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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然后抵达广东曲江（韶关）时，却得到30箱财物在东江被劫的消息。
起因是一天，胡蝶漫步在桂林街头，猛然发现一家拍卖行内挂着一件自己的银狐皮大衣。在这家拍卖行中，她又发现了她上年拍摄《孔雀东南飞》时的戏装，以及其他贵重衣物，这些衣物可都是装了箱托付给杨惠敏了呀，怎么会出现在桂林街头的拍卖行中？胡蝶急忙向店主询问这些服装的来历，店主答道是从香港购回的。胡蝶马上意识到，她的行李出了问题，顿时花容失色，跌跌撞撞地赶回家里。30 余个箱子中装的是胡蝶前半生的几乎所有的积蓄，其中包括胡蝶精心积攒的各种首饰和宝物，她一生的影集和剧照，以及鎏金溢彩的莫斯科国际电影节纪念奖杯等。胡蝶一贯省俭，才置起如此家当，其中的高档服装一来是为了交际穿用，二来是拍电影时扮演富家小姐太太时穿用的，当年拍电影时角色的服装大多由饰演者自备。情况尚未十分明朗，胡蝶夫妇都心存侥幸，希望丢失的只是 30 余件中的一小部分。潘有声通过各种渠道很快查明，交由杨惠敏运送的全部行李均已丢失。这个消息对于胡蝶不啻为晴天霹雳，令她痛心疾首。事后胡蝶曾私下对朋友谈起当时的心情：“过去我虽有过一些心酸事儿，如和第一个丈夫（应是未婚夫――引者注）林雪怀的感情破裂，以及九？一八之夜，有人造谣说我和张学良将军在北平六国饭店跳舞等人身攻击，也没有这次伤心得厉害。”
胡蝶丢失大量财物的消息很快就传开了，重庆的报纸也报道了这一消息，并多为胡蝶惋惜和鸣不平。此时已先期抵达重庆的杨惠敏感到名誉攸关，事态严重，乃向新闻界发表声明：“我于香港沦陷后，曾秘密来往港八次，营救了二百多位要人和青年回国。代胡蝶运送的三十多件行李，要过东江时，因兵荒马乱，全部被劫，并非我拐骗私吞。”尽管杨惠敏坚称自身清白，但究竟是劫是骗，因无对证，终究无法说清。
觊觎胡蝶美貌的戴雨农插手侦破胡蝶财产被劫案，杨惠敏和其男友被带回重庆拷问并关押长达四年，直到戴雨农坠机身亡后才开释，但是到底怎么丢失的，到后来也没有确切定论。
杨惠敏后来在回忆那段不堪回首的日子时，感慨万分地说：“我是天天以泪洗面。流不尽的眼泪！我痛哭，我呼天，我祷告神明，因为，胡蝶把我毁了，她毁了我一生灿烂的前程！她杀死了一颗赤忱火热的爱国心，她侮辱了我冒险献旗给八百壮士的壮举，她以小人之心伤害了正人君子的自尊……我恨死这无知的演戏的女人！”（说实话，看到这样的话，笔者第一反应是鸡皮疙瘩掉满地，忒煽情，终于知道文艺腔是怎么来了。后来笔者看到相关于杨惠敏的视频，看到垂垂老矣的她谈到四行仓库献旗时卖力的说：“是我杨惠敏……”第一反应是关掉视频。有些事不需要自己诉说，正人君子不必自己封，赤忱火热的爱国心有时效性。笔者自然不怀疑献旗那一刻的赤胆忠心，但笔者更相信人性的复杂。）
当然这些都是后话了。宝珠醒来的时候，正是八百壮士退入租界的时候，因此，她是事后才在一张旧报纸上看到杨惠敏裹着国旗的行为秀。彼时，她正处于孕期的烦躁不安，报纸上这个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老气的女孩并没有给她带来太大的感动，让她懊恼的是国军从淞沪战场的撤退，这就意味着，她所在的上海真正成了孤岛，都中岌岌可危！心火随之一起，随手一扔，就把那报纸扔到了废纸堆里。
题外话：黄慕兰关于杨惠敏的回忆
黄慕兰，原名黄彰定，又名黄淑仪、黄定慧，出身于湘中名门，1926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于北伐前夕在武汉投奔革命，担任了汉口妇女部的部长。国共分流后不久，黄慕兰赴上海任*中央书记处秘书，兼机要交通员，并成为中央特科成员。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时，曾营救过周恩来、关向应等中央领导人。2011年7月9日，黄慕兰在杭州度过了105岁生日。
太平洋战争爆发当天，*中央分别致电周恩来、廖承志、潘汉年、刘少文等，指示与英、美等国建立广泛的真诚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撤退在香港的文化界人士和党的工作人员。周恩来两次致电廖承志，对撤退在港人员提出意见。在廖承志的主持下，研究决定，让刘少文留港负责转移工作。据统计，从当年12月至次年5月，分别从香港4个出口撤离的进步文化人士和*人士有800人之多，还接应了2000多名爱国青年回国参加抗日工作。
这时，杨惠敏也在香港从事秘密营救接运困滞香港的各界爱国人士的工作，把一批又一批的人员和物资从香港护送回大后方。10月间，志皋怕她在香港活动时间久了，难免会有暴露被捕的危险，就打电报秘密通知她即速回来，打算另行派遣工作队去接替她。可她却抱着“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态度，坚持要在香港冒险继续工作，要护送著名的“电影皇后”胡蝶夫妇一行及随身携带的大量行李，从香港到曲江再另行转道去重庆。11月的时候，胡蝶和她的丈夫潘有声已安全到达曲江。有一天，她突然前来找我们，说是她托交杨惠敏代为护运的大批“行李”在途中不见了，要陈志皋负责赔偿。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胡蝶交付杨惠敏护运的“行李”，竟有21件大箱大包。他们夫妻二人在逃难途中，哪会带这么多的行李呢？其实这些“行李”之中，只有几件是真正的行李，绝大部分都是帮会头子的阔太太们和国民党高官的小老婆托胡蝶捎带的高级走私物资，诸如后方紧缺昂贵的进口西药、化妆品等，这些东西在香港购买并不贵，如能运到重庆出售，是很受欢迎的畅销货，可以从中大获暴利。杨惠敏见要护运的行李太多，为了保证人员和货物的安全，决定把人与行李分开来走，结果人员虽然平安到达，但这批“行李”却因为太招人注意，被一帮土匪抢去了。当时，港九和珠江三角洲已经沦陷，就在沦陷区与广东后方地区交界的三岔路口，日军经常前来侵扰，也有我们党领导的东江游击队在活动，更有形形色色的土匪歹徒专门在这一带抢劫难民们的钱财。这批“行李”就是在这三岔路口被劫的。在胡蝶来访之前，我们已听取了护送的工作人员汇报，志皋早已发出电报，要有关人员在沿途设法追查。胡蝶可能因为别人托她捎带的货物在途中丢失，无法向对方交待，情急之下，说话很不客气，一口咬定要志皋负责赔偿。志皋也就不客气地回答她说：“我们振委会的工作人员冒着生命危险，是尽义务接运护送你们从沦陷区到大后方去的，又不是开保险公司的。你们的人员都已安全护送到了，行李在路上被土匪抢了去，怎么能叫我们赔偿呢？从法律责任上讲，我们也只有代为追查的责任，要我们赔偿是根本不可能的。”两个人唇枪舌剑针锋相对地吵了起来，当场就搞僵了。胡蝶见未能遂愿，就悻悻而去。过了一些日子，抢劫行李车的歹徒把这批货物运到桂林脱手，在市场上公开出卖。那些走私的西药等货物，是无法从中辨认其物主的。可是其中有一件是胡蝶自己穿的貂皮大衣，被辨认出是胡蝶的衣物，知道是赃物，但销赃的歹徒拿到钱后，早就溜了。被抢去的那批走私货物哪里还追得回来？社会上广为流传，她因代人捎带的货物被劫，在那些阔太太们面前大大地丢了脸，竟迁怒到我们头上。胡蝶到重庆后向军统特务头子戴笠告了状，说是我们包庇杨惠敏，“私通共产党的东江游击队”，抢劫了她的“行李”。于是，杨惠敏被捕入狱。这真是飞来横祸，天大的冤枉，而由此又“追查”到志皋和我，更是意外之灾。但是事后仔细分析，却也并不奇怪，想必是我和志皋在曲江以振委会的名义做了许多有利于加强国共两党团结抗日的工作，早就引起了国民党*顽固派、特别是军统特务们的注意和忌恨。我的重庆曾家岩之行，自然更加深了他们的猜疑，只是在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政治气候下，他们找不到借口，抓不住把柄，而苦于无法下手。如今正好借着胡蝶的告状，就可以“师出有名”地对我们下手了。所以，表面上看，我们是受到了杨惠敏的牵连，其实是军统方面“醉翁之意不在酒”，打击我们，中伤*，破坏团结抗日。杨惠敏这场冤枉官司，或因胡蝶诬告了她，也说不定还是因为我们的事而牵连了她，真是冤而又冤了！至于我们这场牢狱之灾，就军统特务方面而言，正所谓是恶毒诽谤嫁祸，藉此发作，挑拨国共合作发生矛盾的故技。
摘自《黄慕兰自传》
作者题外话：到底是怎么回事，真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但真相总只有一个。笔者这里的摘录不具倾向性。但通常情况下，笔者不喜欢看传记，那里面的人物伟大，光辉，不食人间烟火，只有优点，没有缺点，像仙子，唯独不像人。
第二百九十三章 这依赖如何是好
宝珠醒来以后，对嵯峨弘树的态度明显变了。这一点别说是嵯峨弘树，连宝珠自己都感觉到了。比如说下楼，从前，也就是没有发生白闯事件之前，宝珠每天会自己下楼，在院子里走一走。可是白闯事件之后，只有嵯峨弘树回来，陪着宝珠，宝珠才会离开自己的卧室。其余时间，连中饭也在卧室里解决，顶多开开窗，透透气，站在窗边往远处望一望。比如说愈发的沉默寡言，跟香子几乎不对话，有什么吩咐，写纸条。只有嵯峨弘树回来，她才肯开口跟他说说话。又比如说，入睡，自从白闯事件后，宝珠变得惊惧不安，入睡的过程对于她来说慢慢的变得困难，她开始害怕黑暗。直到有一天，嵯峨弘树推门而入，搬过椅子，坐在宝珠身边，拉着她的手，跟她絮叨些和战争无关的闲话，她才沉沉睡去。后来，不管宝珠承认也好，不承认也好，这成为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