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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你为什么被学校开除了？”
“那是因为我参加了抗日活动，但参加抗日活动并不等于参加了国民党，更不能等于参加了军统组织。”我父亲据理相争，“再说，那时提倡国共合作，共同抗日。”
我父亲终生不改的这种“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性格，最终在14年后要了他的命。
这时，马书记讲话了，他不紧不慢地说道：“今天是谈经济问题，而非别的，我看这样吧，这事先别急，还是让王世荫同志自己考虑一下吧。王世荫同志也是个老同志了，谅他会有个正确的认识。我们的政策呢，历来是不会冤枉一个好人，也不会放掉一个坏人……”
“我要见我爹！”我父亲当时吼了起来。
没想到马书记十分痛快地答应了我父亲的要求。书记表了态，其他人也就不便说什么了。
第五部分
第42章
只可错抓，不能错放（2）
消息很快传到崮下村，我奶奶哭了一夜，我爷爷沉默不语。第二天一大早，我爷爷急三火四地下了山。他始终坚信，他的儿子不会干这事的。
一见面，我父亲就嗷嗷大哭起来，趁着看守不注意，我父亲将事情的原委说了一遍，我爷爷立刻释然：“噢——原来如此。”
“爹，你说我该怎么办？”
我爷爷思忖良久，沉稳地说道：“无论如何不能咬出马书记来。因为当时就你两人在场，没人为你作证。马书记来个死活不认账，你也枉然。如此，还得罪了马书记，他再来个落井下石，你就彻底完了。现如今只有一个法，就是咬死不知道，因为同样没人证明你偷走了。事实上你也没偷。这样，最多是个保管不慎，落个无头案。这样，就保住了马书记，保住了马书记，就有希望保住你自己！”
“马书记老是装憨……”我父亲愤愤地说。
“孩子呀，能装憨的人是最聪明的。”
最后，我爷爷这样告诫我父亲：你就来个一问三不知，我在外边再找找马书记。
我爷爷当然要找他！不找他找谁呢？
我爷爷大大方方地提了几斤核桃去找马书记，到县委大院他的家里找的他，大白天的，刚吃过午饭，而且是逢人便问。所以，大院里几乎所有的人都知道了。
马书记及爱人格外地客气，又是递烟，又是泡茶，我爷爷一一谢过：“马书记呀，我今天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呀……”
“哪里哪里，我正想去山上看您呢。”
我爷爷不亢不卑：“这话我相信。这不，我这主动登门了。”
马书记又是一阵哈哈。
我爷爷继续说：“咱开门见山吧，世荫这孩子是你要来的，如今出事了，怪只怪他没经过什么历练。没什么社会经验。现在，能救他的只有你马书记，还望马书记……”
马书记连连说道：“唉，王老先生呀，这话还用说吗？咱们谁跟谁呀？世荫这孩子有文化，又聪明，将来一定会有前途。你放心，我会竭尽全力的。”
“好！”我爷爷又像是回到了当年的老鹰崮，“有马书记这句话，我就放心了。我相信马书记乃真君子，说到做到。在下我先谢了！”
马书记也连连拱手：“理当全力保护。嘿，小巩那里嘛，好说，我知道这里也掺杂了年轻人恋爱的因素，您放心。”
听了这话，我爷爷从骨子深处佩服马书记的城府老道和政治伎俩。最后又搁下一句话：“马书记想必是明白人。世荫万一有差错闪失，恐怕您这当……”
“打住，打住！”马书记不再让我爷爷说下去，“这儿我说了算，我是县委书记，王老先生恐怕还不知道这次运动的政策吧？叫只可错抓，不能错放。所以，我只好……哈哈……”
“只可错抓，不能错放……”我爷爷对这句话咀嚼了半天。
“哈哈……”最后，两个人全笑了。
。。。。。。
事情的结果是不了了之。这个不了了之是指没有被逮捕判刑。
马书记亲自对这个案子作了批示：没有证据证明王世荫同志贪污，此宝物极有可能被盗。建议加强对此类浮财的管理（以后就由银行统一保管了）。
但宝物毕竟是在我父亲手里被搞出的，我父亲受到了行政和党内处分：撤销办公室副主任职务，党内严重警告（那时还没有划分行政级别）。
正好国家开始掀起经济建设高潮，枣庄矿区急需大批干部，当时称之为“上企业”。我父亲就被调到了枣庄矿区。名义上说是支援工业建设，实际上还是“变相发配”。凡是调去的干部，大都是有点毛病和不足的。我父亲虽不愿去，但也是不得不去。
好在，一枝花李梅毅然决定同我父亲一块儿调往枣庄。这就给了我父亲极大的安慰。以后，他们两人在枣庄结婚，生下的第一个孩子就是我。所以，搞得枣庄成了我的第二故乡。
李梅的决定大大地伤了巩海峰的面子，他对我的父亲更加嫉恨在心，“文革”中的1967年，枣庄的造反派来沂蒙调查我父亲的问题，身为县革委副主任的他竟添油加醋，说我父亲曾参加过军统。正是这一结论，弄得我父亲至今下落不明。
我奶奶则以为枣庄是在中国的最南边，去枣庄又是“南下”，便急得光是哭，直到我爷爷说枣庄就在省内，不远，坐火车当天就到，这才不哭了。
当李梅第一次以儿媳妇的身份来山上看我爷爷奶奶时，我父亲悄悄地说，他仍没告诉李梅此次事件的实情，我爷爷用力地拍了拍他儿子的肩膀，用我们党内经常夸干部的那句话说：“王八羔子啊，你成熟了……”
第五部分
第43章
反右反右，鬼哭神愁（1）
恐怕谁都没有注意到1957年是农历的丁酉年，这一年又是鸡年。民间早有“鸡年难吉”的老话，故又有“丁酉丁酉，鸡鸣泪流，反右反右，鬼哭神愁”的说法。
但是，当年所打的55万名“右派”中，有一人记住了，他就是当年山东农业口的右派分子之一季风，即我爷爷上世纪30年代在家乡搞“乡村建设实验”时的老朋友。他是因为一个字而被打成的右派。
1990年春的一天，受我爷爷委托，我在济南东郊的燕山小区找到他时，已是耋耄之年的季风老人思路仍十分清晰，他滔滔不绝地跟我谈了一下午：“要不是您爷爷，我早完蛋了……还有那个小右派路琴……”
“您是说路琴阿姨……”这些故事我已听我爷爷讲过多遍。
“对对，我们还是常见面的，患难之交呀。”季风老人连连点头。
“我已经看望过她了，她也快退休了。”我急忙说，“我爷爷说了，马上就来济南住一段时间，来了就会来你们家的，他说一定要聚一聚。”
季风老人说：“来的时候什么都别带，就带些三龙潭的虾来就行……”
我一听就笑了：“季爷爷，您还没忘了用网打捞红虾的事吧。”
季风老人马上会心地笑了：“哈哈，这是我当年出的洋相啊，一晃都30多年了……”
。。。。。。
其实，我爷爷说，真的不是他事后诸葛亮。1957年那年，他也预感到要出事。因为我三奶奶及我小姑的坟头上的野独蒜又莫名其妙地发黄了。我爷爷一生不信这教那教，但却十分迷信，凡事常常讲预兆，有点什么事就十分过敏。1947年那年，这蒜也黄过，光长叶子不长蒜，那一年，国共两党在我们家乡打了几次大的恶仗，还闹了土改与还乡团。
知道野独蒜吗（也叫贼蒜）？这是一种爱在坟头上长的一种草类。根部只长一个独蒜头，大的有大拇指那么大，味道和大蒜一样。老乡们常常挖来调菜吃。同时，又有种说法，谁家的野独蒜长得旺，说明谁家的人丁就兴旺，家业就发达。
我爷爷是在去县里开政协会时，无意中碰到季风的。那个时候，已经是第二届政协了。建国前的参议员几乎全部进了政协，大部分都没有实际职务，只是领的工资不少，我爷爷就领97。46元，按内部的说法“相当于17级”，因为他的资历老。
那天，县委会议室里很热闹，县委马书记（此人不久后调地区任副专员）正在讲话，说讲话有点客气，实为训话，每训几句，还念一段毛泽东的《敦促杜聿明投降书》和《南京政府向何处去》。会议桌前围了十几个人，人人都低着头，面色难看，萎靡不振。在他们的后边，还放着些铺盖、行李等。我爷爷一问才知道是省里统一分下来的“右派”，县里劳动改造的，这些人要一直分到各村。
在没有发现季风前，首先引起我爷爷注意的倒是个小闺女“右派”，那闺女最多不过20岁，黄黄的脸，扎了两条小辫。说她是黄毛丫头吧，可她又像是个刚刚做了母亲的，因为她的两个乳房鼓得老高，胸前的花格上衣明显有被奶水浸透的水迹。她始终泪眼汪汪，隔不一会，就要在办公室一位女打字员的陪同下去厕所一趟。我爷爷天生的心善，便拉住打字员问：“这闺女怎么了？”
打字员小声告诉他，她不是个闺女了，是个六月大的孩子的母亲，是济南文化口的一个“右派”。因在哺乳期突然下放，奶涨，需要经常地挤挤奶。她哭是可怜家中的孩子没奶吃。
“真可怜……”我爷爷脱口而出。
“老政协，这话只能您说。”那打字员说完急忙溜了。
那时，人们称呼公家的人（拿工资，吃皇粮的），都习惯是姓氏加上职务或职业，如张书记、李县长、王记者、赵技术员。我爷爷是个政协委员，县里的人便称他为王政协，年轻点的便尊称他“老政协”。
“这个小闺女我要了……”我爷爷当即决定，将这位小母亲要到崮下村去。他刚一定下这一念头，心里又咯噔一下，怎么了？原来他看到了季风！
不错。是这老弟，还是当年那个样，只是胖了些，眼镜也换了，似乎还不如当年的气派。怎么？他也成了“右派”？嗯……随后我爷爷释然，是呀，不打他的“右派”，还打谁的“右派”呢？梁漱溟老先生解放后受批，韩复榘是个军阀……
还是那句老话，别看我爷爷身居山乡僻壤，但他有文化，有看报纸和听广播的习惯（这时资讯传播的途径又多了项广播）。所以，对国家的一些大政方针、时事要闻，他都能知道个八九。对于反�