
当然这时还没有到庚子年，冯华不能拿这样的事情说教，可是他还是说出让许多人吃惊的一番话来：“大家知道咸丰九年，洋人经天津到京城换约，忠亲王僧格林沁让官兵假扮乡勇袭击洋人船只，导致咸丰十年，英法联军再次发兵，致使京师不保生灵涂炭，复又签下丧权辱国的《北京条约》祸端。这件事足以让我们警惕，凡事不能因小失大。”
冯华说的事情可以说在座的几人全都知道，当时许多人还为此事拍手称赞叫好，但却从没有人往更深一层去探讨追究。
看到众人对自己举的例子都若有所思，冯华接着说道：“虽然小鬼子已是强弩之末不足为虑，但是一再破坏国际法准则，却很可能让同样对我大清虎视眈眈的泰西列强钻了空子。如果他们拿此事做文章，再生出更大的祸端来，岂不是得不偿失。还有，当前朝廷和太后议和的决心已定，中日再起战端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我们连续对小鬼子运送补给的车队进行袭击，痛快是痛快了，恐怕朝中的某些有心人会利用此事大做文章。”
几十年的宦海沉浮以及与洋人打交道的经验，不但让刘坤一行事极为的稳重，而且见识亦高人一筹。听了冯华的话，他接口说道：“子夏言之有理，当年文正公也曾说过‘九年，洋人来换和约，僧忠亲王诱而击沉其船。虽天下称快，但十年夷人复至，京城不守，几丧天下。某谓僧邸此败，义当杀身以谢天下矣！’文正公见识不凡，足见僧王处事不妥。另外，朝廷的意向也必须认真考虑，决不能给有些人以可乘之机。”
吴大澂对冯华的见解也表示赞同，他深有体会地说：“不仅是千万不要在这敏感的时候节外生枝，就是约定的条款也要字字句句仔细琢磨，不能让倭人再找到新的口实。倭人奸诈狡猾，往往利用文字挑起衅端。十年前与倭人签订《中日天津条约》，我也是全权大臣之一，其中第二款‘两国派兵交互知会’这一条，现在想来真是大错特错！如今让倭人借口出兵开衅，我想起来就痛心疾首。我既是大臣之一，没有洞悉倭人阴谋，愧对国家啊！”
自中日开战以来，吴大澂因当年他曾参与与倭人签订的这第二条款内心负疚已久，今天总算借此机会自责自悔，一吐心声。
冯华这时才明白吴大澂自告奋勇赴辽作战，除了出于书生的爱国激情和投笔从戎的素志之外，还有投袂而起效死疆场，一赎前愆的想法，禁不住对这位长者肃然起敬。他排解道：“前辈过于自责了，倭人征韩侵华的野心由来已久，即使没有这第二条款，也会找其他借口挑起衅端。”
魏光焘、李光久和俞虎恩等人与吴大澂的交情都甚好，闻听此言也都随声附和起来，对吴大澂劝慰不已。
面对俄、德、法三国的联合声明和采取的军事行动，日本大本营一面由外相陆奥宗光出头会见三国驻日公使，表示愿意接受三国的劝告，不再要求割让辽东金州厅；另一方面却指示“山东作战军”大山岩大将摆出向青进军的姿态，给清廷和中方谈判代表施加压力。
４月１０日，谈判进入了关键时刻。鉴于各方面的压力，日方提出了包括割让台湾、澎湖列岛，赔款白银一亿五千万两在内的最终条款。伊藤博文再次恫吓中方代表：“我可以坦率地告诉李先生，我们已经作了最大限度的让步，目前鄙国军民群情激愤，如果谈判一旦决裂，只等停火期限一到，我们将展开直隶作战。到那时，中国全权大臣离开谈判场地，能否再安然出入北京城门，亦属不能保证”。
伊藤的一番威胁言语刚刚落地，只听得远方汽笛长鸣，20余艘军舰由远而近，舰上炮塔高昂，旭日旗猎猎作响，可以说是从李经方的眼皮底下趾高气扬的经由马关出口，陆续驶向远海。
伊藤博文的警告和日本海军舰队故意由马关出口开赴大连，弄得李经方六神无主坐卧不宁。回到行馆后，他慌忙向李鸿章告警，认为“恐非即与订约不可”。李鸿章在了解完情况后，随即致电国内请示。
自从4月8日俄、德、法三国再次对日本进行干涉以来，京师之中从慈禧太后、光绪皇帝到军机处大臣和各部大员皆是一片欢欣，他们似乎已经看到了议和的最好结局：不外乎是承认朝鲜完全“自主”，赔一些白银、开一些口岸和允许日人建工厂之类的条款。可是当李鸿章传回日方提出的最后条款、得到日本本土海军正在驶向大连和山东方面日军蠢蠢欲动的消息后，满清政府内部立刻产生了极大的分歧。主和派认为：日本已经再次增兵，如果重新开战恐怕京城将不能保全，主张“能争则争，如竟无可商改，即遵前旨，与之定约”；而主战派则认为：台湾、澎湖是祖宗传下的基业，断无割让之理。主战与主和两派再次为了割地赔款事宜争了个不亦乐乎。
四十六章 隐蔽的战争
自从日本大本营御前会议之后，受到强烈指责的日本陆军情报机关就开始了针对冯华与义勇军的情报收集工作，并专门组建了“冯华特别行动本部”。
日本对中国进行间谍活动是从1872年9月开始的。日本留守内阁代理大藏卿西乡隆盛在征得外务卿副岛种臣和参议板垣退助的同意后，派遣部下池上四郎、武市正干和彭城中平到中国东北搜集情报。
在半年多时间里，他们化装成日本商人，从上海乘船经烟台到营口，然后往奉天“旅行”。当时清政府对他们的行踪感到可疑，始终派人尾随加以监视，并一再盘问他们来此的目的。他们总是以“看看有什么感兴趣的贸易，到贵国参观旅行来了”进行蒙骗。
尽管清政府对其行踪一直进行监视，他们还是获得了不少重要情报，如辽河几月几日开始封冻、何时人马可以在河上往来、何时解冻等等。此外，奉天省和邻近的吉林地区的地形、政治、军备、产业、交通和风俗习惯，以及俄国人在满洲的活动情况都在搜集之列。在他们的报告中说：满洲的常备军积弊日久，士兵怯懦，常备军几乎是徒具虚名，经过几年支那肯定土崩瓦解。
后来，桦山资纪和福岛九成分别深入到华南对台湾进行侦察活动，由于当时清政府警戒甚严而没有得手。不久之后，福岛又转成文职作为领事驻在福州，并扮作日本著名画家安田老山的弟子，再次潜入台湾。经过跋山涉水，实地勘测，他绘制了一张精密的台湾地图，日本侵略台湾使用的就是这张地图。
1894年夏季，日军参谋总长、陆军大将栖川宫炽仁亲王亲自召见刚刚回国述职的驻上海间谍头目根津一大尉，令他再次潜往中国，侦察北洋舰队的动向与实力，作临战准备。
与此同时，在天津的日本间谍石川伍一也在积极活动，他名义上是日本松昌洋行的职员，其实是一个老练的军事间谍。他1884年在上海，投到驻华武官海军大尉曾根俊虎门下，开始间谍生涯。之后与另一名日本间谍高桥谦结伴深入到江浙、两广和江西等13个省，进行情报调查。1886年两人经湖南到达汉口，归入荒尾精门下。此后两人进入四川，完成了有关四川的情报并附有详图。1893年石川来到天津，以洋行职员为掩护，进行间谍活动。
1894年2月，一个清军小头目来兑换英镑，伙计做不了主。石川心想，通过他可以打入军方，特准换与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